“大环保”格局下牧区环境治理多元共治机制及优化路径--青海省杂多县垃圾处理的新模式

“大环保”格局是中国式环境治理的理念和进路,在牧区环境治理实践中,青海省杂多县探索了“1+N”的牧区垃圾处理新模式,这一模式经验反映出政府主导、部门协同、上下联动、社会参与的多元共治的环境治理机制及其积极治理成效。优化多元共治机制,需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全局导向,推进牧区环境治理的高质量发展,助力牧区的生态现代化建设。

建立职业病多元共治机制刻不容缓

当前,我国职业病危害日益显现、发病形势日益复杂。现实生活中存在把职业病过于泛化、过于专业化的理解,且存在职业病防治起步较晚、企业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劳动者职业病自我防护意识不足等问题。因此,防治职业病刻不容缓,当务之急是,建立健全政府、社会、企业用人单位和劳动从业者共同参与的多元共治机制。

慈善、扶贫、合作——农村弱势群体多元共治模式创新研究

受生理、能力、环境等因素影响,贫困地区农村弱势群体自我发展困难,容易发生极端贫困现象,是扶贫工作中的重点。社会慈善、农民合作与扶贫具有天然的密切联系,根据"第三方治理"理论将慈善机构、农民合作社引入扶贫事业中有利于提高扶贫工作效率、降低成本、提高扶贫的精准度。以农民扶贫合作社为载体的多元共治扶贫机制,针对欠发达地区农村老人、妇女、儿童、残疾人弱势群体的特征,以政府财政扶贫资金、慈善资金为启动经费,整合空心村内外部发展资源;以慈善机构为主提供人力资源支持,用农民合作的方式为贫困地区农村弱势群体提供整体扶贫方案,协助农村弱势群体政治、经济、社会地位的提高,推进"空心村"状态下的农村弱势群体整体脱贫。多元共治的扶贫机制是农村弱势群体扶贫模式的创新,体现多主体、多渠道、多种资源协调,是特惠扶贫与普惠扶贫、公平与效率的有机结合。

我国城市小区治理机制完善路径研究

小区治理作为城市治理的最后一百米,既是社会治理的切入点与落脚点,也是社会治理的重点与难点。当前涉小区治理的投诉与纠纷大量增多,究其原因,主要是城市小区业主自治力量、行政管理力量和市场化力量定位不清,协同机制不完善。在城市化进程加快的背景下,应进一步改革完善多元共治机制,强化党政引领支撑,突出业主自治主导,督促物业依规尽责,推动城市小区治理协同有序有效,让居民有更多、更直接的获得感。

我国环保约谈功能机制的反思与重构

环保约谈蕴含着命令型和协商型两类功能机制。命令型环保约谈的压力机制、责任机制、监督机制虽然契合环境规制面临的体制性、机制性和制度性困境,但容易导致“一刀切、运动式执法、权力俘获和数据造假”等负面后果。基于对协商型环保约谈的风险预防机制、商谈沟通机制、多元共治机制的应然分析,反思命令型环保约谈存在的保障机制不完善、共治机制不健全、程序机制不规范等制度缺陷。健全以明确环保约谈启动条件、推动环保约谈信息公开、创新环保约谈参与机制为内容的保障性机制,建构以环保社会组织、环境专家、公众及媒体等为主体的共治性机制,规范以环保约谈的系统性程序、协商性程序和救济性程序为核心的程序性机制。

珠海城市社区治理与建设路径研究

近年来,珠海城市社区治理与建设取得重要进展,社区面貌发生了较大变化,同时也面临不少问题与挑战。根据目前珠海城市社区治理与建设的现状,推进城市社区治理与建设的基本路径是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推进社区标准化建设,第二步是建成多元共治的城市社区治理体系。推进城市社区标准化建设,就是要统一规范城市社区建设标准,包括社区自治组织建设、社区文化建设、社区服务组织建设、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和社区环境建设等方面,都按照标准化的要求规划建设。创建"多元共治"的城市社区治理体系,就是以"多元共治"为主题,实行市场化运作和社会化治理,调动各方力量,创建多元主体、多元平台、多元服务和法制化的城市社区治理体系。

资源贫乏型乡村产业发展的演化机制研究——以陕西袁家村为例

推动资源贫乏型乡村实现产业兴旺,是衔接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路径。从袁家村的发展实践出发,可以提炼出资源贫乏型乡村实现产业兴旺的演化机制:在初创期,发现乡村隐形资源,通过社会关系汇聚资源并借助社会信任调动资源,建立社会资本共建机制,打造产业发展起点;在扩张期,深挖现有资源,借助资源重组和资源拼凑策略,建立多元合作共治机制,推动产业规模壮大;在成熟期,吸引增量资源,通过交叉持股打造利益共同体并借助三次分配平抑收入差距,建立股份合作共享机制,推动产业从扩张走向成熟。这一解释不仅为资源贫乏型乡村产业发展提供了新思路,也从理论上弥补了以往研究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