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医疗与文化整合:一个苗族移民群体的医疗实践

现代西医成为当前世界范围内主流的医疗模式,但其未能完全取代各种民间医疗手段,而是被一些民族群体整合到自身的多元医疗体系之中。分布在广东阳江的苗族移民综合运用仪式治疗、草医治疗和西医治疗等手段应对疾病问题,多元化的医疗手段相互补充并在实践层面和信仰层面实现文化整合。苗族移民多元医疗体系的形成,一方面源于人们疾病治疗的现实诉求,另一方面也是苗族人在多元文化交融下做出的文化整合策略。借助多元医疗体系,苗族移民群体有效化解了现代西医与民间医疗之间的冲突,同时也有助于他们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做出文化整合。

国家、鬼神、偏方:多元医疗实践的正当性来源——肾结石病在官南寨

官南寨寨民应对肾结石病的案例为我们提供了考察不同医疗实践的正当性基础的可能。现代医疗、鬼神巫术与民间偏方治疗肾结石病的过程中,"国家"权威与"科学"的紧密勾连构成了现代医疗的正当性的来源;民间医生精细地区分了"不科学的"与"不是科学"两种概念,以避免失去正当性;而鬼神巫术则仍可以在本地社会文化结构中找到正当性基础。

仪式治疗困境与多元医疗体系的建构——以凉山彝族“斯色那”治疗实践为例

仪式治疗是传统彝族社会面对疾病时的主要医疗选择,这不仅是一种地方文化、信仰的实践方式,还涉及当地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医疗资源的分配、现代医学知识的普及等复杂问题。“巫医”结合是彝族“斯色那”治疗实践的主要方式,但目前面临着仪式简化、本土植物药知识失传、毕摩文化无人可传等困境。随着国家力量的介入,特别是“精准扶贫”“乡村振兴”等各类政策在彝区落地,现代医疗资源和医学知识不断向彝族乡村输送,当地人在面对身体危机时逐渐从注重仪式转变为“求医”为先,构建出以现代医学为中心以及中医、彝医、仪式治疗为辅助的多元医疗体系。

多元医疗体系下的健康精准帮扶研究--以云南凤庆为例

本研究以在云南凤庆县的田野调查为基础,探索当地疾病谱系背后的社会历史影响因素和多元文化下的多元医疗体系,以及特殊身体观和医药观如何影响人们的就医选择,从社会文化的角度重新审视当地健康精准扶贫"扶不准"和"扶不好"的现状。并尝试从当地人的视角出发,检验当地健康精准扶贫政策的效果,探讨如何在多元医疗体系并存的现实格局下改进民族地区的健康精准扶贫工作,斩断从"贫困"到"疾病"再从"疾病"到"贫困"的发生链。

多元医疗的并存:医疗保健系统中的传统性与现代性

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历来是现代化的重要议题,这个议题在医疗卫生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美国伊利诺伊大学人类学家刘小幸博士的专著《彝族医疗保健--一个观察巫术和科学的窗口》,从医学人类学的角度对两个彝族地区的医疗实践和当地医疗体系的实际运作进行了非常丰富而又细致的描述和分析,充分展示了人类社会中医疗体系的多元性以及传统医疗与专业医疗之间关系的复杂性,为医学人类学研究及我国当下的医改提供了重要启示。

多元医疗背景下藏族民众择医实践的人类学分析--以甘孜藏族自治州C村为例

择医实践是指当一个人感到不适,为了证实是否有疾病和为了减少疾痛为目的寻求帮助的行为,是医学人类学研究主要课题之一。由于社会文化背景、地理条件等因素,藏族聚居地区医疗模式显现出多元共存,与之对应,当地民众的择医实践也呈现出一种多元状态。正是由于人们多元择医实践的诉求、固守与调适,才推进着多元医疗模式在发展中适应区域群体的文化变迁、需求改变而日趋完善,由此医疗模式与择医实践形成了互动、互构关系。

整体主义视角下的凉山彝族多元医疗体系初探

疾病是个体生命历程中无法回避的话题,在疾病的治疗实践中,凉山彝族有着集合了西医治疗、中医疗法、毕摩苏尼仪式治疗、个体经验疗法的多元医疗体系,病患及其家庭可根据自身的病情来选择具体的治疗实践。将凉山彝族的多元医疗体系置于整体主义视角下进行分析研究表明,对文化的集体认同、多种医疗方式的兴起、物质条件的改善是凉山彝族多元医疗体系形成的主导因素。

女性不孕的多元医疗实践及其文化逻辑--基于广西富川瑶族自治县的田野调查

本文基于广西富川瑶族自治县的田野调查,聚焦女性不孕这一特殊病痛,探讨女性不孕的多元医疗实践及其背后的文化逻辑。生育不仅是家庭生命链条的延续,也是女性性别角色和人生意义的彰显。不孕意味着“与众不同”,它使女性的自我认同感降低、社会关系受损、婚姻关系炭炭可危,因此追求生育的成功成为许多不孕女性生活的重心。在当地女性不孕的多元医疗实践中,辅助生殖技术克服身体上的“障碍”,中医治疗调节身体的平衡,仪式治疗缓解心理上的压力,三者相辅相成,最终促成生育的成功。

乡土世界的多元医疗实践:细读《菊英的出嫁》

《菊英的出嫁》是现代文学疫病书写中较少受关注的一篇小说,现有讨论往往在中西对立框架中强调它对传统社会的批判。笔者尝试结合人类学和历史学的知识脉络来破解文本中的病亡叙述,考察菊英从生病、求医到病亡的整个过程,并参照1920年代的其他疫病书写作品进行对比讨论,以探究这篇作品的独到之处。小说从底层乡民的视角描绘一位母亲倾尽全力运用她生活世界里所有可能的医疗资源去救治女儿的过程,描摹出浙东新旧混杂的生活世界和乡民的实践逻辑,呈现了民间土方、鬼神菩萨、中医和西医四种医疗资源相互混杂、补充、竞争的多元状态。《菊英的出嫁》取径独特,凸显了乡民形象、实践和生活的复杂性,突破了迷信一科学的二元对立意象。

医学人类学视角下侗族村落多元化医疗模式研究

侗族村寨中多元医疗模式的形成与共存是医学人类学研究内容之一。侗族村寨多元化医疗体系包括传统医学、宗教巫术和现代医学在侗族文化中的交融与互补。在文化“主位”“客位”分析下,阐释了多元医疗模式的文化合理性,展示了文化内部的自给自足和对外部知识的开放接纳。从文化功能、文化自资的角度审视,发现多元医疗模式不仅提供全面的健康保障,而且强化社会凝聚、文化传承和身份认同。研究揭示了侗族村寨多元医疗模式的必然性,体现了社区对自身文化、自然环境和现代社会的深刻理解,为跨文化医学的理论与实践提供了丰富的经验范本。

多元医疗的行动者网络——以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布拖县为例

长期以来,以传统彝医药、生物医学与现代中药为代表的“药解”,以及以仪式治疗为代表的“神解”,共同构成了凉山彝族“神药两解”的多元医疗体系。通过对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布拖县所展开的人类学田野调查,本文借助行动者网络的对称性原则,试图对称化考量“疾病—人”的关系样态,建立一个超越以人为中心的分析框架,探析多元医疗体系的内部差异与微观运作模式。本文重点阐释了多元医疗内部的异质性。“治病”的过程本质是调解疾病—人关系的过程,是核心行动者领衔并调动多元医疗行动者网络中治病之药、治病之术以及治病之物,以实现与疾病达致平衡状态的行动过程。同时本文跟随当地村民的治病行动过程,以关系性的视角重新厘清凉山彝族多元医疗网络中的行动者及其动态行动轨迹。凉山彝族多元医疗的行动者网络表明,一方面,多元医疗的治病过程是人与非人、神解与药解、历史与当下等各种关系相互缠绕、不断生成的过程性行动。正是这一系列异质性行动扭合为一种关联性的存在模式,最终成为凉山彝族多元医疗行动者网络。另一方面,多元医疗行动者网络具有本体论、认知论以及方法论的三重意涵,为后续进一步深挖多元医疗的异质性提供了可供参考的研究视角以及对话的可能。

基于中医药学管理的肿瘤多元医疗服务模式探究

目的:探讨基于中医药学管理在内的肿瘤多元医疗服务模式的优势。方法:选择2022年医院肿瘤科收治的90例患者为研究对象,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45例。对照组采用现代医学肿瘤疾病医疗服务模式,观察组采用包括中医药学管理在内的肿瘤疾病医疗服务体系多元管理。比较两组综合管理效果、患者自我护理技能评价。结果:观察组患者报告结局、生命质量、临床受益疗效、疾病相关症状改善、病理/生化等辅助指标评分均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患者自我护理技能、自我责任感、自我概念、健康知识水平评分及自我护理能力量表总分均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结论:中医药学管理肿瘤疾病医疗服务体系的多元组织协同机制,不仅可以提高治疗的准确性和有效性,促进患者早期诊断和治疗,而且还能为患者提供优质的多重综合服务,有助于提升患者综合管理效果、患者自我护理技能。

治疗的整体性:多元医疗的再思考——基于一个彝族村落的考察

小凉山彝族地区多元医疗体系下的治疗实践表明,传统、现代及民间三个不同层次的治疗方式在患者的实际生活中发挥着不同层次的实际效用,主导着病患从身体到心理再到社会的多方面的重新整合过程,由此所构成的多元医疗体系的整体性才是其存在的真正意义所在。

多元医疗:一个侗族村寨的个案研究

自20世纪70年代初莱斯利提出"多元医疗"概念以来,学界的相关研究在不断深入。基于一个侗族村寨的鲜活案例,本文试图呈现多元医疗本身复杂的运行状态,回归多元医疗研究的基础性问题。案例表明,多元医疗不同体系的发展前景处于不断变动之中;多元医疗不同体系之间处于互补共生的状态,这种互补共生与当地的疾病分类具有动态契合性;多元医疗同一体系内部表现为相互竞争的状态,这种竞争依赖于乡土人情社会中日常医患关系的维系。多元医疗的现实运行,是当代乡土人情社会的一种折射,为多元医疗理论研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视角。

疾病认知与应对的调适路径探析--甘南那吾镇妇女的多元医疗实践

国民健康的维护是个人与国家共同追求的民生目标。健康的社会治理需要多元主体发挥各自的作用并协调合作。政府政策的主导作用非常关键,而在个人自我治理层面,则需要民众在健康治理政策落实过程中充分发挥能动性。本文以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那吾镇的妇女为例,分析其疾病认知与应对策略,探讨其不断发展的健康维护能力。研究表明,随着当地现代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她们的疾病认知日趋理性化,应对策略日趋多元化,源于地方性知识的疾病认知与应对策略是其健康自我治理意识与能力的体现。因此,我们需要在中华民族医疗文化知识的整体格局中去研究地方性知识对疾病认知与应对策略的影响。这样我们就能合理认识人们的自我调适能力,探索提升民族地区健康维护和健康扶贫整体效果的路径。

多元医疗及其整合机制——以青海互助县一个土族村落为例

基于在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某村落的田野调查,本文发现当地存在西方医疗、中医藏医和本土性仪式性医疗三种医疗体系。在日常实践中,这三者在不同情形下被分别、先后或同时使用。当地村民在生病时基于文化背景通过反思自己的患病经历和体验,在认知上整合西医或中医藏医与本土性仪式性治疗;中医藏医和本土性仪式性医疗的治疗者通过"分工"和"跨界"为村民提供混合治疗方案,由此实现对多种医疗体系的功能整合;西方医疗中病人和治疗者之间较远的"社会距离"使得村民在病情不严重的情况下倾向于选择"社会距离"较小的本土性仪式性治疗和中医藏医治疗。三种医疗体系在广义的医患关系层面上存在分化,为村民提供了多种医疗选择的可能。

多元医疗的女性实践--基于凉山布拖彝族的田野调查

基于凉山布拖彝族的田野调查,本文以女性的主位视角对多元医疗的女性实践进行了深入揭示:凉山彝族女性有着不同于男性的疾病认知与分类;在治病实践中,凉山彝族女性发展出了一套与主观疾病分类动态契合的“择病而治”的治病策略,并据此形成了以家为中心、追求家庭效用最大化的治病逻辑;当地彝族女性的多元医疗实践,是一个囊括了不同疾病分类、多样医疗方式、灵活治病策略及多重治病诉求的整体关联过程。多元医疗的性别维度,为多元医疗后续研究提供了可供对话的新视角。

疾病认知、治疗实践与乡村医疗空间生产

疾病认知经历了从文化问题到社会问题,再到医学问题的人类境遇转型,即伴随疾病谱系的变化,医学人类学从对小型社区初级卫生保健问题开始转向全球化健康问题的探讨;而在农村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背景下,从乡村医疗卫生制度的变革、建立在不同病患观念上的医疗保健行为到乡村民间信仰,通过细致入微的分析,具体到患者疾痛叙事、医患关系,在文化多样性层面呈现出了更为日常细微的乡村治疗图景。在当前中国社会大背景下,如何更好地利用传统性因素,推进乡村医疗卫生服务模式可持续、良性发展,满足人们对健康生活的期盼,如此才是实现"健康中国"战略的核心要义。

医疗民族音乐学

美国民族音乐学家本杰明·科恩提出医疗民族音乐学,旨在突破西方生物医学中心论来探讨音乐、医疗与文化之间的关系。西方学者早期从世界各地的民族医学个案调查中总结经验与方法,将研究结果转为学术导向,逐步从理论走向应用,运用至现代社会的疾病治疗,起到补充和替代生物医学作用。在中国,医疗民族音乐学经历了10余年的发展,对其学科理论、研究范畴、社会价值仍处于尝试与探索阶段,目前研究较多集中在对少数民族信仰仪式中的治疗领域。文章从词源概念界、学科指向切入,并梳理中西方的学科发展脉络,对完善民族音乐学的学科体系、建立中国医疗民族音乐学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企业退休职工的医疗选择与社区补救——基于兰州大型国企的田野调查

以兰州市大型国企万里厂为例,通过对低收入退休职工生活实践的调查和描述,展示了草根平民疾患、治疗及健康维护的观念以及抵御疾病的民间方式。这些方式不但为退休职工维护健康提供了多样性选择,而且也对医疗保障体制的制度性缺陷有很好的补救参照,具有积极的社会效应。同时,有助于我们从医学人类学的角度更好地理解多元医疗体系的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