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研发促进“中国制造”全球价值链跃迁了吗?——来自出口质量视角多元协整分析的新证据

全球价值链绿色化、低碳化发展趋势下,如何破局“中国制造”长期“嵌入”而非“主导”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环节是我国贸易高质量发展面临的现实问题。文章以出口质量为切入点,基于WIOD发布的世界投入产出数据与中国制造业面板数据,借助多元协整分析、ECM模型及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实证分析绿色研发对“中国制造”全球价值链跃迁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绿色研发短期内不利于“中国制造”全球价值链跃迁,而在长期中绿色研发与“中国制造”全球价值链跃迁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出口产品质量是绿色研发促进“中国制造”全球价值链跃迁的重要传导机制,相比于低强度研发投入制造行业,绿色研发对高强度研发行业的全球价值链跃迁产生了更显著的促进作用;进一步借助非线性门槛协整模型发现,绿色研发与“中国制造”全球价值链跃迁呈U型关系,仅有绿色研发强度突破“门槛值”才有利于激发“中国制造”全球价值链跃迁,且在不同门槛区间内二者关系从“短期波动”向“长期均衡”调整的速度和方向存在显著差异。据此,应稳步提升绿色研发投入水平、完善相关研发政策并以“质量为先”为突破口实现“中国制造”全球价值链跃迁。

金融支持对农村经济发展影响的实证分析

文章利用典型相关分析和多元协整分析对1990—2010年我国对农村的金融支持力度与农村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农村经济增长与国家对农业生产的支出及金融机构的信贷支持有显著的正相关性。国家财政对农村基本建设以及科技三项的支持力度不够,这两项指标对农村经济发展有抑制作用。我国农村市场依然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其对农村经济的促进作用依然较小,国家金融支持结构有待进一步优化,基于上述结论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中国金融体系与经济增长——基于2001年-2010年中国数据的实证分析

文章采用2001年至2010年的季度数据对我国银行体系、股票市场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Grange因果检验和过度识别条件约束下的多元协整向量分析。结果表明,股票市场的资本化率指标与经济增长指标之间存在单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即股市规模单向促进了经济的增长;银行部门与经济增长指标之间存在双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且相关关系为正。多元协整分析结果显示银行体系、股票市场的规模与经济增长在长期呈正相关关系,股市波动与经济增长呈负相关关系;其中,银行体系对经济增长的权重最大,表明我国的金融市场是以银行体系为主导;此外股市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综合表现来看其"经济晴雨表"的功能已经开始有所体现。

引入调节变量的入境旅游对消费物价影响分析——基于19991999～2014年香港季度数据的实证研究

引入调节变量,采用香港1999～2014年的季度统计数据建立一个新实证模型,利用Pearson相关性分析方法、计量经济学非平稳数据分析方法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方法系统分析了入境旅游、经济增长和消费物价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1入境旅游、经济增长和消费物价之间存在相关性和稳定的长期均衡关系;入境旅游对消费物价的带动性高于经济增长。2入境旅游与消费物价、经济增长和消费物价、入境旅游和经济增长之间都存在单向Granger因果关系,入境旅游发展必然带动经济增长并影响消费物价。3入境旅游对消费物价产生影响的原因主要是入境游客规模扩大和结构单一;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影响当地底层民众生活品质、损害当地旅游形象和主客感情;对策主要为拓展入境旅游类型并使旅游发展红利惠及底层民众。

汇率变动与中国境外直接投资的关系研究

近年来,中国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双顺差"持续扩大,国际间贸易摩擦进一步加剧,人民币面临较大的升值压力。在这种背景下,鼓励企业发展境外直接投资(ODI),有利于解决流动性过剩,平衡国内外经济,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从国内已有的研究文献看,很少有人研究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中国境外直接投资的影响,较多的研究集中在汇率变动对外商直接投资(FDI)流入的影响。实际上,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研究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中国境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对中国经济政策制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也是投资理论界应该关注的重点之一。

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与国际直接投资流入的关系研究——基于中美与中日之间季度数据的实证

本文采用多元协整的研究方法比较分析了人民币实际汇率变动与中美、中日之间国际直接投资流人的关系。结果发现，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对美、日两国投资资金流人中国的影响是不一致的。对中美而言，无论长期还是短期，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与美国流人中国的直接投资不存在因果关系。而人民币实际汇率与日本流人中国的直接投资之间互为因果关系，具有轻微的J曲线效应。导致这种影响差异性的一个可能合理的解释在于，日本跨国公司大都是市场导向型的；而美国公司成本导向型与市场导向型并重。因此，从汇率与外资政策两个层面考虑，本文认为建立调节国际收支的市场机制与实行提幅增频双向浮动的汇率政策是基础，增加市场导向性公司准人是平衡人民币升值对国际直接投资负面影响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