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职业教育的多元合作治理格局探析

澳大利亚职业教育形成了政府、行业、教育机构和社会多元治理的格局,善治理念在此得到较充分体现。政府为多元合作提供了制度架构,民主的教育行政体制提供了参与平台,对教育公共性的共识奠定了合作基础,互益和互惠为多元角色的参与提供了动力。这种治理机制对我国职业教育具有借鉴意义。

公共危机中的多元合作治理：政府再造的制度选择

如何规避、减少风险以及应对危机是个人、组织、国家和社会维持存续与发展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不同的行为主体对风险、危机的判断、认知、预期以及态度不尽相同，决定了他们在危机情形下的不同选择。而诸层面上的多元选择集合了在不同社会背号下的不同组合形式，又构成了现代公共危机治理形态的多样性并产生了不同的治理绩效。政府再造理论为优化我国公共危机中多元合作治理模式、提高公共危机治理绩效提供理论基石和实践指导。

新时代党建引领城镇老旧社区 多元合作治理的优势与创新路径

新时代,党建引领城镇老旧社区多元合作治理,为适应现代化城市建设新要求、谱写基层治理共同体新篇章、立足社区内涵式发展新起点提供了目标指引和质量保障。目前,我国社区建设正处于从增量拓展向存量规划的过渡阶段,应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多元合作治理的优势,以宜居型社区为中心、以重建治理共同体为目标、以完善治理后管理机制为抓手,通过扩充城镇老旧社区治理资本、构建多元合作治理支持系统、加强城镇老旧社区整体性治理的方式探寻其可持续创新路径。

基于多元合作治理的城市新建住宅质量管理体制探析

由于住宅产品特质与我国在城市住宅建设中形成的体制性原因,各地新建住宅质量问题层出不穷,有关新建住宅质量问题的消费者投诉也呈上升趋势,对现行新建住宅质量管理体制进行反思与重构势在必行。本文基于多元合作治理的视角,结合我国新建住宅质量管理体制发展沿革,分析现行住宅交付前后各相关主体的质量责任与义务及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构建我国城市新建住宅质量管理体制创新的政策建议。

秭归“幸福村落”治理模式探析——基于“乡贤+三治”融合的视角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在社会急剧转型与经济快速发展时期,为有效应对乡村发展困境,各地积极探索创新乡村治理模式。湖北秭归的“幸福村落”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的同时也存在诸多问题,近年来兴起的以浙江桐乡为代表的“乡贤+三治”融合模式为秭归“幸福村落”建设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经验借鉴。该文在对秭归“幸福村落”建设现状、成效及存在的问题分析的基础上,借鉴“乡贤+三治”融合治理模式的经验,对秭归“幸福村落”治理模式提出优化落实治理主体参与乡村治理,推动自治组织的组织化运作,用好柔性力量以及动态监控实施效果,确保基层治理机制长期有效运转的优化路径。

京津冀大气污染防治中的合作治理探究

自从2020年9月我国面向世界提出应对气候变化的“双碳”目标之后,在原有各省市地区环保、低碳、新能源技术发展体系框架之上,正式加快了“双碳”时代的开启与过渡。至此,也意味着从中央到各地方,对各地区的大气污染防治提出了更高层次、高严格的控制标准。在京津冀地区,当地综合考虑到大气污染的复杂性、区域性等特点,所以也更全面认识到了单一治理早已不能满足新时期的大气污染治理需要。协同合作治理、多元主体合作治理是大势所趋,并且在我国部分沿海城市地区也拥有了较为成熟的经验模式可以适当借鉴。鉴于此,本文重点立足京津冀大气污染防治现状,从法规、行业标准、排污权等相关制度体系的完善建设层面,提出一些建议对策。

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河北省大气污染多元主体合作治理模式研究

大气污染治理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内容,河北省的作用尤为关键。文章认为:京津冀在大气污染防治方面缺乏有效协调,地方政府官员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企业生产经营理念落后,非政府组织依然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和公众环保参与程度较低。文章建立了多元主体合作治理模型,阐释了各主体功能以及多元主体合作治理模式中各主体的协同运行机理,通过各主体的通力合作解决大气污染问题,对完善环境保护立法、充分发挥第三方大气污染治理机构的作用、建立绿色政绩考核指标体系和建立长效生态补偿机制提出了建议。

老旧社区治理的社会学干预——以“新清河实验”为例

社会学干预介入城乡社区治理是近现代以来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使命,其中1920年代开展的旨在提升镇村治理水平的“清河实验”在社会学界影响深远。2014年,清华大学等机构学者启动了“新清河实验”以探索转型时我国不同社区类型的治理模式。以“新清河实验”的实验地点之一W社区治理为例,从治理主体、治理方式、影响因素三个方面进行社会学干预理论框架设计,展示社会学干预推动老旧社区治理的过程及实现路径,以期优化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形塑新型社区关系。

长三角一体化背景下的地方政府治理

长三角一体化是长江三角洲区域发展的一体化,它几乎涵盖了一市三省的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建设等各个领域和方面,具有行政主导、追求多方位和高质量发展等特征。长三角一体化战略的实施对于提升长三角区域经济增长的质量和国际竞争力、完善我国改革开放的空间布局、建设现代化的经济体系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长三角一体化的进程中,地方政府需要发挥统筹规划、综合协调,互通有无、信息共享,招揽人才、互流共进,统一规范、制度保障等功能。然而,由于受传统管理理念的束缚、现行管理体制的制约、发展水平和条件的差距以及地方自身利益的桎梏,长三角区域地方政府的治理面临诸多挑战和困境。为此,各级地方政府须从自我治理与合作治理两个不同层面,创新地方治理的体制机制和管理方式,推动长三角区域经济和社会的一体化发展。

论我国西部新农村治理模式的选择与发展

新农村治理模式是在我国新农村建设背景下,为实现良好的农村治理而选择的多元治理主体的权力与权利结构、互动合作治理体制机制和治理方式,其基本价值选择需要从农村现代化来确立。西部新农村治理模式包括行政主导式、村民自治式、能人导向式和民主协商式等四种类型。实现西部农村善治的现实选择,是将这几种类型切实地进行有机结合。推进西部新农村治理模式发展的基本路径包括:增强多元主体合作治理功能,完善合作治理体制机制,创新合作治理方式,优化合作治理环境。

安全生产治理中的道德风险及其法律防范

由于社会主体天然的自利性,社会治理体系常有内生性道德风险。在对我国安全生产治理体系进行结构性分析和对安全生产重要法律制度进行规范性分析的基础上,发现我国安全生产相关利益主体权、责、利配置不均衡,立法考量不周,执法不严等问题会致生逆向选择、“盲井犯罪”等道德风险。通过健全安全治理体制、转向多元合作的安全生产治理模式、完善事故调查与工伤赔偿法律制度、预先评估立法与执法可能导致的负面效应等措施,从基础和源头上防范安全治理中的道德风险问题。

民主抑或公平:政治研究的人本价值选择

政治研究需要坚守价值取向,不可能做到"价值中立"或者"价值祛除",而且,政治的人本价值是政治研究价值取向的最高表现,政治对人的多重利益性决定了政治价值的多样性,因此,从人的政治主体性结构可以演绎出政治的人本价值系谱。政治研究不仅要坚持"民主政治学"以追求"权力民主化",更要注重"公平政治学"以追求"利益公平化",公平则是比民主更高位的人本政治价值。在中国政治学界,要探求政治(学)的公平价值,就需要从"政治平等"研究转化为"政治公平"研究,既要探讨政治结构的公平体系,也要研究社会公平的政治促进功能及其实现机制。在当今的中国,更需要进一步探讨共产党领导和政府主导的多元合作治理,探寻以国家公平治理推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途径和制度机制。

简论美国经验对我国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启示——以四个基本问题看我国《土壤污染防治法(草案)》

肇始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并经过八十余年发展、迄今已相对完善的美国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理应对我国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具有比较法上的借鉴意义。我国《土壤污染防治法》应重点考虑四个基本问题:其一,应当强化"多元共治"理念,明确厘清中央与地方政府、各部门之间以及政府与社会公众之间的治理角色与互动关系;其二,重新审视"公权力不得处分原则"并采纳秉承法律实用主义理念的美国执法和解制度,以确保早日排除危害或控制风险,并及时且有效地修复污染地块;其三,应以严格责任为归责原则,就责任主体、主体间关系和免责事由等内容作明确规定,并防止责任"向地方政府逃逸";其四,以严格责任为基础,着力构筑强制性土壤污染责任保险与"超级基金"相衔接的制度体系,以实现全面填补土壤污染损害的制度目的。

政府职能的进化:逻辑与历史统一的维度

政府作为社会治理的核心主体,其职能是伴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进化提升的。在后工业社会,政府职能将发生根本性的进化,即政府的服务职能将取代其管理职能而占据主导地位,并逐渐实现政府职能的全方位服务化,导致人类社会新的政府类型——服务型政府的诞生。这种变化既是政府对于人类在经过了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的历史之后所迎来的后工业社会的积极回应,又是政府职能结构按照"统治型—管理型—服务型"的内在逻辑必然的进化发展。与前工业社会盛行的"权治"相适应的是"统治型治理范式",与工业社会盛行的"法治"相适应的是"管理型治理范式",与后工业社会日渐凸显的"德治"相适应的必然是"服务型治理范式"。统治型或管理型治理范式的唯一承载者是政府,但后工业社会承载服务型治理范式的主体演变为多元化网络结构,处于其核心地位的职能全方位服务化的政府将与非政府组织及其他社会自治力量合作,担负起服务于社会发展和公共利益的职责与使命,从而使人类享受到幸福快乐的美满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