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治久安目标下南疆农村多元权威的整合

任何一种社会统治形式或治理方式都需要一定权威力量的维护,社会稳定与长治久安目标的实现更离不开权威主体的努力。在当前我国社会转型的关键期,传统与现代交织,南疆农村基层社会受到各种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冲击,多元权威力量客观存在,这对南疆农村既发挥了积极作用,也产生了消极影响。如何趋利避害,形成以基层党委政府主导,多元权威的良性发展与整合,是实现南疆农村基层有效治理、维护南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重点所在。

村庄权威与秩序——多元权威的乡村治理

本文通过对当前乡村秩序维持的关键性因素、乡村权威整合的途径与可能性、村民自治的行政嵌入性与村庄内生性以及乡村社会组织中的乡村秩序如何可能等关联问题的探讨,试图从中厘清乡村秩序与权威、乡村民主与权威以及乡村秩序与村庄组织等几组乡村社会场域中所存在的特定关系,最终指出,乡村权威与秩序的维持仍然需要依赖乡村中存在的多元的权威及其内在规则,并进一步点明这一维持需以"推进农民组织建设"为着力点,从创新农村社会组织形式、重构农民组织体系、加强农民组织的自身建设以及发挥宗教组织等非正式组织在农村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等方面展开,以此实现农民自治组织对乡村的治理和控制,同时也帮助自治组织逐渐应对日益严峻的自身改革压力。

X村村治秩序的权威基础分析

本文试从权威的视角,以山东X村为个案,分析了影响X村村庄秩序的几种变量:小亲族、把兄弟、村庄精英、庄外的庄里人和体制权力,这些变量相应塑造了 X村的多元权威,X村村庄的现有平和秩序正是由于多元权威的相互博弈而形成。

法治、国家与治理能力

法治是现代国家的基本治理能力。在中国,无论是作为执政党的执政目标还是作为宪法的规范内容,法治国家都已经获得明确的政治基础和法律地位。作为现代国家治理能力的法治,最为关键的是两个方面的关系界定,其一是在多元社会中法律权威与包括政治权威在内的其他社会权威之间的关系;其二是国家权力与个人自由之间的关系。在中国的法治国家建设进程中,一方面须梳理澄清法治之基本要素,避免法治观念之混乱模糊,以形成更为具体的社会共识,另一方面为避免法治流于空洞,则须从制度机制上保障法治治理能力的落实。

论习惯法存在和发展的社会原因

习惯法是与国家制定法相对应的一个法学概念,它产生于制定法之前,是一种古老的法文化,但在如今的现实生活中它与制定法一道并行不悖的发挥着作用,它为什么具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笔者拟从社会学的角度,寻求其中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