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生态与后人类美学

近几年来,有关后人类的言说已经变得蔚为大观。在这个过程中,新物质主义的兴起起到了重要作用。它引导学者由迷恋语言转向重视物质,继而回归身体与生活世界。虽然生态理论大家海瑟曾于2008年宣告“后身体”时代已经来临,但这个回归的过程非但没有终止,而且形成了延续至今的精神轨迹。从某种意义上说,后人类美学必然落实到身体的维度。恰如哈拉维在《赛博格宣言》中指出的那样,有机体与机器将结合为我们通常所说的后人类,而这意味着承认人是一种身体性存在。正是由于意识到了这个事实,物质生态女性主义者阿莱默将赛博格视为人类、机器、自然(尤其是动物)的混合体。随着生命-机器和人类-动物的界限被跨越,一种加强版的身体美学和生态美学已经出现,支撑着正在生成中的后人类美学。在由此形成的视域中,生态学和身体学形成了相互通达的关系。从生态学的观点出发审视后人类美学,我们会重新发现身体的意义。可以说,从身体出发的理论建构具有双重的作用:既证明了生态文化的合法性,又解构了曾经流行的超人主义。无论人获得怎样的强化,她/他都是身体性存在,都依赖生态环境和技术体系。从这个角度看,真正后人类的后人类美学必然呈现人类-自然-机器的交互主体性,最终体现多元物种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