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政策视野下毒品犯罪多元立法模式之提倡

我国当前的毒品犯罪立法模式采取的是统一刑法典的立法模式,具有立法的体系性、独立性、模糊性的特点。然而,这一立法模式与综合治理的刑事政策的要求不符,难以发挥非刑法治理手段的功能,反而将使得刑法一家独大、重刑运用过多,且与其他治理手段的衔接不畅;这一立法模式也难以应对当下活跃的毒品犯罪态势,不论是刑法解释还是补充立法,都有损刑法典的明确性、稳定性、体系性。为此,构建毒品犯罪的多元立法模式,发挥单行刑法、附属刑法的作用,是我国毒品犯罪治理的应然选择。

法典化语境下刑事立法的理性与抉择——刑法多元立法模式的再倡导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颁布并不意味着我国刑法再法典化也应当沿袭其法典编纂的成功经验而采取单一法典模式,而是要保持理性,并清醒地认识到民法典编纂与刑法再法典化所存在的差异,选择最符合时代发展需要的立法模式。自1997年《刑法》修订以来,随着社会发展的不断加速,单一刑法典所暴露出的问题也越来越多,俨然陷入了内外交困的境地中。即使是采用刑法修正案的方式,刑法典也难以及时适应社会变化,更无法彻底解决立法模式本身的问题。在社会发展千变万化的现实之下,多元立法模式绝非罔顾前车之鉴的“倒退”,而是更能够兼顾法典稳定性与适应社会变化的最佳方案,也更切合我国刑法立法未来发展的趋势。

犯罪定量要素与刑法立法模式调整

在中国刑法犯罪定义中,定量要素是区分行政违法与刑事违法的关键标准,也是构建统一刑法典模式的重要基础和必要前提。这种立法模式有利有弊,其最大弊端是减损了刑法规范的明确性。特别是在自然犯的犯罪定义中,定量要素的界定存在一定程度的模糊性,这成为混淆罪与非罪界限的重要立法因素。为了解决定量要素减损刑法规范明确性的问题,应当以立法方式规范司法定量,并推动刑法立法模式从统一刑法的模式向多元立法模式的转型。

生态环境法典的罪刑条款设置

“《刑法典》是环境刑法更好的归属”的观点,只是一种主观判断,不一定符合事实;我国清末以来的刑法典都预设了多元刑事立法模式,单一刑法典模式不是由刑法典自身形成的,而是由于其他法律不设置罪刑条款形成的,生态环境法典应当直接设置环境犯罪的罪刑条款;罪刑条款应当与行为规则、行政处罚条款密切接近,故应采取分散型设置方式;行政刑法的特点是通过补强行为规则,确保行为规则的有效性,故生态环境法典中的罪刑条款通常采取行政犯的表述方式,但部分条款也可以采取刑法犯的表述方式;罪刑条款应以行政处罚条款为基础,通过增加不法要素与责任要素的方式,使环境犯罪具备应受刑罚处罚性;处理行政处罚与刑罚处罚的关系时,重在防止以刑罚处罚替代行政处罚;应当将行为人积极履行《民法典》规定的“修复生态环境责任”,规定为环境犯罪的减免处罚事由;生态环境法典中的罪刑条款设置应注重必要性、明确性、合理性、协调性,不必顾虑与现行刑法典中环境犯罪条款的重复与交叉。

单一刑事立法模式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治理的不足与改进--以澳门地区未经许可接受存款罪的刑事立法模式为参考

中国内地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采用了单一刑法典的立法模式,罪、责、刑等内容集中规定在刑法典中,行政法规范仅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刑事责任作概括性表述,形式意义大于实质。此种立法模式下,刑事治理挤压行政治理空间,行刑衔接问题被忽略,引发大量刑法与行政法衔接适用问题。对此,可参考中国澳门“未经许可接受存款罪”立法例,借鉴澳门多元刑事立法模式的优势,改变当下以刑法典为中心的单一刑法典立法模式,丰富“附属刑法”内容,提升行政法体系性地位,先行政后刑事,构建层层递进、衔接顺畅的犯罪惩治体系,实现高效的犯罪打击治理。

我国刑法法典化的应然立场探析

我国现行刑法属于实质意义上的刑法典,即“现行刑法=刑法典”。刑法法典化的研究遵循着从风险社会到风险刑法,再到“刑法风险”的理论范式,对于刑法法典化路径的争论实则是关于我国刑法未来的应然形态及其修正模式的争论,主要分为单一刑法典立法模式和多元刑法立法模式,这两种立法模式在立法技术层面不存在优劣之分。基于法典化时代刑法立法的应然立场,我国应当继续坚持单一刑法典立法模式对现行刑法典进行一次全面纂修,将现有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统一纳入刑法典,使之在结构、内容、理念上更加完整和系统。在刑法施行过程中应采用刑法修正案模式,但应完善刑法修正案的立法程序和体系性要求,既要弥补统一刑法典固有滞后性的不足,又要兼顾刑法典的稳定性。

国家法治进程中的澳门地区刑法现代化

基于历时性和共时性考察可见,近代以来,在独特的政治背景和法律背景下,澳门地区刑法经历了从“适用刑法”到“制定刑法”的历史转变。以本地立法权为依托,以《澳门刑法典》的颁布实施为标志,澳门地区刑法完成了形式上的中文化和本地化。然而,面对社会形态的急速变化,澳门地区刑法立法中出现的问题和迷思使得以持续本地化为重要内容的现代化要求相当迫切。为此,立法者应破除“原有法律保留”的迷思,以中国式现代化和国家法治进程为历史坐标和整体蓝图,以“一国两制”作为澳门地区的核心本土法治资源,不断推动特区刑法的现代化,使澳门地区刑法承担起在政治上和法治上的双重使命。

刑法修正案与刑法法典化

法典观可以分为理想主义、保守主义与折衷主义三种类型,我国应当采取折衷主义的法典观;根据法典的基本特征,我国1979年通过的与1997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均为刑法典,我国刑法已经法典化。不能采取理想主义法典观,不应继续采取统一刑法典立法模式;统一刑法典立法模式表面上没有肢解刑法典,但实际上肢解了诸多刑法规范(有关行政犯的刑法规范的内容部分存在于刑法典中、部分散在于其他法律中);事实表明,对刑法规范的肢解导致行刑衔接相当困难,极不利于刑法规范的适用;刑事立法应当逐步过渡到多元立法模式,特别是应当在行政法、经济法等法律中直接规定行政犯的构成要件与法定刑。目前不宜全面修订刑法典,当务之急是在其他法律中规定行政犯(包括刑法典已有规定的行政犯),从而为将来全面修订刑法典创造条件;刑法修正案的立法方式并非只能对刑法典进行个别或局部修改,而是可以在刑法典中增加或者删除部分章节,从而进行大量修改与重要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