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碎片化:多元纠纷化解一体化平台的构建

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面临碎片化困境,忽视纠纷化解机制发展的阶段性、层次性、体系性、地方性,各自为政,缺乏配合,重复设立,职能交叉,供求错位,当事人无所适从。其成因主要在于,社会转型使得部分纠纷解决机制面临合法性危机,陷入权力和资源贫困化处境,引发无序竞争,而以司法为中心、由法院主导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建设的司法推动模式,与以立法为中心、强调立法保障的立法推动模式又应对乏力。因此,需要充分结合具有中国特色的司法行政部门统筹指导模式,遵循整合(以解纷功能为基础的组织重建)、协调(以人民为中心的一站式解纷服务提供)、集约(以提高使用效能为导向的资源共享)、融合(以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为目标的功能深化)的宏观逻辑来构建多元纠纷化解一体化平台,并探索建立保密机制、疑难复杂案件审评机制、多层次纠纷解决条款效力认定机制。多元纠纷化解一体化平台立足于实现纠纷化解的整体性价值,有助于提升纠纷治理的专业化、社会化、智能化、法治化水平。

新时代“枫桥经验”在地化视域下多元纠纷化解机制的生成与应用——基于陕北Z镇的案例探究

基于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多元矛盾纠纷化解机制是社会良性运行的稳定器。陕北Z镇结合交通枢纽、商贸集镇的基本镇情,在总结传统矛盾化解机制的基础上,打造了以“双六模式”为基础,“655工作法”为依托的多元矛盾纠纷化解机制,基本实现了矛盾纠纷预防、化解一体化,做到了“零上访”,并在新时代“枫桥经验”在地化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尽管依然存在激励机制不完善、社会组织参与力度低等问题,但其依然作为新时代“枫桥经验”在地化的一个范例,有极强的总结和推广价值。

诉源治理背景下数字化纠纷解决的新模式:“网上枫桥经验”

诉源治理的核心价值追求是从逐步实现矛盾纠纷源头预防和有效化解,到最终实现“法治、德治、自治”相融合的“天下无讼”的目标。基于技术支撑的智治系统、预警监测的网格体系、敏捷有效的政府回应和数字赋能纠纷解决的“网上枫桥经验”是数字时代基层社会矛盾源头预防、有效解决和实现诉源治理的关键。相较于传统的多元解纷机制,“网上枫桥经验”通过充分发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的治理优势,塑造党建引领、多部门协同的“整体智治+流程优化+风险预警”新型数字化基层治理体系。对传统纠纷解决模式进行系统化重塑,突破在制度设计、程序技术、资源配套等方面存在的瓶颈和短板,实现矛盾不上交、就地及时解决,缓解司法资源的供需矛盾,达到诉源治理和构建“无讼”社会的目标。

多元矛盾纠纷化解视域下乡规民约的价值与完善

重视乡规民约在多元矛盾纠纷化解机制中的作用,既是对传统乡治经验的汲取,又是对当代“枫桥经验”的弘扬,同时也为多元解纷机制提供了更为丰富、有效的法治资源。乡规民约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程序形式化、内容泛道德化、执行机制虚无化等诸多问题。因此,应当规范乡规民约的制定程序、完善乡规民约的内容,建立严格的奖惩机制和常态化执行机制,实现乡规民约和国家法的有机衔接,从而为多元化矛盾纠纷化解提供有效的制度支撑。

乡村多元矛盾纠纷化解机制的实践探索--以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大鳌镇为例

基层矛盾纠纷治理是法治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乡村矛盾纠纷解决是实现新乡村治理的保障。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大鳌镇建立的乡村多元矛盾纠纷化解机制,在司法所的牵头下,携领多部门共同解决当地矛盾纠纷,较好地对矛盾纠纷和社会风险进行了化解。经验表明,单一纠纷解决方式已难以适应复杂社会关系下的农村发展需要。乡村多元矛盾纠纷化解机制既能发挥各种纠纷解决方式的长处,还能通过跨部门的联合调解,让当事人拥有纠纷解决过程的参与感以及公正的获得感。

涉侨多元纠纷解决的反思与前瞻

中国涉侨利益保护与纠纷化解的历史实践源远流长。建国后的涉侨纠纷多带有政治社会运动的因素,而改革开放后的涉侨纠纷多与投资贸易、婚姻家庭等相关。为保障地方各项大局工作,地方法院更愿意规避严格的诉讼程序,而采用灵活的多元纠纷化解机制。多元解纷是司法能力提升的重要指标。各地法院推进涉侨多元纠纷化解机制建设,尽管各有特色,但解纷实际效果未有大的改观。目前涉侨多元纠纷解决仍存在违背纠纷解决规律,缺乏司法资源保障,忽视当事人诉讼解决的需求等问题。除改善司法内部生态环境,激活行政解纷能力外,更要尊重当事人对纠纷解决的选择权。

论我国纠纷化解机制的发展

诉讼与非诉讼手段是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两种主要手段。从建国至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以人民调解为主要的纠纷化解手段。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化进程加快,人们越来越多地依靠诉讼来解决纠纷。而一个社会想要达到安定、团结与和谐的局面,则需要建立多元化的矛盾纠纷化解机制。

新时代基层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创新研究——基于四川大邑“无讼社区”建设的案例分析

随着社会飞速发展,基层矛盾纠纷越发多元,纠纷能否合理化解影响社会稳定和国家发展。近年,四川大邑积极探索基层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以源头为切入点,融合传统“无讼”概念,建设“无讼社区”。通过坚持党建引领、做实“三大平台”、社会力量协同参与,走出了一条“党委领导、政府主导、司法推动、部门参与、社区自治”的和谐路径,受到社区居民认可。但“无讼社区”建设仍有亟须完善之处,如避免调解主体多元化沦为形式,重视社会组织的作用;加大宣传力度,保障居民参与;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提升调解队伍综合素质等。

社会治理背景中行业协会介入劳动争议化解的法律机制研究

劳动争议的有效化解是和谐劳动关系的保障。劳动领域的社会治理创新也应当坚持"共建共治共享""专业化""法治化"等理念。行业协会自身的特殊性使得行业协会介入劳动争议化解具有独特的优势,它是多元纠纷化解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行业协会介入劳动争议化解机制的具体建构应涵盖规则、制度、程序和组织机构等层面的内容,它包括了四个相对独立的机制,即协商机制、协调机制、调解机制和监管机制。

“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的实践进路研究——以S省J市法院实践为研究样本

“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是人民法院贯彻中央决策部署,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以S省J市法院实践为样本,分析发现该院以诉调对接为总抓手,健全工作机制,创新方式方法,引导当事人选择诉前调解方式化解矛盾纠纷,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同时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建设中还存在发展不平衡、成效需进一步提升、责任落实不力、配套措施不到位等问题。有鉴于此,法院要发挥司法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中的引领、推动和保障作用,通过培养职业型调解人才、充分发挥“两个一站式”平台作用、健全完善分层递进的纠纷解决体系等措施,激发多元化解矛盾纠纷的整体合力,以达到从源头上减少诉讼增量的目的。

乡村振兴视域下农村地区诉源治理的实现路径

诉源治理是新时代“枫桥经验”的生动实践,也是做好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工作的一件法宝。在乡村振兴的政策引导下农村经济迅速发展,同时一些矛盾问题凸显,由于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群众法治意识相对薄弱、基层村民自治组织能力不足、乡村治理体系亟待完善等问题导致诉源治理在农村地区的推进阻力较大。鉴于此,积极推动农村诉源治理,推动普法,推动构建新型农村纠纷非诉讼解决机制、推动基层法院参与诉源治理,构建当前解决农村社会矛盾纠纷的化解体系,对于维护目前的农村社会稳定、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多元化纠纷化解机制研究——基于过程与阶段视角的分析

走出"诉讼中心主义模式"的观念束缚,须认清社会转型、矛盾多发的现实景况下法律的稳定性尚不能为司法、行政及守法提供足够的可预测性,一味强调司法化解纠纷的主导作用并不能有效化解纠纷,反而极易输出劣质正义。当下开展法官"大调解"运动为时宜之举但非长久之计。于此过程与阶段国情之下,大力探索并扶持非诉讼纠纷化解机制是构建多元化纠纷化解机制的必要之举。

证券期货行业仲裁机制研究——以完善证券期货纠纷多元化解机制为视角

本文从完善证券期货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角度出发,阐释了引入证券期货行业仲裁机制的重要意义,并针对各方争议比较大的可行性问题进行了论证。结论为证券期货纠纷可以通过仲裁方式加以解决。之后,提出进一步推动仲调对接、支持证券期货行业协会和仲裁机构深度合作开展试点工作等建议。

推动海南自由贸易港国际海事仲裁业发展的思考

分析海南发展仲裁业面临的主要问题,结合海事仲裁发达国家(地区)经验以及海南自贸港建设实际,提出了推动海南自贸港国际海事仲裁业的具体举措,并阐述了海事部门在其中可以发挥的作用,具有现实意义。

老旧住宅小区物业管理信访问题探源及应对措施

老旧住宅小区的业主委员会难以发挥作用,业主自行起诉又存在举证难、执行难、诉讼成本高等诸多困境,导致业主趋于通过信访来化解物业管理纠纷。又由于某些基层信访部门处置信访问题的无力化,使得纠纷久拖不决。针对上述问题,可在老旧小区业主大会的章程中增添"未表决视为有效同意"的条款,便于业主委员会代表业主维权。此外,还应拓宽诉求渠道,探索多元纠纷化解机制,加强宣传调解、仲裁等纠纷处理模式,以缓解基层信访部门处理物业管理纠纷的压力。除此以外,还须完善并强化信访部门的三项建议权,使得信访部门在监督其他职能部门时有法可依,确保物业管理信访问题得到高效的处理。

检察机关落实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的若干思考

2021年,少捕慎诉慎押从刑事司法理念上升为刑事司法政策。检察机关在贯彻落实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过程中,适用力度不断加大,适用罪名稳定且集中,同时通过配套工作机制、促进诉源治理、延伸办案效果等实践探索,这一刑事司法政策的价值逐步彰显。但实践中适用非羁押措施存在司法理念不统一、配套措施不完善、证据标准不一致等现实问题,需要采取措施予以解决。

浅议“枫桥经验”在公证活动中的实践之路

2018年是毛泽东主席批示学习推广'枫桥经验'55周年,也是习近平总书记指示坚持发展'枫桥经验'15周年。我国公证制度作为非诉讼的预防和化解功能相结合性的司法制度,在践行'枫桥经验'的过程中,通过发挥沟通告知、证据固定、事实证明、监督公示、纠纷调解、执行确认等法律功能,不仅能够从源头上主动预防社会矛盾的发生,而且在发生纠纷后可以就地调处解决,从而切实维护社会稳定和人民的利益。公证机构已经积极承接人民法院的司法辅助业务,深入开展社会纠纷的调处化解,努力探索纠纷调解协议的公证保护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