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手段到目的:人民法院司法考核的内卷化与行政化——以A市F区法院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为视角

当前,法院司法考核有从手段上升为目的的倾向。以A市F区法院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为例,该法院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所取得的荣誉数量与新收民商事案件数量形成鲜明对比。造成这一现象的一个重要缘由是,该法院为达到考核要求人为“注入”“甩干”审理时间短、以撤诉方式结案的物业服务合同和供用热力合同的串案,由此揭示了当前同级法院司法考核的内卷化和上下级法院司法考核的行政化。对此,应从设置灵活的司法考核规则,构建多元的司法考核程序,以及科学地运用司法考核结果等方面对司法考核予以优化。

人民法院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实证研究——以通辽市各级人民法院“和合无讼”诉源治理模式为切入点

构建多元纠纷解决机制,是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提出的“在社会基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有力实践。通辽市各级人民法院是内蒙古自治区“人案矛盾”突出的法院之一,总结了做好基层调解的先进经验,形成了符合当地乡规民约的调解方法和解决纠纷的方式。推进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建设,是提升辖区案件审理质效、展现地区法治建设和社会治理成效的必然选择。推进通辽市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建设,加强矛盾纠纷源头治理,将社会纠纷化解于萌芽状态,对筑牢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具有重要的意义,既是努力实现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决策部署的现实需要,又是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决策部署的重要举措。通辽市各级人民法院在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工作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和经验,以通辽市各级人民法院“和合无讼”诉源治理模式为切入点,对通辽市各级人民法院构建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情况、经验、存在的问题进行调查和深度剖析,以期为内蒙古其他地区进一步优化多元纠纷解决机制提供一定的参考。

多元纠纷解决机制视域中行政道歉的实体法律规范研究

作为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行政道歉能够帮助实现“满足当事人多元需求、促进纠纷实质性化解”的目标。为了更好地实现行政道歉的功能,需要从致歉主体、对象、条件、内容以及后续法律责任等方面予以实体规范。致歉主体分为致歉组织和直接责任人等具体致歉人,致歉对象不限于社会公众和特定行政相对人,致歉条件涵盖“失政”“失德”行为,致歉内容包括分析错误、自责、补救等,后续责任追究成为行政道歉完成的最终标志。

我国多元化医保纠纷解决机制必要性和可行性研究

目的:研究在医保纠纷领域建立多元化解决机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方法:收集中国裁判文书网2018-2022年医保纠纷相关案件,运用文献研究、数据统计等方法进行分析。结果:医保纠纷案件具有特殊性与专业性以及现行医保纠纷解决机制存在不足等原因,需要推动多元化医保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国家医保部门高度重视、医保纠纷当事人多元化需求、丰富的社会解纷资源与域外经验加强了多元化医保纠纷解决机制构建的可行性。结论:未来应当完善医保纠纷解决机制相关立法;拓展医保纠纷多元化解决渠道,引入协商、调解等多元解决纠纷方式;推动医保纠纷数据化管理;完善诉讼与非诉讼的衔接机制。

我国涉外商事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实践困境与优化路径

完善涉外商事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是我国涉外法治工作的有机组成部分。目前,涉外商事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在法理意旨、规范制度和体系协调上存在不足,没有充分实现功效衔接、发挥制度合力。为回应涉外商事纠纷多元化解决的实践发展需求,我国应当遵循系统观念对其进行完善:从内涵上阐明“涉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等重要概念;从规范上填补现有诉讼、仲裁、调解制度在面对新问题时的功能缺失;从体系上对不同解纷方式间分流、衔接、结合的适用路径进行具体引导,从而系统优化我国涉外商事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运行。

论我国构建知识产权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挑战及建议

我国知识产权纠纷案件数量逐年激增,客观上对我国的司法体系造成一定负担。解决问题的出路在于构建多元化的知识产权纠纷替代性解决机制,即仲裁与调解。首先,在我国现有法律框架下,知识产权纠纷可仲裁的范围有限,实践上亦不统一,因此需要推动完善知识产权仲裁立法,明确扩充知识产权可仲裁范围。其次,建议借鉴世界知识产权仲裁的先进经验,构建知识产权纠纷合并仲裁与快速仲裁制度,引入仲裁专家裁定制度。最后,由于实践中知识产权纠纷的仲裁与调解之间相互衔接配合情况并不理想,因此需要通过立法构建衔接调解与仲裁的知识产权纠纷临时仲裁制度,以及构建仲裁介入“司法诉前联调”渠道。此外,知识产权仲裁与行政处理的对接机制也亟待探索构建。

人工智能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中的应用及意义

在社会矛盾和纠纷日益复杂的情势下,利用传统的法律资源、法律手段和法律程序解决当下多元化的法律纠纷显得捉襟见肘,这是目前我国法治建设所面临的一大难题。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发展与应用为解决我国法治建设中的难题提供了思路与途径。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又促进了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功能的发挥,促进了诉讼与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之间的有机衔接,提高了纠纷解决的效率,保证了纠纷解决的质量,降低了司法成本,提升了法律资源的利用率。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下公证调解的实践困境与发展路径探索

推动建立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有效减轻诉讼压力的必然趋势,公证调解作为一种纠纷解决渠道,可以有效提高司法效率,节约司法资源,减少当事人诉累,具有诉讼调解、人民调解、行政调解、仲裁所不具备的优势公证调解面临程序运作不完善、机构能力局限性、权利保障机制缺失以及公众认知度低等问题。需要完善公证调解的法律体系,优化公证调解的程序规则,强化公证机构的调解能力,加强公证人权利保障机制,提高公证调解的社会认知。

标准必要专利中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

标准必要专利案件仅仅依靠于双方的协商或法院的裁判来解决许可费的争议是难以实现的。在处理这类案件中,不妨通过构建不同主体介入衔接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保障双方当事人进行协商时有个公平的环境。标准必要专利是指相关技术拥有者自愿将其技术纳入特定行业标准组织的标准,并承诺或者以免许可费,以公平、合理、无歧视原则(FRAND原则)许可他人对该技术进行实施。

RCEP背景下广西涉外民商事纠纷解决机制完善研究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全面生效,对广西涉外民商事纠纷解决机制提出了更高要求。当前,广西在构建涉外民商事纠纷解决机制中仍存在纠纷预警工作落后、调解机制尚未完善、诉讼解决与非诉解决机制衔接不畅等缺憾。面对问题,广西需要立足于现有涉外民商事纠纷解决机制,对标美国等国家,以及海南、浙江等地区的典型经验,通过深入优化纠纷预防工作,强化调解作用,完善多元化改革等方式积极施策,推动完善与RCEP背景下实现高质量对外开放目标相适应的涉外民商事纠纷解决机制。

论我国知识产权纠纷解决机制的多元构建

知识产权纠纷具有高度复杂性、利益保护紧迫性和市场关联性等显著特征,其纠纷解决机制的多元构建应坚持注重效率、保密性、市场导向并兼顾消费者的利益。而单一的诉讼机制并不能完全满足当事人的上述解决纠纷需求,基于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与当事人程序主体性理论,应当不断发展和完善诉讼、仲裁、调解等多元机制,并建立程序引导、法院附设ADR、司法确认、保障促进、诉讼服务等配套机制,为知识产权纠纷当事人提供便捷、高效、多元的纠纷解决途径。

多元纠纷解决机制背景下的彝族司法调解人——“德古”

研究少数民族司法制度,将目光聚焦于纠纷的调解者,是研究少数民族习惯法的运作过程,揭示传统社会秩序得以良好运行的奥秘所在。凉山彝族司法调解人"德古"至今仍活跃在大小凉山,并成为彝族人法律生活中的重要角色,他们用唇舌与记忆宣讲传递着古老的习惯法规范与判例,维系着彝区的安宁,展示了彝族乡土社会中法律与秩序的本土意味与和谐。在当今着力构建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强调诉讼外的纠纷解决手段成为对民众有吸引力的解决方法,德古作为彝族社会的法律人、民间的司法官,其作用必然是不可忽视的,是可重借的资源。

关于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问题的探讨

自全面深化改革以来,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对原有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产生巨大的冲击影响,致使纠纷的表现形式和化解机制均呈现出多元化、复杂化的特点。以往以诉讼为主导的纠纷解决模式,显然已经不能适应多元化主体的发展需要,更不能满足公众基本权利救济的需求。由此决定了诉讼理念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诉讼模式也处在转型阶段,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法律实践中,都呈现出相应的规范体系和行为模式,已从以往以对抗性为主转变为强调司法救济与社会救济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相互补充配合。因而纠纷冲突的化解面临严峻的挑战和新的需求,迫切需要探索诉讼和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相结合的公正高效模式。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问题分析

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综合运用和解、调解、行政处理、仲裁、诉讼等手段,高效、便捷、低成本地解决日益多样、复杂的社会矛盾和纠纷的客观需要,对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作用。因此,本着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的思路,在人民内部矛盾凸显、各类纠纷复杂多样的情况下,建立与完善一整套具有中国特色的合理有效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显得尤为迫切。

中国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成就与不足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纠纷数量的急剧增长激发了中国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快速发展。经过三十多年的建设,中国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取得很大的成就,这些成就主要包括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体系的初步形成、诉讼机制的快速发展、综合性行政处置机制的形成、大调解机制的建构、信访制度的完善等。然而,中国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在取得一定成就的同时,在机制建设上也还有很多不足之处。这些不足包括司法的权威和公信力有待提高、公法纠纷解决机制不健全、民间性纠纷解决机制受到压制、纠纷解决机制之间的关系不协调、纠纷解决机制的功能异化等。上述问题表明,中国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发展之路还很漫长,法学界应该进一步加强纠纷解决机制研究,为中国特色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体系的构建出谋划策,提供行之有效的思想引领和对策支持。

论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沟通之维——基于当事人心理需求角度的审视

肇始于社会变革所产生的利益多元,致使旧有纠纷解决机制在当前多元社会环境中捉襟见肘。鉴于此,从新的视角审视纠纷解决机制尤为必要。纠纷的产生和解决与当事人的心理需求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以当事人心理秩序衡平假设为基础,探究纠纷解决过程中当事人的心理动态,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建立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必要性、建构思路和意义。

美国ADR对我国农村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借鉴

借鉴美国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ADR,构建了多元化的农村纠纷解决机制,以期能够起到缓解基层法院和派出法庭日益增长的诉讼案件压力,有效化解农村纠纷,维护乡村社会的稳定。

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法律思考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对于有效化解社会矛盾,调整社会关系,维护稳定的社会秩序,构建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构建和谐社会,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必须坚持国家权力在纠纷解决领域中有进有退;积极推进司法改革;大力支持和引导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健康发展;加强诉讼与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衔接。

新农村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从新农村社会纠纷解决的现实出发,指出农村利益主体多元化、人际关系复杂化和社会规范多样化等因素决定了新农村的纠纷解决机制不能单纯依靠法治这个唯一的路径,必须考虑农村社会的客观现实,构建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

多元化:两大法系群体性纠纷解决机制的当代走向——兼论我国群体性纠纷解决机制的未来趋势

在21世纪之前,两大法系诸多国家或地区在建构群体性纠纷解决机制时一般采用单一化的模式,而当历史的车轮进入21世纪后,两大法系众多国家群体性纠纷解决机制日渐呈现出多元化建构的强劲趋势。建构多元化的群体性纠纷解决机制具有多重价值与意义,这对于群体性纠纷解决机制单一化建构的我国而言,无疑具有一定的启发与借鉴意义,我国未来群体性纠纷解决机制也应走多元化建构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