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治理演变史 多利益攸关方机制是核心

互联网治理是指在全球统一互联网原则和尊重多样性的基础上,由各社会主体针对特定互联网发展领域,通过合作性治理结构,制定和改进治理政策,以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并促进公平,推动互联网及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联合国互联网治理工作组(WGIG)将互联网治理定义为:政府、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共同制定和实施互联网发展与使用的原则、规则和程序。

开放获取与学术出版模式的再造——基于多利益攸关方模式的分析

为抵抗出版巨头在学术出版领域近乎垄断性的主导权,包括黑客行动者、NGO、政府等在内的各种利益主体积极探索开放获取的可能性并展开了系列实践。本文梳理了多种不同利益主体主导的开放获取出版模式,并以多利益攸关方模型及SWOT分析框架为依据,重点讨论以ResearchGate为代表的多主体协同开放获取模式对推进开放获取的可能性。论文认为开放获取即使没有完全打破出版巨头对学术出版的控制体系,但也正在逐渐改变它。重回版权理念初心、重回利益制衡可能是再造学术出版模式的核心命题。

多利益攸关方参与全球气候治理:进程、动因与路径选择

多利益攸关方是弥补《巴黎协定》达成后主权国家治理赤字和打破集体行动困境的关键要素,它们长期参与全球气候谈判与治理且实现了自身的数量增长和身份转换。多利益攸关方的影响路径主要体现为气候治理多维“软权力”、谈判议题内容设置与调整。究其发展动因,不仅是气候治理体系碎片化带来的谈判参与政治空间扩大化,而且是全面提升气候治理行动的重要选择,更是联合国“零排放竞赛”等重塑气候治理权威的需要。然而,多利益攸关方在参与全球气候治理进程中依然存在价值诉求差异、代表非均衡性、独立性较弱等种种局限。为此,需要推动“自上而下”的联合国管理制度以实现多利益攸关方对于气候治理的有序参与,同时以“自下而上”的最小化多边主义路径实现气候治理的有效参与,并突出多利益攸关方在气候治理体系规则中的独立地位。

全球互联网治理的新趋势及启示——解析“多利益攸关方”模式

全球互联网治理正在向"多利益攸关方"模式过渡。通过对三大利益攸关方——政府、私人部门和公民社会在未来互联网治理中可能扮演的角色进行分析,可以认为,"多利益攸关方"模式强化了现有的权力关系,延续了既有的权力格局,全球互联网治理离各国平等参与的"共治"还很遥远。但是,以ICANN为核心的治理模式与未来的"多利益攸关方"模式相比还是有明显不同。模式重构为中国这样的新兴互联网大国参与全球互联网治理的历史进程提供了新的机遇。

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利益攸关方

《巴黎协定》作为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里程碑,不仅关乎国家责任,也密切关系到地区、企业、个人等多利益攸关方未来的发展。在全球气候治理进程中,主权与非主权利益攸关方扮演了重要角色并彼此紧密联系。本文通过系统梳理国际气候多边进程,分析了不同利益攸关方的演变和相互作用关系,并结合全球气候治理的最新形势提出了关于利益攸关方的发展建议。

PCH提出多利益攸关方的互联网制裁原则

PCH认为,切断一个国家的人民与互联网的联系是一种不适当的制裁,制裁的重点应是军事与宣传,同时表示会经过相关机制讨论后,在不影响互联网运行的前提下,公布最小化的制裁标准。

多利益攸关方参与全球气候治理:进程、动因与路径选择

全球气候治理是当代最复杂的系统性治理,在演变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包括多元行为体和多维治理机制在内的机制复合。"多利益攸关方"这一概念相继出现在《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协议书》《联合国国际化学品管理战略方针》《生物多样性公约》及《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等公约谈判过程和内容中。

多利益攸关方模式:构建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的路径研究

网络空间,是互联网时代人类另外的一个重要生存空间,它的形态是伴随互联网技术发展而从社会空间中延伸与分化出来的。网络空间作为全球连接的共享域,离不开互联网,而以多利益攸关方模式作为构建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的路径,既契合了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四个原则"和"五点主张",也验证了互联网治理、数据治理和网络行为规范治理的三个层级,从时间与实践的角度构建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的可行性与有效性。

全球数字治理中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及中国因应

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数字产品服务的大规模应用推动了数字化时代的到来。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是最先实践数字化转型并敏锐感知数字化带来问题的群体,其中涌现出大量技术性组织、标准认证机构、产业联盟等主体,率先开始自下而上的治理实践。同时,企业、科研机构、消费者团体等多利益攸关方的加入,共同推动数字技术进步,推广数字产品和服务应用,促进消费者和公益保护,成为数字治理版图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论网络空间中的平台治理

本文在网络空间治理体系的分析框架下探讨了平台治理问题。传统的网络空间治理三层架构应该独立出平台层,平台层正在上升为关键层级。平台层治理在网络空间整体治理体系中处于政府化管理和去政府化管理之间的特殊地带。网络空间的秩序来源于等级制和自发网络。单一的来源无法建构良好的秩序,平台层正由以自发网络为基础的市场力量所主导,造成权力失衡。私营的平台公司成为新的社会权力中心,并给社会带来种种挑战。对此,本文提出了一种以权力制约为核心的数字社会契约平台治理原则,并以此设计了一种融合多边和多方精神的平台公共化治理机制,以期对解决平台治理困境提供有益智识。

全球互联网治理的模式重构、中国机遇和参与路径

互联网治理模式经历了从个人管理到以"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为核心的"网络化治理"过程。近年来,互联网治理模式面临新的重要变局,由政府、私人部门和公民社会共同组成"多利益攸关方"模式将是未来重构方向,互联网全球共治的时代即将到来。中国将在互联网安全和治理领域面临新的机遇,可通过参与全球互联网管理制度的顶层设计,鼓励企业及社会团体共同参与、大众创新等路径,加入互联网全球治理的历史进程。

从个人管理到全球共治:互联网治理的历史变迁与未来趋势

全球互联网治理在经历了个人管理到以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为核心的"网络化治理"后,正在迈向"赋权社群"主导的、基于"多利益攸关方"模式的全球共治。它呈现出以下趋势:"赋权社群"将取代美国商务部成为互联网关键资源新的管理者,各利益攸关方的博弈局面将更加复杂;"全体共识"原则和"回避政策"提高了政府干预的门槛,国家间合作被提上议程;私人部门在治理架构中占据有利地位,互联网治理模式维护了旧有的权力结构。全球共治为新兴互联网大国提供了新的机遇和挑战。

互联网治理的进程、模式争议与未来走向

互联网一经发明就一直伴随着治理,互联网的发展史也是一部互联网治理史。全球互联网治理大致可分为IETF技术治理、ICANN私人治理、联合国参与治理、后WSIS与后WCIT并存治理四个阶段。互联网的治理史同时也是一部互联网治理模式的变迁史。目前的互联网治理已进入多利益攸关方和多边两种互联网治理模式并存与冲突的时期。两种治理模式在指导原则、治理动机、治理目标、合法性来源、利益攸关者代表、政府角色、治理功能、治理权力、政策制定程序、程序透明度、治理影响等方面均存在较大冲突。两种治理模式之间的根本冲突表现为对"谁拥有互联网治理权力"问题的不同认识上。互联网治理的未来走向应该是在借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的"互联网普遍性"理念和其涵盖的4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承认多利益攸关方和多边两种治理模式的底线,促进现有两种治理模式之间的妥协和融合,构建各方都能接受的新型互联网治理模式,即构建多方平等治理模式。为了保障多方平等治理模式的实现,应尽快制定具有国际法效力的《互联网治理国际条约》。

网络空间四大治理体系的理念与共识解析

美国、欧盟、中国、俄罗斯不同国家和政府间组织,不断地把对网络空间的治理提升到战略高度,形成了美国、中国、俄罗斯、欧盟四大治理体系,虽然这四大治理体系在治理路径与理念方面存在差异,其实质反映了先发性优势和国际影响力的博弈状态,但在网络空间治理的战略性地位认同、运行主体、治理领域和框架方面存在着共识与合作的基础。

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和互联网国际治理未来走向分析

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ICANN)是重要的互联网国际治理机构,与美国商务部具有合约关系,受到美国制约。国际社会努力呼吁解除美国对ICANN的单边控制,改革ICANN管理机制。出于国际国内各方面的权衡与考虑,美国宣布放弃对ICANN的监管权,力推全球范围内的多利益攸关方模式,并对权力移交设置了诸多条件与限制。美国放弃对ICANN的监管权并不意味着放弃了其对ICANN的控制,只是转变了方式。从发展历程来看,多利益攸关方模式仍然应该是联合国主导的模式。互联网国际治理中的ICANN职能可以在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下,实现先国际化后全球化的目标,其关键是继续增强国际社会对互联网治理的主导与参与。

互联网全球治理制度之争及其启示

中国在多个场合公开支持“多利益相关方模式”,呼吁共同参与互联网治理,只不过在对“多利益相关方模式”的理解和实践上和美国为代表的国家有所不同。中国认为,互联网的全球治理需要多方参与,但是应该由政府间组织、而不是私营机构主导。当前美国所支持的互联网治理的多利益攸关方模式与其实际行为是自相矛盾的。比如美国一方面坚称互联网治理只能遵循多利益攸关方模式,但又通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和世界贸易组织(WTO)等政府间组织实现对互联网的控制,而这些行为的适当性却从未得到质疑。

互联网治理:一种综合路径的探索

互联网时代与社交媒体的到来让网络生态走向分权化,国家政府面对的不仅是大量信息流通的挑战,还有私人公司与公民团体不断提高的网络决断权。后者已经成为一种新的权威。在互联网治理的过程中,政府应该如何与这些新兴的私人和社会行为体进行互动和介入?政府与这些行为体之间已经有了哪种互动关系?在这种互动中,权力又是如何分配的?本文探讨了国际和中国语境下的互联网治理模式,包括多利益攸关方主义、数字宪政主义和分析性网络治理。前两种模式具有功能主义的论点和规范性的支撑,后一种则分析了不同行为体之间的权力关系。本文在最后提出,在研究互联网治理时,应综合规范性和分析性的学术路径。

中国与全球互联网技术治理

互联网技术治理是以美国为中心的、由一个不断发展的私营部门主导的、"多利益攸关方"的治理制度。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各国已经逐渐认识到互联网的意义,并开始谋求在全球互联网治理中更重要的角色。随着中国重塑全球治理能力的增长和日益崛起的力量,中国在全球互联网治理领域的参与越来越重要,其倡导的治理模式已经对当今美国主导的、自由的全球互联网治理模式形成挑战。北京主张用以国家为中心的治理机制来取代现存的"多利益攸关方"全球互联网治理机制。本文介绍了"多利益攸关方"和全球互联网技术治理制度,描述了中国参与全球互联网技术治理中的核心组织,讨论了北京政策的动力机制及其问题。

中国网络舆情综合治理体系的构建与运作

中国语境中的网络舆情治理是一套搜集网络民意和干预网络舆论的机制,其核心是在自由表达与风险控制之间保持平衡。经过十多年的实践,网络舆情治理经历了从以运动式治理为主的模式向协同和综合治理新体系的转变。综合治理体系的运作可以借鉴全球互联网治理的"多利益攸关方"模式,由政府单方面的管理模式转向利益相关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治理,从而构建政府主导,网络运营商协作,内容服务提供商承担主体责任,网络用户参与的运作模式。但这一模式的有效运作有待于各利益相关方的协作与良性互动,因而尚需要更多机制性的安排。

碳中和趋势下城市参与全球气候治理探析

随着以国家、城市和企业等为代表的全球气候治理主体纷纷宣布碳中和愿景并制定一系列碳中和路线图,全球气候治理已经形成了各主体广泛参与、共同治理的新格局。城市既是应对气候变化的治理对象,也是全球气候治理的行为主体。在全球迈向碳中和进程下,城市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理论和实践都将得到深化,体现了城市绿色发展的内在要求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尽管碳中和进程给城市参与全球气候治理带来了新的机遇,但是城市气候行动依然面临诸多困境。展望未来,城市需要抓住全球碳中和契机,建构城市碳中和伙伴关系,推进城市清洁能源发展和绿色发展转型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