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分层与育龄女性多孩生育意愿——基于“成本—效用”的分析

育龄女性作为生育的主体,其生育意愿的大小关系到生育政策落实的效果。用2018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共计2480份样本,以生育的“成本—效用”为理论视角,采用Logit模型分析我国育龄女性的社会分层、养老观念与多孩生育意愿三者间的关系,发现:(1)不同社会分层均会显著影响育龄女性的多孩生育意愿,其中高中、大学及以上群体较小学及以下群体多孩生育意愿低;相比于农民,管理人员或专业技术人员、普通非农职业者及其他职业者多孩生育意愿较低;收入水平越高多孩生育意愿越低;阶层认同为中层和上层的群体其生育意愿显著高于底层群体。(2)养老观念在社会分层和生育意愿的关系中起着调节作用。

住房对家庭多孩生育的影响研究

利用CFPS 2012—2018年四次微观家庭调查数据,从住房资产和购房负担两个维度,检验了住房影响家庭多孩生育的财富效应和挤出效应。研究发现:(1)家庭住房资产及投资性房产对其多孩生育几率具有显著的正向财富效应。家庭总房产净值增加1%,则多孩生育几率显著提高6.5%;拥有两套及以上住房的家庭相较于单套房家庭,其多孩生育几率提高了24%。(2)购房负担对于无房家庭的多孩生育几率具有显著的负向挤出效应,房价收入比提高1%,多孩生育几率将下降16.8%。(3)“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并未从总体上改变住房与多孩生育之间的关系。(4)对于妻子上过大学的群组、多孩生育率较低的区域,住房资产并不是影响家庭多孩生育的关键因素。研究结论为制定更具包容性的生育政策以及更有针对性的住房保障政策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当代中国大都市多孩生育意愿分析

在全面放开二孩政策背景下,在以上海为代表的中国当代大都市地区,探讨育龄群体的多孩生育意愿及其影响因素。数据结果发现:上海市居民中不到四分之一的居民具有明确的多孩生育意愿;多孩生育意愿受到多个因素的综合影响;综合而言,男性、年龄小、大专以上教育水平、高收入、非上海户籍、体制外的人群,具有更高的多孩生育意愿。

女性多孩生育收入惩罚效应的城乡对比——基于2017年生育状况抽样调查数据的分析

基于2017年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数据,采用自然实验的研究设计,通过一孩性别随机分组控制女性生育前个人特征、家庭禀赋和工作环境等难以观测的混淆变量,之后在男孩偏好下叠加不同的多孩生育行为,以对比分析城乡女性多孩生育收入惩罚效应的差异。研究结论有:一孩性别随机性分组能够做到“总体相同”,难以观测的影响多孩生育后女性收入的混淆变量能够通过随机性得以控制;存在男孩偏好下多孩生育行为差异,无论城乡都存在显著的男孩偏好,体现为一孩女婴组的多孩生育数量和生育意愿显著大于一孩男婴组;城乡女性多孩生育存在一定的收入惩罚效应,多孩生育对农村女性收入和就业状态都有着显著负面影响,而对城镇女性影响只体现为短暂的工作中断,对收入影响不显著;引入工作环境和家庭变量进一步分析多孩生育收入惩罚效应的作用机制可以看出,男孩偏好的强度、资源禀赋的多少和工作环境的稳定性影响着女性多孩生育收入惩罚效应的大小。

物质—观念视域下育龄群体的多孩生育意愿——基于CGSS2021问卷实验的分析

当前我国已迈入低生育社会,探究育龄群体生育意愿真实影响因素、出台相应政策、释放多孩生育潜力是应对人口问题的重要举措。基于2021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问卷实验模块的数据,从物质条件和观念因素两个层面探究其对多孩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居民对二孩生育持略微开放态度,但三孩生育意愿较为消极。物质层面的家庭收入、父母照料支持和优质育儿服务均能提高多孩生育意愿。就观念而言,性别偏好不再影响多孩生育意愿,但传统性别分工观念仍有着正向影响,且对家庭收入起正向调节作用。异质性检验发现,物质层面的城乡异质性小于性别,城乡二元生育格局发生变化,经济在城市二孩生育意愿上的效用大于农村;父母提供隔代照料会增加女性的二孩生育意愿,当经济能力允许时,男性比女性更期望生育三孩。研究结果表明,生育政策应着力于有一定潜力的二孩生育,推动支持型的家庭生育政策、建设育儿友好型社会、建立整体性的生育支持体系是走出低生育陷阱的主要方向。

基于CHAID决策树方法探讨生育多孩的影响因素

目的了解常州市育龄妇女的生育现状和生育意愿水平,探索主要影响因素。方法通过配额抽样,对20~49岁常住育龄妇女使用自行设计的电子问卷进行现场调查,采用CHAID决策树方法进行多因素分析。结果回收4426份有效问卷,平均生育子女数为(1.16±0.63)个,平均理想生育子女数为(1.41±0.66)个。建立的决策树模型显示,影响育龄妇女生育意愿的主要因素为:对多孩有利于成长的看法、现有孩子数、配偶及长辈对生育多孩的态度、对生育影响身体健康和身材的焦虑等。该决策树对是、否愿意生育多孩的预测正确率分别为75.98%和84.44%,总体正确预测百分比80.77%,标准误差0.007;是、否愿意生育多孩的最优路线预测正确率分别为96.42%和90.60%。结论决策树模型可有效预测育龄妇女生育意愿。当前常州市育龄妇女的生育率和生育意愿较低,对多孩有利于成长的看法是影响生育意愿的首要关键因素。

政策调整背景下的生育决策研究:范围、范式及其他

生育政策调整能否达到预期效果取决于目标家庭的反应。除了要探讨家庭的多孩生育意愿以外,还需要对家庭的多孩生育决策过程进行考察。由于中国的社会经济制度和独生子女政策具有城乡差异,许多农村家庭在政策调整前已经生育了两个或三个孩子,生育决策的研究应该将重点放在城市,研究范式上则选择日常生活研究更为合适。此外,为了更好地把握中国家庭的生育决策过程,还需要了解不同文化中的关系性质与生育决策的逻辑,以及一孩生育研究与多孩生育研究在中国政策背景下的差异等等问题。

生育政策、生育意愿与初育年龄

在当前低生育率与老龄化叠加的人口新形势下,提高育龄女性多孩生育意愿对于改善人口结构性矛盾,充分释放生育政策效果至关重要。就多数中国家庭而言,生育一孩是基本需求,而多孩生育意愿则会基于一孩生育经历进行决策。初育年龄作为一孩生育终点和多孩生育起点,势必会对多孩生育意愿产生影响。为此,本文构建含有生育政策(数量和时机)和初育年龄的离散生命周期模型,深入分析初育年龄与多孩生育意愿之间的关系,同时探讨生育政策调整、生育机会成本和养老偏好对关系变化的影响。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验证发现,意愿生育水平与初育年龄间呈先降后增的U型关系。放松生育数量限制的边际效应递减,并且女性受宽松政策影响的育龄期长度增加有助于提高多孩生育意愿。此外,初育年龄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在低生育机会成本和偏好社会养老的女性中更为突出。高生育机会成本以及偏好社会养老保障会对多孩生育意愿产生“挤出”效应。故本文认为应针对不同初育年龄女性提供系统化、差异化的生育配套政策,以期通过提高各类女性多孩生育意愿来缓解内生性低生育率压力。本文结论为建立生育支持体系,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