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方仲裁时仲裁员选任问题探究

随着国际商事活动的日趋复杂,多方仲裁变得越来越普遍。多方仲裁时选任仲裁员有五种理论模式,实践中,我国贸仲、北仲两大仲裁机构采取的是混合模式,可划分为三种实践模式。完善多方仲裁员选任制度,应对现行仲裁规则进行微调,同时仲裁机构应加强主观能动性,并由当事人预先制定多方仲裁条款。

多方仲裁的仲裁员选定问题

国际仲裁机构的仲裁规则以及国家(或地区)制定的仲裁法律多是假设两方参与仲裁而进行规定的。多方在同一个仲裁条款下参与同一个仲裁程序,经常发生仲裁员选定问题。本文以笔者处理的一起仲裁案件为例,介绍国际上重要的Dutco案对多方仲裁选定仲裁员规则的影响,以及目前国际和我国常见的三种处理多方仲裁仲裁员选定的方法;比较三种做法的各自优缺点,并在我国仲裁法下从保障程序正当和仲裁裁决承认、执行的角度,对多方当事人订立涉及仲裁员选定的仲裁条款、仲裁机构制定相关规则等事项提出建议。

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第一案对WTO争端解决机制改革的意义

中国、欧盟等WTO成员建立的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MPIA),吸收借鉴了旨在回应美国对上诉机构部分“关切”的沃克方案的相关建议。哥伦比亚—冷冻薯条案是MPIA付诸实践的第一案,其不仅检验了MPIA的创新性制度安排,而且明确偏离了上诉机构针对《反倾销协定》第17.6(ii)条采取的顺次方法。该案及土耳其—药品案仲裁庭还以澄清方式偏离了上诉机构的另外两项裁决。就WTO争端解决机制改革而言,应积极灵活运用MPIA创新性设置的程序性和实质性措施提议机制;在先例问题上,明确偏离上诉机构裁决应遵循“强有力理由”标准,但可以谨慎通过澄清方式偏离并完善部分上诉机构裁决;此外还应优化WTO裁决的表述方式。

WTO多方临时上诉仲裁机制的现状检视、问题反思与实践策略

基于DSU第25条提起的上诉仲裁是当前WTO上诉机构停摆现状下各成员唯一可行的上诉渠道。作为基于仲裁的上诉替代,随着上诉仲裁第一案裁决的作出,其在实际运作中所存在的问题也逐步暴露出来。不仅其长期运作仍然面临资金短缺的问题,与DSU现行规则的衔接规定也存在阙如。此外若不加规制,上诉仲裁庭难免会如上诉机构一样陷入司法能动主义困境,而且上诉仲裁裁决结果同样缺乏执行效率与保障。因此,未来的上诉仲裁机制宜以国际协作为依托构建长期运作方案,根据案件所处不同阶段分类适用仲裁与上诉程序,同时坚持司法克制原则,限缩仲裁庭司法权力,以裁决的有效执行为目的完善仲裁裁决的执行机制,从而更好地履行危机中维护国际经贸争端解决秩序的职能。

论多方当事人合并仲裁的合意与技术

基于国际商业贸易的实际需要,多方当事人合并仲裁制度很有必要存在,主要的疑难问题在于,多方当事人之间基于多个合同发生的争议进行合并仲裁。在缺乏一个多方直接参与的明确仲裁协议的情况下,从仲裁立法、仲裁规则和仲裁协议层面来看,当事人合意推定基础之上的合并仲裁具有合理性。合并仲裁在具体的技术操作层面上,由仲裁机构或仲裁庭决定是否合并仲裁,并就仲裁庭的组成进行指定。当事人各方将合并仲裁的情况固定,或者由仲裁庭进行记录备案,有助于合并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

WTO《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研究

美国为了自身利益滥用“协商一致”原则导致上诉机构停摆后,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受到重创。世界需要一个运行正常的多边贸易争端解决机制,以阻止世界贸易环境重回GATT时期。《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是针对目前上诉机构危机提出的解决方案,其除了在上诉机构瘫痪期间临时代替上诉机构职能的临时性外,还可在上诉机构恢复后作为上诉机构的补充制度,分担上诉机构的压力。现行的《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基础运行框架仅限于满足临时性需要,若将其作为上诉机构的长期补充程序,需要对争端解决机制、与上诉机构衔接、仲裁员机制、上诉机构报告与仲裁裁决适用机制进行构造。

论“多方当事人仲裁”的制度建构及其实践困境

现代商务交往日趋专业与复杂，这导致“多方当事人仲裁”在仲裁实践中的运用趋于普遍。“多方当事人仲裁”具有提高仲裁效率、避免裁决间的冲突、实现仲裁程序的参与主体与涉案实体权利义务主体在范围上的功能平衡，以及间接扩大可仲裁事项范围的制度意义。“多方当事人仲裁”可通过集体仲裁、合并仲裁、平行仲裁以及纳入“仲裁第三人”等具体方式得以实现。实践中，“多方当事人仲裁”的实现亦面临着诸多困境，这主要包括仲裁庭及法院合并仲裁之权限受制、仲裁员的委任较为困难，以及仲裁保密性要求与“多方当事人仲裁”制度存在潜在冲突等问题。为了克服这些困境，未来的仲裁需要在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与促进仲裁的效率之间达成新的平衡。

论多方仲裁时指定仲裁员的问题与对策

随着国际商事交易的日趋复杂化，仲裁当事人也呈现出增加的趋势，多方仲裁正变得越来越普遍。多方仲裁给现有的仲裁制度带来了很多挑战，其中最直接的冲击莫过于当事人指定仲裁员的问题。遗憾的是，目前学术界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尚不充分。本文首先对多方仲裁时指定仲裁员的问题进行了澄清；然后，本文在实践的基础上分析了多方仲裁中当事人指定仲裁员的权利；接下来，本文结合现有主要仲裁规则归纳了多方仲裁时指定仲裁员问题的解决模式，并对这些模式进行评析。

多方仲裁协议效力争议实证研究

多方仲裁协议在当今国际商事活动中应用广泛,却因同一交易中不同合同签约的主体不尽相同、仲裁机构发生变更、概括约定仲裁条款等引发多方仲裁协议效力争议。通过归纳我国司法实践中多方仲裁协议效力产生争议的不同情形,总结我国法院在处理多方仲裁协议时的裁判思路,提炼其中的法律问题,并尝试给出应对建议,以期抛砖引玉之效。

浅议多方当事人仲裁

伴随着全球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国际间合作日益增多,国际商事仲裁作为解决国际间商事纠纷的主要法律制度,已经成为在国际商事交往必不可少的部分,并受到各国学者以及理论界的重视。传统的商事仲裁机制受到经济发展条件的限制都是为解决双方当事人争议而设立,权益维护的对象限制在仲裁协议的签订双方。但是随着全球交易环境的复杂化,在贸易规模迅速扩大,贸易活动极度繁荣的今天,通常一个交易的完成是通过若干个交易环节完成,造成多方当事人的交易活动愈发增多,典型的有建筑、船舶、国际融资等行业极为常见。在上述领域内的交易活动中一旦产生纠纷将涉及多方当事人,关系复杂,如果通过传统的仲裁模式进行纠纷解决将面临效率低下、仲裁裁决难以有效执行的尴尬境地,更不能维护仲裁当事人的最大利益。故对于多方当事人参加仲裁机制的研究对于国际商事仲裁立法与实践的发展有所裨益。

司法节制原则视角下的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改革——兼评《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

为避免由不当适用司法节制原则带来的无法积极解决争端的问题,有必要对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予以改革。在司法节制原则视角下,改革需要加大司法资源的投入、适当延长审限、制定适用司法节制原则的内部规则。若在改革中无法保留上诉机制,则需要构建以常设专家组为基础的一审终审制,并注意合理配置司法资源和规定合理的审限。若能保留上诉机制,还需要适当扩大上诉机构和上诉仲裁庭的审查权、建立发回重审制度,并明确上诉机构和上诉仲裁庭适用司法节制原则的权限。争端解决机制改革是WTO改革的重要议题,中国应积极引领,同时加强对国际法人才的培养。

WTO多方临时上诉仲裁性质探析

世界贸易组织对世界贸易的繁荣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意义。然而,由于美国的不断阻挠,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已经停摆。2020年4月30日,中国、欧盟和其他17个成员国达成一致,共同向WTO通报了《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这是自上诉机构停摆以来部分成员国在争端解决方面取得的重要成就。当前,对上诉仲裁的定性仍颇具争议,正确认识上诉仲裁的性质是运用该程序的前提。相比于《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规定的专家组-上诉机构程序,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具有独立性、临时性、灵活性和准司法性的特征,并兼具仲裁与诉讼的双重性质。

从Adgas案中分析在国际商事仲裁中建立合并仲裁制度的合理性

公证和效益作为仲裁所追求的最大价值目标使得在商事领域,仲裁成了几乎不可替代的纠纷解决方式。然而在多方当事人情形下,未达成合并仲裁的仲裁协议导致合并仲裁缺乏程序合法的前提使得仲裁的优越性降低,而多个仲裁庭就同一争议的审理耗费时间和金钱,且面临着出现冲突裁决的风险明显违背了当事人当初选择仲裁的初衷。通过对多方当事人仲裁问题中的经典案例Adgas案的分析,笔者对建立合并仲裁制度提出了几点建议。

世界贸易组织上诉机构的危机过程与未来发展

2015年底,WTO上诉机构两位成员顺利连任,但是连任与独立性的关系问题初见端倪。2016年在一位成员遴选迟迟不定的情况下,另一位成员的连任问题突如其来,引发了人们对独立性问题的强烈关注。进入2017年,借一位成员突然辞职之机,美国开始向上诉机构发难,明目张胆地阻挠成员遴选和连任,导致其成员在2018年只有4人,在2019年只有3人,而在2019年底只有1人,上诉机构彻底停止运作。因此,上诉机构的最后5年是盛极而衰的过程,其主要原因是美国的阻挠,而美国阻挠的主要原因则在于时任美国贸易代表对上诉机构的敌视。WTO上诉机构本来运转正常,是美国特朗普政府制造了危机。没有上诉机构,争端解决机制的功能出现缺陷。上诉仲裁安排开始发挥作用,并且可能会产生体制性影响。上诉机构短期内不会恢复运行,但是长期看势在必复。

从WTO争端解决程序看《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的可执行性

欧盟与中国等部分世贸组织成员近期公布了之前达成的《根据DSU第25条的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及其附件1和附件2。在WTO上诉机构结束停摆之前,这些成员若对专家组一审裁决不服,可以此作为再次审议的临时安排。WTO争端解决机制是一个有机整体,其制度设计有其独到之处和内在逻辑。用仲裁代替上诉,从程序上看,争端解决似乎也是经历两审程序,但是这与原先的"两审终审"有本质区别。这种区别不仅体现在上诉与仲裁制度本身的差异上,也体现在裁决的执行力方面。事实上,根据临时仲裁安排作出的裁决执行能否援引WTO争端解决机制是有争议的。临时仲裁安排既不是部分成员达成的诸边贸易协议,也不是对DSU的正式修改,其法律性质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执行力自然也会遭到质疑。世贸组织目前面临的问题不单是争端解决的程序问题,其背后同时折射出许多实体问题。程序问题必须与实体问题一并解决,这才是迎接多边贸易体制挑战、改革WTO规则的正确方向。

WTO《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基于仲裁的上诉替代

中国、欧盟等WTO成员近期达成的《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MPIA),是自2019年12月11日WTO上诉机构被迫停止运作以来,部分成员为应对WTO争端解决危机所取得的最重要进展。MPIA基于DSU第25条设计,其实质在于依托仲裁,替代上诉,并具有临时性和开放性的特点,是在上诉机构停摆期间继续维护两审终审并确保裁决约束力的惟一务实及合法选择。上诉仲裁在程序启动和裁决生效两方面体现仲裁要素,从而使其有别于WTO上诉审议;但在仲裁员遴选及组庭、审理程序、法律适用及裁决执行监督等方面,则基本复制了上诉审议程序,显示了其替代上诉的实质,回应解决了参加成员在特殊时期的上诉需求。在制度创新方面,MPIA融入若干提高程序效率的规定,试图在危机背景下回应WTO上诉机制的改革需要。我国在MPIA的谈判和达成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须在继续坚持多边贸易体制、寻求长久解决上诉机构危机方法的同时,尝试通过该机制解决涉我WTO案件的上诉问题。

重建常态化WTO上诉机构:以《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实施为契机

美国持续阻挠世界贸易组织上诉机构法官遴选,致使其深陷"停摆"僵局之中。为应对这一全球经贸治理困境,且保证两审终审及有约束力的裁决能够有效执行,中国联合欧盟等世界贸易组织成员积极推动构建《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基于《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第25条设计,将争端解决的两种途径——上诉与仲裁结合在一起,实现了制度上的创新与发展。通过设置高效的制度性举措,不仅为上诉仲裁案件的裁决提供具体细化规则,而且对未来上诉机构的改革勇作尝试。我国积极推动构建并实施上诉仲裁机制,彰显了恢复多边贸易体制的信心与决心。一方面,在寻求长远解决危机的同时,通过该机制解决WTO当前所面临的上诉难问题;另一方面,以上诉仲裁安排为契机,未来各国间的合作更加密切,重建常态化WTO上诉机构已迈上快车道。

WTO上诉仲裁机制的建立

WTO上诉机构从2017年开始危机显现,随后情况不断恶化,终于在2019年底停止运作。在此期间,有专业人士提出了上诉仲裁的设想,以WTO争端解决程序中的仲裁条款作为上诉依据。欧盟与加拿大和挪威先后签订了双边协议,将这种设想变为现实。2020年,23个成员建立“多方临时上诉安排”,并且选定10名仲裁员,至此上诉仲裁机制成为WTO争端上诉的替代方案,用于审理成员之间的上诉案件。该机制建立在WTO上诉程序基础之上,从受理案件到做出裁决,步骤完整;从继承经验到克服缺陷,设计周全。上诉仲裁机制不仅为上诉案件的审理提供了具体规则,而且为未来上诉机构的完善做出了尝试,成为国际组织应对危机的典范以及国际争端解决机制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中国积极参与了上诉仲裁机制的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