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文在元代多族士人圈中的交游考略

程文是元代著名的理学家、诗人,在元末江南文坛相当活跃,积极参与多族士人圈的文化互动。与其交好的文人中,既有贡师泰、虞集、揭傒斯等江南汉民族文人,又有朵列图、余阙、月鲁不花等蒙古、色目文化菁英。程文的多族文化交游是以汉语为媒介、以传统的汉诗文创作为中心的儒家文化交流活动,他的交游活动见证了元代多族士人之间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反映了蒙古、色目文人融入中原儒家文化的史实及其在中华多民族文化史上的贡献。

元代江南多族士人圈的地域特色

由蒙古族肇建的元王朝出现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多族士人圈"。论文探析了元代江南多族士人圈的地域特色:江南山清水秀、文风郁盛,遂多游宴、文艺雅集;与大都士人圈相比,江南多致仕、辞官、贬谪文人组成的士人圈,亦多以僧人为中心的多族士人圈;元末江南鼎沸,多族士子悼念、认同慷慨报国的非汉族士人,入明后,又结成了遗民圈。江南文化的濡染下,蒙古、色目士子纷纷向风趣雅;异族士子在与汉人的文化交往中,所呈现出的民族性格、民族心理、民族宗教也汇入了多元包容的江南文化之中,为其增添了新的色彩。

诗僧来复在元末多族士人圈中的活动考论

释来复是元明之际著名诗僧,在元末多族士人圈中十分活跃,与各族文友相交甚善。通过《澹游集》、《蒲庵集》等罕见别集,考察了来复与异族交往的情况。这位佛门释子之所以能够与蒙古、色目人广结善缘,是因为彼此有着接近的思想基础、文化背景,且对于"他者"文化相互欣赏认同。来复能成为多族士人圈的核心,说明了元代僧人地位的尊崇,也说明了元代宗教文化的兼容并蓄。而频繁的文化互动,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相互的诗歌风貌。这可以说是元代宗教史、文学史的新异之处,值得深入研究思考。

孛术鲁翀诗友考——兼论孛术鲁翀与元代多族士人圈

孛术鲁翀为元代的古文大家与重要诗人,他与文坛名士多有交游、进行诗歌唱和,这些文坛名士包括虞集、邓文原、张养浩、袁桷、曹伯启、许有壬、柳贯、范梈、李孝光、胡助、朱晞颜、柯九思等人。作为女真人,孛术鲁翀既积极学习汉文化,同时也保持了本民族刚正耿直的特点,他的存在丰富了元代多民族士人圈,其诗作成为中华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泰不华在元大都多族士人圈中的文学活动考论

泰不华是元代文化成就最高的蒙古士子,在元大都多族士人圈中极为活跃,与科举师友、馆阁同僚等多族文人往还密切。在频繁的文学活动中,泰氏平朴自然的诗风得到了文友的肯定;而硕儒耆老的涵化,又使其诗歌肃穆雍容。泰不华的文学成就,为蒙古文学史增光添彩。蒙、汉等多族文人的交流互动,改变着彼此的诗歌风貌,也影响着元代诗坛的走向。

忽必烈藩府儒士对元代多族士人儒学认同的影响

忽必烈藩府汉族儒士以及蒙古、色目、女真、契丹等民族的侍从文人,形成了尊孔崇儒和学习儒学的共识。他们对儒学的推崇和发展不仅使得这些来自不同部族和地域、信奉着不同宗教、有着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士凝聚在一起,彼此结纳、往还密切,而且忽必烈藩府君臣崇儒兴学的策略和行为,使得多族文人在共同的中华文化基础上交游聚会,从而促使并引领了有元一代多族士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以及对传统儒学的接受。

玄教大宗师吴全节与元代多族士人的交往

吴全节在元代文坛是个特具意义的存在。他身为高道而有儒者风范,以忠孝立身,好善而不居功,为士林所敬重,于多族士人间颇有凝聚力。他乐于结交文人雅士,以诗文作为交流工具,有意识地引导不同文化群体进行良好沟通,在多族士人间具有重要联结作用,有力促进了元代多族士人的和谐交流和儒道二家的共同发展。以之为代表的正一教道士,是元代作家队伍中的重要一支。他们的创作成就和文化贡献突出,值得深入关注。

元代多族士人赠序文刍议

元代疆域辽阔且族群众多,多族士人交往密切,构建起体系庞大、互动频繁的社交网络。随着交往日深,汉人文士为蒙古、色目士人举办饯别仪式,撰序赠别遂成为常态。一些少数民族士人在积淀了深厚的汉文化修养后,也写作赠序以表情达意。元代多族士人之间赠序书写繁荣,赠序文真实呈现了多族士人的社会关系、交游形式、文化风尚和情感联系,反映了元代华夷一体、多元融合的文化特色。

贯云石交游新考——兼论贯云石与元代多族士人圈的关系

贯云石交游的文人包括色目人廉恒,汉民族文人刘敏中、尚野、薛公谅、蒲道源、陆厚、黄一清、夏椿、姚复、祝蕃,僧人释道惠、释宗具,道士王炼师、李道人,歌妓曹绣莲等。他们一同游赏赋诗、同题集咏、书画鉴赏、切磋诗艺,学习理学与文学,谈佛论道,构成元代特有的多族士人圈,成为中华文学的重要代表。

元代多族士人圈中师生关系的新变

元代出现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多族士人圈。士人圈中的师生关系发生了新变:少数民族士人作为师长,进行汉文化传播。本文对此现象进行了考察,发现在元代中央科考、地方官学、私人办学、民间游学等教育形式中,有大量的非汉族士人参与汉文化教育传承。少数民族士人以自身的民族性格,给予中华文化以有益补充,为元代文化的丰富与发展,精英教育的延续,大众教育的推广做出了重大贡献。

试析元代多族士人圈的文化认同

由蒙古族建立的元王朝疆域辽阔、民族众多,出现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多族士人圈"。在元代多族士人圈的互动中,汉儒接受了服膺汉文化的异族士子,不再以"蛮夷"视之,而是以"吾党"、"吾徒"称之。蒙古、西域的饮食、服饰等物质文化,甚至八思巴蒙古字及异族音乐、医学等精神文化,都得到了汉儒的认同。可以说,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是多族士子相交甚善的纽带。而文化包容,不同文化间的彼此认同是元代多族士人间友好往来的基础,这也是元代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的特质。对此问题深入研究,亦可为今天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提供历史的借鉴。

从刘仁本的交游窥探元代多族士人圈

元朝出现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多族士人圈”。本文从元末江南诗坛的东道主刘仁本入手，考察了他和金哈剌、廷贤、盛熙明、月鲁不花、吉雅谟丁、余阙等蒙古、色目文人的交游情况。他们以汉文化为思想基础，民族文士又以“他者”的活力补充着中原文化，为文坛带来了生机。各族士人共同书写了中国多民族文学史，丰富了中华文化宝库。

契丹儒将述律杰在元代多族士人圈中的活动考论

述律杰是元代著名的契丹儒将,其人与多族文士有所交往,而且友人层次高、情谊笃,以他为中心,构成了较为庞大的多族士人圈。多族士人间的互动丰富了元诗的内容,影响着诗歌的美学风格。时人对述律杰"诗书名将"的定位,亦可窥见契丹这个行将融合消失的民族在元代之文化流衍与契丹人在中国多民族文化史上的贡献。

多民族交往交融与王逢诗境的开拓

王逢是元末明初的知名诗人,他的交友,突破了族群、宗教的藩篱。其《梧溪集》诗作中,酬赠的非汉族友人有46位之多,还有4首诗是题赠日本友人的,且友人层次颇高、族群范围颇广,彼此文化活动多样,情感深笃,这在当时诗坛,罕有其匹。多民族的交往交融,使得王逢在诗中展现了新奇的草原风物;王诗中大量出现的动物物象,也应当与蒙古、西域文学的濡染有关,这为涵括多民族文学的“中华文学史”构建提供了鲜活的个案。王氏接受了“他者”文化,进而接受了少数民族政权,他包容多元的文化心态、甘作元遗民的政治追求,成为了中国多民族融合历史上一个典型的案例,值得关注。

高昌廉氏与元代的多民族士人雅集

高昌廉氏之廉希宪、廉右丞与廉野云、廉惠山海牙等人主持了多次多民族士人雅集,贯穿了整个蒙元王朝。尤其是大都廉园雅集,延续了数十年,参加的人员包括南北各民族人士。廉氏之雅集促进了各民族士人的交流,成为元代多族士人圈的重要组成部分。

元代科举对元代文坛格局的影响

元代科举长期废而不行,统治者用人重世家重根脚,士子文人失去了传统的仕进之路。另外,元代重经济、义理而斥词章的学术取向和人才倾向,均对元代文人的思想和生活状况产生了深远影响,进而影响了整个元代文坛的格局:元代士人阶层重新分化,文人群体雅俗分流以及多族士人圈的形成,成为元代所特有的一个文化现象。

元代唐兀后裔与高丽人交往探论

西夏与高丽,同为当时中华帝国的藩属国,一位于华夏之西北,一位于华夏之东北,地理不相接壤,文化也鲜交流。蒙元席卷欧亚大陆,基本囊括中华故地本部及其藩属,东亚大归于一统,使得原西夏和高丽人员得以突破地理限制,彼此可以进行交流交往甚至通婚,是东亚士人交游圈的一大奇观。值得注意的是,西夏被蒙古灭国甚早,后裔大多改从汉名或蒙古名,使得这段史实隐晦不彰,从元代唐兀后裔与高丽人的交游往来及婚姻方面的史料入手,钩沉并展现了这段东亚历史士人圈鲜为人知交往的史实。

元代畏兀人偰百辽逊的送别诗

"华夷一体"是元代文坛的重要特征。高昌偰氏家族在元代多族士人圈中活动频繁。偰百辽逊的别集孤本藏于韩国,待阐发处甚多。其送别诗投赠对象有汉儒、西域亲友、入华穆斯林、僧道等,这证实了中华文化是中华各民族共有之精神财富。其诗歌呈现出西域人善于理财的文化特征,乐观幽默、勇武任侠的民族性格,为诗坛增添了新的光彩。在体裁选择上,偰百辽逊将西域音乐特点融于汉语诗歌创作中,五句诗、六言诗等"杂体诗"别具一格。其诗感情真挚,证实了元代多族士人间关系之紧密。西域诗人对于科举的关注,畏兀家族连胜科场,当是元代文史不同往古的新异之处。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可以发现元代诗歌有别于唐宋的"异量之美",更好地构建涵括多民族文学的"中华文学史"。其中教益,可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历史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