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探究碳排放交易政策对城市生态福祉的影响

碳排放交易政策对中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具有重要意义。利用2009—2020年中国28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基于Super-SBM模型构建出城市生态福祉的指标,使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实证研究了碳排放交易政策的实施对城市生态福祉的影响。最终,得出结论:碳排放交易政策能显著提高城市的生态福祉。同时运用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以及替换被解释变量的方法对结论的稳健性进行了检验。提出政府要加大碳排放交易政策的实施范围,企业要改进低碳绿色的生产方式的启示。

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能否促进社会公平?——基于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的政策效应评估

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设立所蕴含的代际公平和代内公平理念,在时空维度下对促进社会公平的作用不容忽视。鉴于此,本文从机会均等和结果公平的双重视角,以实验区设立这一政策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04—2020年179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使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实证分析了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设立对当地社会公平的影响。研究发现:首先,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设立能够缩小当地城乡收入差距。其次,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设立对胡焕庸线以东南地区实验区和绿色生态型实验区在结果公平改善方面的正向作用更明显。再次,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设立通过提供基础教育、医疗卫生和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等机制保证机会均等,间接提升结果公平,但基础设施这一作用机制并不显著。最后,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设立通过时空层面的调节效应,以更加公正的方式实现社会公平,起到了二次公平的效果。本文为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进一步促进社会公平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实证证据。

绿色债券发行对上市公司投资行为的影响——基于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的实证检验

我国绿色债券市场起步较晚,但发展势头较好,且实体企业正逐步取代金融机构成为最主要的发行方。发行绿色债券为企业提供了直接的融资渠道,为企业投资决策提供了新思路。通过检验绿色债券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为更好地促进绿色债券市场发展、引导企业进行科学化投融资决策、防范企业投资过度风险提供了经验证据。首先,基于732家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2016年至2020年的季度面板数据,利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DID)研究发行绿色债券对企业投资产生的积极影响和企业非理性投资行为带来的风险隐患,并从融资约束视角探究其中存在的作用机制。其次,将研究样本按是否为重污染企业进行分类并检验不同类别企业的投资行为是否存在差异。结果表明:发行绿色债券显著提高了企业投资规模,与轻污染企业相比,重污染企业的投资规模提升程度更高;发行绿色债券缓解了企业的融资约束,在宽松的融资环境下,企业可能做出非理性投资决策,产生投资过度的风险。轻污染企业的投资过度现象较为明显,重污染企业的投资过度现象不显著。

夜间经济政策对地区旅游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的实证分析

夜间旅游作为夜间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打造文化旅游消费新场景、激发消费潜力,成为助推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利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评估夜间经济政策实施对地区旅游业的影响,结果发现实施夜间经济政策并未按照理论预期促进地区旅游经济增长,而是存在“马太效应”。其中,东北地区抑制作用较为明显,西部地区抑制作用减弱,中部地区影响不显著,东部地区显著促进旅游经济增长;通过丰富夜间文旅产品、提高消费附加值可提升旅游经济效应,但需要同步提升基础设施建设及配套服务水平。为促进夜间经济发展,各地政府部门应“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制定政策,在开发夜间文旅产品时坚持特色化、多元化原则,以“全方位”服务和“精细化”管理保障政策效用;国家和省级层面还需分别完善国家、省级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评选标准。

跨境电商综合实验区建设对长三角出口贸易的影响研究——基于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

本文以长三角地区截至2020年底设立的23个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的城市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通过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来论证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的设立对长三角出口贸易的影响。结果表明,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跨境电商综试区的设立都能够显著促进长三角地区的出口贸易,同时该模型还通过了安慰剂检验和样本排除极端地区的检验。研究发现,长三角地区跨境电商综试区内还面临着一些问题,如综试区内区域经济差距明显及各城市之间开放程度差异较大等。因此,长三角地区各城市应继续加大对综试区的建设力度、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及其配套资源,努力提升区域经济一体化水平。

基于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的水资源税节水效应实证分析

针对水资源税对水资源的节水效果,提出采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基于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的水资源税实证在工业用水量、万元GDP用水量以及万元工业增加值的显著值均超过5%;A市地下水供水量由2017年的142.07×10^(8)m^(3)降为96.40×10^(8)m^(3),地表水供水量由2017年的46.79×10^(8)m^(3)上升为78.30×10^(8)m^(3)。表明基于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对水资源税节水效应的实证方法可行,水资源税的征收能有效提高水资源的用水效率。

融资融券对我国ETF基金超额收益率的影响——基于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选取多只纳入融资融券标的和未纳入融资融券标的的ETF基金,利用2014年3月20日至2020年9月30日的相关数据,构建了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并进行了平行趋势检验。实证结果表明,将ETF基金纳入融资融券标的并不能显著提高其超额收益率,即不能给投资者带来比未纳入融资标的的ETF基金更高的回报。

我国政府会计改革提升地方专项债务绩效的路径探索——基于县级政府的多时点DID模型研究

我国政府会计改革对地方政府债务尤其是专项债务的治理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本文基于我国2017—2020年1696个县域的相关数据,利用权责发生制政府部门财务报告编制在省份层面的政策试点,通过构建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来研究政府会计改革对地方专项债务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会计改革对于地方专项债务绩效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本文为政府会计改革提升地方政府专项债务绩效提供了证据支撑,并提出进一步提升地方专项债务绩效的政策建议。

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创业活力与城乡收入差距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对于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以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中介模型评估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和具体机理。研究发现,该政策显著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并通过提升生产性服务业创业活力扩大城乡收入差距,而制造业创业活力不存在中介作用,并且在城市区位、行政等级与市场潜能上存在异质性;疫情时期试点政策由于技术集聚减缓而对城乡收入差距表现出边际递减的扩大效应。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建议:第一,坚持发展实体经济,特别是重视发挥制造业在吸纳就业和缩小城乡差距中的作用;第二,各地要因地制宜制订创新型城市建设规划,避免政策“一刀切”问题;第三,建设城乡要素统一大市场,加快推动形成新型城乡关系;第四,推动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提高农村劳动力就业质量和收入水平。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效应评估

中国的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依托于主体功能区规划,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首要任务,但实行严格的产业准入制度,故其生态保护目标能否兼顾经济增长值得关注。为回答该问题,该研究将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设立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基于2001—2019年地级市面板数据,采用多期渐进双重差分(DID)评估该生态政策对环境质量和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不仅能够提升环境质量,同时还能促进经济增长,从而实现“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兼得的双赢局面,这一结论在反事实检验、排除其他政策干扰等多重情景下依然稳健。机制分析表明,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能够通过国土空间配置效应、产业结构升级效应、生产率提升效应及要素集聚效应促进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的协同提升。异质性分析表明,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政策效应在不同的功能区类型、不同的地理空间及不同的分位数水平上存在异质性。水土保持型与生物多样性维护型、西南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及东南沿海地区的生态功能区均实现了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的共同提升,水源涵养型、东北地区及华北地区仅提升了环境质量,防风固沙型及西北地区则仅促进了经济增长。随着分位点的上升,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对环境质量的正向作用逐渐增强,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作用逐渐降低。该研究有利于生态政策可持续性实施的经验积累和制度完善,可为实现生态环境保护与稳定经济增长的均衡协同提供借鉴。

限购政策对房地产开发贷款风险的影响研究

基于2007-2019年全国50个大中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分析限购政策对房地产开发贷款风险的影响。研究表明:限购政策会显著降低房地产开发贷款风险,但该抑制作用的持续时间较短,不具有长期持续的显著效果;采用平行趋势检验等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然稳健;相较于非一线城市和中西部地区,限购政策对一线城市和东部地区房地产开发贷款风险的抑制作用更为显著。根据理论机制和实证结论,本文从坚持“房住不炒”战略方针、因城施策实行差异化限购政策、健全房地产开发贷款风险防控长效机制三个方面提出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运行的对策建议。

创新型城市建设能够深化数字全球价值链参与水平吗?

将创新型城市建设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基于2008—2021年中国27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应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考察创新型城市建设对数字全球价值链参与的影响。研究发现:整体来看,创新型城市建设可提升数字全球价值链参与水平,这一结果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创新型城市建设对中小规模、沿海区域及低市场化程度城市参与数字全球价值链的作用效果更为显著。作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创新型城市建设主要通过缓解要素结构错配、前沿数字技术追赶以及服务贸易结构升级对数字全球价值链参与产生推动作用。基于上述结论,提出全面深化创新型城市战略点布局、推动城际数字经济联动格局建设、统筹构建城际数据统一要素市场的政策建议,为高水平建设创新型城市,提升国际数字价值链地位提供新思路。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能促进劳动力就业吗?——来自“宽带中国”试点政策的证据

数字基础设施是网络强国和制造强国建设的重要基础,更是新时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性公共资源.在此背景下,本文着重关注中国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城市劳动力就业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通过将“宽带中国”试点政策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本文基于2007–2019年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使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DID)深入考察了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影响劳动力就业的直接效应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使用“宽带中国”试点政策表征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能够显著提升试点城市的劳动力就业水平,这一结论在经多种稳健性检验和异质性分析之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发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通过产业结构优化效应、人力资本投资效应和劳动力配置扭曲缓解效应提升了劳动力就业水平.“宽带中国”试点政策对劳动力就业的促进效应在行政等级更高、地理位置更好的城市以及高技能劳动力中表现的更加明显.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促进“数字中国”建设和劳动力高质量就业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长期护理保险对中老年家庭消费的影响——基于CHARLS数据的考察

在社保体系还不完善的情形下,我国居民倾向于以高储蓄率来应对未来的风险,在目前需求收缩的冲击下,如何刺激国内居民消费是当前经济政策的重要内容。2016年长期护理保险作为社保的“第六险”正式开始试点,旨在减轻失能患者家庭的经济负担。本文利用四期中国健康和养老追踪调查数据(CHARLS),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实证评估了我国21个试点城市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对中老年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长期护理保险显著地提高了城镇中老年家庭的消费水平,包括食品消费、日常消费、长期消费和健康消费,且这种效应在65岁以上人群中更显著,而对农村中老年家庭消费作用不显著。异质性分析和机制检验结果支持长期护理保险具有“减少预防性储备”和“释放劳动供给”作用的结论。本文对如何进一步完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促进居民消费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科技金融赋能农业生产效率提升--来自科技金融试点政策的经验证据

中国农业发展既存在科技投入不足的短板,也面临金融支持不充分的约束。在这一背景下,促进科技和金融在农业生产活动中的结合,对于中国农业现代化建设至关重要。本文将“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考察科技金融赋能农业生产效率提升的政策效果和作用渠道。研究发现:相对于非试点地区,科技金融试点政策实施显著推动了试点地区农业生产效率的提升,且在政策实施后的较长时期内,这一效应持续存在并不断放大。异质性分析结果发现:科技金融试点政策实施对农业生产效率的提升作用,在科技创新能力较弱、金融深化程度较低和农业生产规模较大的试点地区表现得更强,且受政策实施强度和地理区位的影响,对中心城市农业生产效率提升的“锦上添花”效应小于对非中心城市的“雪中送炭”效应。机制分析结果显示:科技金融试点政策实施通过推进农业机械化进程、提升农民人力资本水平和促进农村现代产业发展等渠道,对“三农”工作产生积极影响,构筑起政策多点生效、持续发力的长效机制,最终促进农业生产效率的提升。

双创示范基地政策与企业高质量发展——基于企业技术创新视角

双创示范基地政策是贯彻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助推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但其效果并未得到有效评估。通过构建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双创示范基地政策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结果显示:基于企业技术创新视角,双创示范基地政策在总量上促进了基地内企业高质量发展,但从结构而言,这项政策却导致企业整体创新结构向低端偏移。内在机理分析表明,此政策虽然通过资金、人才以及平台等创新资源补充机制破解了企业高质量发展的资源障碍,但并未突破科技成果转化和交易费用障碍。异质性分析发现,示范基地政策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激励效应在国有企业和中东部地区企业中更为明显。进一步研究分析证实了政策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外溢作用。研究为示范基地政策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提供了经验证据,揭示了目前政策的薄弱环节,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异质型借用规模视角下高铁开通对城市创新水平的影响

创新是经济结构转型与高质量发展的驱动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其具有重要支撑作用。基于2007—2018年长三角地区4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运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分析了异质型借用规模视角下高铁开通对城市创新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高铁开通显著提高了城市创新水平,从时间维度看,高铁开通前期创新提升效应较低而后期红利爆发;从空间维度看,高铁开通提高了大城市创新水平,对小城市创新水平的提升作用不显著。第二,高铁开通后,其与绩效规模借用的交互作用抑制了城市创新水平的提升,与功能规模借用的交互作用促进了城市创新水平的提升。第三,对于大城市而言,高铁开通与绩效规模借用、功能规模借用的交互作用均提高了城市创新水平;对于小城市而言,高铁开通与绩效规模借用的交互作用对城市创新水平的影响不显著,高铁开通与功能规模借用的交互作用提高了城市创新水平。

资本市场开放、分析师关注与股票流动性——基于沪深港通机制的准自然实验

以中国沪深港通机制的实施作为准自然实验,选取2008—2020年沪市A股上市公司和2012—2020年深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构建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Staggered DID),考察资本市场开放如何影响上市公司股票流动性。研究发现,沪深港通机制的实施显著提高了标的公司的股票流动性,且分析师关注的提高是沪深港通机制提升股票流动性的重要路径。进一步分析发现,沪深港通机制对股票流动性的正向影响主要体现在民营企业、没有QFII持股的企业和信息透明度较低的企业中。

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能有效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吗?

如何从政策层面推动实体经济数字化转型是当下值得关注的重要议题。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作为推动经济结构转型与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制度设计,能否对我国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重要影响?以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为准自然实验,利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考察其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能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有效性与稳健性检验后仍成立。机制检验表明:试点政策主要借助创新环境优化与创新资源集聚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异质性分析发现:在非国有、大规模与高新技术企业,以及营商环境较好、财政压力较小的城市,试点政策更能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拓展分析表明:试点政策能通过空间溢出与生产网络溢出带动非试点城市企业数字化转型;同时,试点政策虽扩大了城市内数字鸿沟,但能有效缩小城市间数字鸿沟,促进区域数字转型协同发展。研究结论丰富并拓展了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的微观经济效应,不仅为化解当前企业数字化转型困境提供切实可行的经验路径,也为数字技术深度赋能实体经济、重塑产业竞争优势及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