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多明我会士闵明我在华活动述论

西班牙多明我会传教士闵明我(Domingo Navarrete,1618-1689)是清初活跃于福建、浙江等地的重要人物。作为多明我会在中国的代表,他抱有积极的传教理想,并在实践中对多明我会的传教方法有所创新。他在"中国礼仪之争"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见证了礼仪之争过程的关键阶段,与耶稣会士们针锋相对,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他的《中国的历史、政治、道德与宗教》首次将礼仪问题在中国的分歧与争论公诸于众,从而将之由地方性事件变成世界性话题。他对中国的生动记录再一次激起了欧洲人对中国的强烈兴趣。

多明我会台湾开教原因初探

多明我会是13世纪时成立的一个宣教修会,1217年为教宗何诺里三世(Honorius Ⅲ)正式批准。而后,在15世纪,随着西班牙殖民势力的扩张,到世界各地传播天主福音。在西班牙殖民者占领菲律宾后,建立了"至圣玫瑰之母会省"(Province of Our Lady of the Most Holy Rosary),以中国为主要目标。但在寻求进人中国传教之门户时,因形势所逼,在中国台湾建立的淡水、基隆等处建立传教基地,作为向中国传教的桥头堡。

早期多明我会传教士对中国历史的探考

本文通过分析早期多明我会传教士对中国历史的探考及其参考的相关中外文献,反映菲律宾早期的中西文化交流情况,以及16世纪末、17世纪初西班牙人对中国历史的认识。本文还爬梳了明末中国书籍出口东南亚的情况,分析了当时中文史籍在普通百姓中的流行程度,论证了菲岛华侨华人对中西文化交流做出的贡献。

多明我会士闵明我与洛克的“中国笔记”

洛克是17世纪英国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之一。他的“中国笔记”大约完成于1702年,主要内容涉及中国的儒家思想、祭祀礼仪等。这部笔记可谓洛克“中国观”的集中体现。《华人礼仪史》虽是洛克“中国笔记”的直接知识来源,但它对闵明我的著作也多有引用。因此洛克的笔记内容与闵明我的著述之间存在内部联系。闵明我的思想观念对洛克产生了一定影响,从而成为欧洲启蒙运动与中国思想发生关联的途径之一。

海上天主:明清时期的闽台多明我会

台海自古联系紧密,明清时期更是往来频繁,此一时期进入中国的天主教多明我会受此影响,形成了"海上天主"的历史画面。具体表现为:明末时期,多明我会由台入闽,天主过海扎根;晚清时期,闽台多明我会互有往来,交流频繁,两地教务的发展呈现较大的相似性。

多明我会与明末中西交往

多明我会是明末入华传教的主要欧洲天主教修会,在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多明我会的早期入华历程,不仅与西班牙、葡萄牙等西欧殖民势力在亚洲的扩张活动纠葛一处,而且直接影响到明末天主教在华格局的演变以及著名的中国礼仪之争事件的发展。1632年,该会传教士从台湾渡海进入中国东南大陆传教,打破了此前半个世纪耶稣会独享中国传教区的局面。其后,多明我会传教士第一次在福建传教区针对现实中的礼仪问题展开系统调查,并将调查结果提交罗马教廷,终使礼仪问题演变成为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牵动东西方、延续数世纪的大事件。

明清时期闽台多明我会关系的动态变迁

此文以闽台缘为着力点,以明清时期闽台多明我会的往来联系为考察对象,分明末和晚清两个时间段来论述闽、台多明我会的相互关系。具体为:明末时期,多明我会由台入闽,呈现单向流动特点;晚清时期,闽台多明我会互有往来,交流频繁,两地教务的发展呈现较大的相似性。剖析个中原因,闽台间的历史地理、经济文化渊源,与多明我会在闽台的传播过程中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文艺复兴时期的书籍、图书馆与公众——基于方济各会与多明我会手抄本艺术赞助的考察

在中世纪晚期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方济各会和多明我会热衷赞助手抄本。受"神贫"思想和使用群体扩容的影响,手抄本的装饰较之传统发生了诸多变化。出于珍藏和流通的需要,图书馆应运而生。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与人文主义者、城市中的统治者及罗马教会一道,促进了人文主义的兴起和传播。近代书籍概念的成熟与图书馆公众模式的建立与二者的手抄本艺术赞助关联甚重。

从马尼拉到福安:多明我会传教政策的亚洲背景

此卷书之标题与某些近来的历史学的发展趋势具有令人感兴趣的和复杂的关系。关于基督教在亚洲的历史学(关于存在于亚洲沿海地区的欧洲人和欧洲事务的著作也一样),最好的著作一般来说是这样的:它们试图摆脱它的以欧洲为中心的起源,而转向更加重视它所研究的诸现象之亚洲根源,转向更加重视这些现象中持续时间最长、最重要的现象以之成为欧洲和亚洲文明——当它们发生接触的时候——之特定方面的复杂而又偶然的相互作用的结果的方式的亚洲根源。但是,我们所知道的对"礼仪之争"

方济各会和多明我会女性圣徒的表现

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出现了数量众多且寻求风格创新的以女性圣徒为表现主题的绘画。作为当时重要的艺术赞助团体,方济各会和多明我会不遗余力地参与其中。事实上,二者在一定程度上展开竞争,使圣母、圣克莱尔和圣凯瑟琳成为当时流行的女性圣徒表现的三大主题。这些表现女性圣徒的作品形式推陈出新,为后来类似题材的表现提供了丰富的借鉴范例。

17世纪多明我会士闵明我有关中国历史的书写及认知

1676年,多明我会士闵明我的《君主制中国的历史、政治、伦理及宗教论集》一书出版,将中国的历史典故引介给了欧洲。他在书写中国历史的过程中很大程度上参考了耶稣会士何大化的《中国分期史》,但由于“礼仪之争”的影响,二人也存在观点的分歧,比如他认为中国历代君臣都没有关于“天主”的真正认知。另外,闵明我引介中国历史除了为印证其宗教观点,用它来为自身的传教路线进行辩护外,也有其世俗目的,他对中国的政治伦理十分钦佩,希望欧洲君主能够效仿中国的君臣治理模式。从总体上来看,闵明我所撰写的中国史依然是以宗教史观为指导,他对何大化著述的引用,也让我们看到17世纪多明我会与耶稣会之间的互动与影响。闵明我有关中国历史的书写与耶稣会士的相关著述共同构成了早期中学西传的一部分,并为欧洲人带去了新的有关中国的认知。

从世界文明体系看16-18世纪中西文明之间的整合

本文讨论的重点将是欧洲文明与中华文明的交流。然而。在16世纪中叶以前,明朝政府限制外国传教士入境,以基督教文明为媒介的中西交流也就无从谈起。因此,本文阐述的时间界定主要是16世纪中叶以后明朝政府允许西方传教士传教开始直至18世纪礼仪之争结束导致中西交流的中断。而对于文明的概念界定,本文认为,文明既包括物质层面的成就,亦涵盖着精神层面的成果。文明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才出现的文化现象。因此,本文讨论的文明主要是广义上的概念。既包括物质层面的概念,也包涵了精神层面的概念。

蒙元时代西方在华宗教修会

天主教会与中国的接触始于蒙元时期,又可分为两个阶段:13世纪中后期罗马教廷数次向哈剌和林(Karakorum)的蒙古王廷遣使,14世纪前期则在中国内地建立了真正的教区.随着1368年明朝的建立,这些成果很快湮没无存,并且一断就是200多年.

詹森派视野中的“利玛窦规矩”——以《耶稣会士的实用伦理学》第二卷为中心

本文以法国詹森主义者康布·德·本特夏托(Sebastien-Joseph du Cambout de Coislin de Pontchateau)批判耶稣会在华传教策略的论争文献——《耶稣会士的实用伦理学》第二卷——为研究个案,指出耶稣会在欧洲的敌对力量——詹森主义(jansenism)——对"利玛窦规矩"所持的批评态度和立场。文本资料上,詹森主义者详尽掌握着1652年以前欧洲有关中国礼仪之争的材料;价值立场上,他们更加认同多明我会士和方济各会士的传教方式。詹森主义者对中国礼仪和耶稣会在华传教策略的贬抑和排斥根源上是由于双方在神学理论和伦理学体系上的差异决定的。但詹森主义者用以衡量、评判耶稣会在华传教策略的严格主义(Rigorism)道德立场在17、18世纪清教主义盛行的法国社会和奉行教会自主原则(Gallicanism)的法兰西教会内赢得了为数众多的支持者,使詹森派在与耶稣会的争论中在舆论上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詹森主义者对"利玛窦规矩"的批评态度反过来也助长了法兰西教会对耶稣会一直抱持的敌对态度。

略论天主教在福建的传播

天主教传入福建,主要可分为元代、明中后期、清初至康熙五十九年、雍正元年至鸦片战争、道光二十四年至1919年、1919年至1949年这六个阶段。元代是天主教在福建传播的第一个时期,当时泉州为全国海外贸易中心,全盛时期常居的海外经商者约十万人,其中有许多是天主教教徒。元大德十一年(1307年)。

试论基督教在福建的传播

基督教作为一种世界性的宗教,曾四度传入我国。第一次是唐代的景教,这是中国人对基督教聂斯托利派教会的称呼;第二次是元代的也里可温教。

教会、教民和民教冲突——山东义和团运动爆发原因初探

十九世纪末,山东义和团运动的爆发,有其极为复杂、深远的因素。探讨它形成的原因,不能仅仅停留在一般的分析,更重要的是深入历史的实际,研究它的特殊型态。山东义和团的斗争,自始至终以反对外国教会和中国信徒为主要形式,此其一。山东义和团运动,不是开始于帝国主义军事、经济势力庞大的山东半岛沿海各地,而是开始于帝国主义势力还没有大规模渗透的鲁西南和鲁西北地区,此其二。这些事实值得我们深思。澄清这方面的问题,将有助于理解义和团斗争究竟怎么导致成为一场震动中外的爱国反帝大风暴。本文引用了各方面的资料,特别是参考了一些教会的记载,对教会、教民和民教冲突等问题,进行了综合考察。企图在弄清事实的基础上,提出一些初步看法,为研讨山东义和团爆发原因问题提供参考。

乾隆十一年福安教案述論——以巴黎外方傳教會中文檔案爲中心展開

福安是明清時期中國天主教最爲發達的地區之一,也是教案頻發之地,而清乾隆十一年爆發的福安教案在中國傳教史上極具影響力。它不僅是中國天主教傳教史上第一次流血的教案,而且還促成了嘉道時期清政府在立法中訂立了對西洋人治罪的律令專條。這對中國天主教的正常傳播與發展産生了根本性的影響。以往對此事件研究者雖多,但由於資料、檔案屢屢披露發現,故以往成果多有偏頗。本文竭力綜合各類中西原始檔案,深挖全案的過程、原因及影響,以圖超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