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五朵金花”到“皇权”“封建”之争

“五朵金花”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宏观探讨古史分期、土地所有制、资本主义萌芽、农民战争和汉民族形成等史学基本问题,堪称1949—1966年间中国古代史的主流热论,同时不乏公式化、议题简单、排斥多元实证等失误。改革开放以来,中古史研究以多样化、实证为主、重视考古新材料和国际交流趋于自觉等为特色,迅猛发展。但也有些许“矫枉过正”,主要是实证微观有余而理论宏观不足,不恰当的断代藩篱等。近年,“富民社会”、“农商社会”、“帝制农商社会”、赋役临民理政、南北整合等探索,兼取“五朵金花”和“多样性实证”之长,不失为“融通古史”和多维度诠释的良好尝试。而围绕战国至清的社会性质,“皇权时代”“封建地主制”的争议,再起波澜。前者的强项为政治文化层次的深刻揭示,不足之处是对社会经济及其与帝制间关系的发掘认识。后者雄辩论述了地主经济形态的基本特征及封建主义本质,薄弱点在于对帝制及其与地主经济间关系的把握。笔者提出“帝制地主形态”的新表述,认为两千年“帝制国家”与“地主经济”始终是一而二、二而一,不可偏废,始终是管制与支撑的因应互动。唯有“地主”,能够较好概括多重土地所有、兼蓄工商业以及“贫富无定势”等社会经济基本内容;唯有“帝制”,能简要涵盖亲民直辖、“官无常贵”和帝有天下等行政支配定律及宗法因素。我们考量中古社会属性,需要将“帝制地主形态”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