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西南边疆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以司徒班钦三赴丽江为例

西藏噶玛噶举派高僧司徒班钦曾于公元1729至1759年间三次前往丽江地区。虽然噶玛噶举派在丽江传播的历史十分悠久,但至司徒班钦时期,由于蒙古势力南下、甘丹颇章政权崛起、改土归流等原因,噶玛噶举派在该区域的发展已大不如前。在此历史背景下,司徒班钦应邀南下,于沿途建寺传法,同上至云南提督、丽江知府,下至把总、木瓜、班色、头人等大小官员及信众频繁交往,构建起了多民族的社会关系网络。司徒班钦接触和学习了纳西族、傈僳族、白族、汉族等多民族的文化,并将其引介到藏族社会,同时也将藏族文化进一步传播至兄弟民族地区,为18世纪我国西南地区的多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作出了独特的历史贡献。文章以司徒班钦三赴丽江为切入点,对18世纪我国西南地区的多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情况、特征及影响,乃至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与中华民族形成的关系进行了探讨。

中国南方创世史诗中的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记忆

中国南方创世史诗蕴含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记忆,具体包括语言文字互鉴的记忆、共享母题的记忆、共有家园的记忆、共享历法的记忆、族际互惠的记忆。多民族的智者在语言文字互鉴中,创作、演述创世史诗,增强凝聚力。母题共享表明,多民族拥有共通的思维机制、价值观念和审美偏好,又能在同一母题之下展开多样化的艺术创造。共有家园,意味着多民族和谐相处、一体共生。历法的族际传播与共享,提升了多民族共同生存、共同进步的能力。族际互惠,是增进多民族文化亲密性的有效手段。与阿斯曼所关注的神话动力不同,中国南方创世史诗中的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记忆内含的诗性动力具有如下功能:树立多民族和谐共生群像并引导多民族凝聚为一。中国南方创世史诗在讲述生命共同体形成和发展的诗性历史时,普遍认为生命同源、人类同根、民族共祖。多,意味着繁荣;一,意味着同源。多由一生,多聚于一。多样性与亲和性是民族交往互助的基础。南方创世史诗中的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记忆,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根基,社会各界应在国家的主导下积极保护中国南方创世史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