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民族及生态脆弱地区产业结构演替及生态环境效应分析——以云南省怒江州为例

经济快速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是怒江州亟待解决的两大难题,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是解决问题的主要手段。该研究以1978~2012年为研究时段,对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三次产业及产业内部进行时间序列和空间差异分析,并采用产业结构变化的生态环境效应分析模型对产业结构变化带来的生态环境影响进行评价。结果表明：1978~2012年研究区一产比例持续下降,二产比例不断增大,三产比例稳中有升;泸水、福贡、贡山3县产业结构逐渐发展为以第三产业为主,而兰坪县则以二产为主;在产业不断演替的过程中,由于怒江州产业结构变化导致的生态环境影响处于较弱到中等水平,生态环境整体情况良好。研究区产业结构不断调整并逐渐趋于合理化,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处于相对协调状态。

生态脆弱地区林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动及其影响因素——基于甘肃省10年500个农户的跟踪调查

【目的】在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研究欠发达生态脆弱地区林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动及其影响因素,从林业投入资源配置、生产经营规模调整等方面探讨提高林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可行路径,为生态脆弱与经济贫困叠加的同类高山集体林区加快转变林业发展方式、制定促进林业高质量发展相关政策提供科学依据和理论支撑。【方法】基于甘肃省2009—2018年500个农户跟踪调查数据,以资金、土地和劳动为投入要素,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为产出要素构建DEA-Malmquist模型,从户主特征、家庭特征、林地特征、区位特征、林业政策和林业服务6个维度选取13个变量构建面板Tobit模型,测算甘肃省林业全要素生产率并分析其影响因素。【结果】1)从整体变动上看,林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不足,原因在于各分量未形成合力,具体为林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受技术进步驱动,而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促进作用有限。2)从时间特征上看,林业全要素生产率处于不稳定状态(2010—2018年呈上下交替波动特征),未能实现林业生产力的持续发展。3)从区域特征上看,因各地区自然历史条件和经济社会发展差异,林业全要素生产率地区差异明显。分区域来看,陇东地区林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不足,陇南地区增长有限,陇中地区增长较快;分县域来看,陇南地区各县域差异较大,陇中地区次之,陇东地区最小。4)从影响因素上看,林业全要素生产率受年龄、担任干部、外出务工人数、林业收入与总收入占比、林道满足需要、地理区位、采伐指标申请难易、获得林业补贴、参与森林保险、林权抵押贷款难易以及参与林业合作社影响。【结论】1)重视林业理论基础研究并不断应用转化林业科技成果,依靠科技进步保障林业持续发展;2)强化林业培训措施,提高林业技术效率,注重林业技术效应,转变林业发展方式;3)加大林业融资供给,引导林地规范流转,健全林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提高林业规模效率,实现林业规模经济;4)持续改进技术进步,逐步提升技术效率,充分挖掘规模潜力,使生产率各分量形成合力,合理有效配置林业生产要素;5)各地林业发展应全面考虑自身林业资源禀赋特殊性、生态安全必要性和艰巨性,提供精准扶持政策,因地制宜发展林业,加强区域交流合作,促进区域共同发展。

生态脆弱民族地区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机制创新研究——以武陵山片区为例

生态脆弱民族地区往往集生态、民族、经济、交通、管理问题于一体,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关键地区。武陵山片区作为生态脆弱民族地区,其生态价值显著与环境破坏严重并存、经济韧性差与生态脆弱同在、民族生态文化约束与国家环境管制并用,这些特殊性决定了引入和创新治理模式的必要性,而国家推行的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模式因其优势巨大,可在一定程度上有效防范这些特殊区域的生态环境风险。从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存在的普遍性问题和区域实际来看,生态脆弱民族地区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主要困难是市场不健全、多主体协同缺乏、全过程参与不够、监管不完善等等,因此应构建适应生态脆弱民族地区特点及其历史文化传统的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机制:本土企业与跨域统一市场相结合机制、传统生态文化与现代生态文明融合共生机制、多主体参与和全过程治理一体推进机制。

低碳循环视角下生态脆弱地区碳汇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以南疆四地州户用沼气CERs项目为例

低碳循环发展的大背景下,三农碳汇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可助推三农低碳化发展并利农惠农。以生态脆弱区南疆四地州的户用沼气项目为研究对象,基于低碳循环的视角,利用小规模方法学AMS-Ⅲ.R和AMS-Ⅰ.C,综合测算温室气体的双重碳减排效益,估算其参与CERs项目后的经济效益,并进行项目碳减排成本的核算,最后就地区实际给出建议。结果表明:2020年南疆四地州户用沼气工程的总碳减排量为32.46×10^(4) t/a,其中第一重碳减排量为0.96×10^(4) t/a,第二重碳减排量为31.50×10^(4) t/a,平均每户碳减排量为1.12 t/a;建池农牧民参与CERs项目的碳减排经济总收益可达3 385万元,参与CERs项目十年后的每户净现值为2 229.6元,内部收益率可达30%,动态投资回收期为3.16年;单位碳减排增量成本(ICER)为9.01元/t CO_(2)当量,即1.42美元/t CO_(2)当量。因此,其户用沼气CERs项目开发具有可行性,且开发潜力较大,加入碳交易市场实现其作为三农碳汇产品的价值对于地区生态恢复、减碳增收、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也有推动作用。

易地扶贫搬迁与脱贫户生计脆弱性:降低抑或加剧?——来自湘鄂渝黔毗邻民族地区的例证

易地扶贫搬迁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部分脱贫户仍存在较高的脆弱性,这将是中国减贫工作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本文依据湘鄂渝黔毗邻民族地区脱贫户实地调研数据,运用线性回归模型,系统评估易地扶贫搬迁对脱贫户生计脆弱性有何影响及如何影响,并剖析区域、安置方式、搬迁时间及生计策略的差异性作用。分析结果显示,易地扶贫搬迁对脱贫户生计脆弱性产生改善效果,此结论在经过安慰剂检验和分位数回归模型等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进一步的分析结果显示,地区差异、安置方式与搬迁时间的交互项、生计策略对易地扶贫搬迁的脱贫户生计脆弱性降低作用存在异质性影响。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家庭收入多样化和个体志向水平是易地扶贫搬迁降低脱贫户生计脆弱性的重要机制,而家庭收入多样化的中介效应更为突出。本文为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政策优化、扶贫工作高质量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提供新的经验证据。

基于SRP模型的内蒙古鄂伦春地区生态脆弱性评价

[研究目的]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城镇化率不断提高,当前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不断遭受破坏,生态脆弱性日益严峻,生态脆弱性评价已成为了诸多专家学者研究的热点。鄂伦春地区从20世纪产业结构从狩猎业转变为农牧业以来,当地生态环境面临脆弱化的风险。本文通过对鄂伦春地区3期生态脆弱性评价,以期为当地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研究方法]以内蒙古鄂伦春地区为研究区,基于SRP模型,选取生态恢复力、生态压力度和生态敏感性等3种类型14项指标,利用GIS空间主成分分析(SPCA)和地理探测器(GeoDetector)对鄂伦春地区2000、2010、2020年3期生态脆弱性空间分布、时空演变和驱动因子进行分析。[研究结果](1)鄂伦春地区生态脆弱性整体为良好—轻度脆弱状态,一般性脆弱区在3年的分布面积大致相当,中度和重度脆弱区主要分布在阿里河镇南部、乌鲁布铁镇南部、大杨树镇和古里乡,生态环境总体呈现恶化趋势。(2)鄂伦春地区生态脆弱性在2000-2010年间生态环境呈向良好发展趋势,在2010-2020年间生态环境遭受较大破坏,生态脆弱性明显增加,2020年首次出现重度生态脆弱区面积达111.72 km^(2),占研究区面积的0.51%,生态环境形式严峻。(3)鄂伦春地区生态脆弱性空间分布主要受生物丰度(D2)、景观多样性指数(D3)、高程(D5)、人口密度(D13)等因素影响,在2020年影响因子呈现更加多元化,蔓延度指数(D4)和年均降水量(D12)两个指标对当地生态脆弱性有较强的驱动作用,q值分别为0.737和0.568。[结论]鄂伦春地区2000、2010、2020年3期生态脆弱性总体呈现西北部低、东南部高的显著特征,在2000-2010年间生态环境向良好发展,在2010-2020年间生态环境呈恶化趋势,鄂伦春地区生态脆弱性受人为活动和自然因素共同驱动导致。

民族地区生态价值治理及其制度效能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民族地区实现生态价值治理现代化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最大责任、最大价值和最大潜力。纵观民族地区地方政府“十四五”时期的治理重点与制度效能,生态价值治理有显著优势。论文基于价值伦理、价值传递、评价导向三个维度阐释了生态价值治理的内涵,并进一步分析了生态价值生产、整合和吸纳机制。得出结论:民族地区在发展的价值目标上,亟须解决单向度发展、增长主义带来的端口闭塞滞后的实际,消弭简单生态经济学偏废理论对民族地区生态价值建构可能带来的“贬值”风险;在生态价值治理运行上,夯实生态价值治理、政策框架与政治使命整合的互生互造,涵育三者双向赋能的发展伦理,充分释放民族地区在生态文明实践中的潜力。

民族地区共同现代化进程中的互嵌式发展路径——基于文化生态保护区文旅融合视角

互嵌式发展是民族地区文化生态保护区文旅融合的重要路径,有利于本地民众与外来社会力量实现资源互补,在动态发展中保护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核心的文化生态,推动共同现代化进程。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探究共同现代化进程中民族地区文化生态保护区文旅融合互嵌式发展内涵,剖析互嵌式发展优势和需求。以本地民众与外来社会力量的共同性为出发点和着力点是互嵌式发展的有效路径,即共同就业创业实现资源互补、共同承担保护和发展的双重责任、共同分享发展红利、共同接受政府的服务和监管。

中国内陆沿海地区1986—2015年极端气候指数对生态系统脆弱性的影响

基于1986-2015年气象数据、净初级生产力(NPP)数据集,计算了典型极端气候指数和生态系统脆弱性,从时间和空间2个维度分析NPP以及极端气候的时空变化特征,揭示中国内陆沿海地区陆地生态系统脆弱性空间分布特征,进一步探讨不同生态系统脆弱性对极端气候指数的响应特征.结果表明:1)1986-2015年,中国内陆沿海地区呈现偏暖的趋势,平均温度上升1.2℃,具体表现为暖昼时间(Tx90p)、暖夜时间(Tn90p)呈增加趋势,冷昼时间(Tx10p)、冷夜时间(Tn10p)则呈减少趋势,每日气温极值(TXx、TNx、TXn、TNn)呈增加趋势,气温日较差(DTR)呈降低趋势,夜间气温上升幅度大于日间;极端降水呈现南增北减的空间分布特征. 2)陆地生态系统脆弱性呈现出显著的地理空间差异性,脆弱性最高的地区位于北部,东北地区中部以及华北地区存在明显的高脆弱性区域,具体表现为该区域恢复力较低. 3)极端气候指数与陆地生态系统脆弱性之间具有显著的关联性,均表现为显著的负相关,日夜温差(DTR)与陆地生态系统的脆弱性呈显著正相关.

民族地区旅游产业与生态文明建设耦合协调度的时空演变及其影响因素

新时代背景下生态文明建设向纵深推进,其与旅游产业存在天然耦合,因此厘清二者间的协调发展态势与时空演变规律对引导各方面集中精力推进改革创新、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2008—2019年民族地区旅游产业与生态文明建设的耦合度和协调度,探寻两系统耦合协调度的时空演变规律,并利用地理探测器剖释其耦合协调度演变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研究期间民族地区各省(区)耦合度均高于0.8,处于高度耦合阶段,旅游产业与生态文明建设趋于良性共振耦合;(2)民族地区各省(区)协调度均值在0.527~0.703,各省(区)协调度在勉强协调、初级协调和中级协调3种类型之间波动变化;协调度高值主要集中在南部和北部,呈现出南北略高、中部平平的格局;(3)地区对外开放程度、科技创新、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对旅游产业与生态文明建设协调度变化具有重要影响。

基于PSR-AHP模型的生态脆弱地区矿产资源离任审计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以“双碳”背景下生态脆弱地区领导干部矿产资源离任审计为研究对象,找出领导干部矿产资源离任审计过程中需要进一步优化和提升的地方,从“双碳”战略目标视角出发,建立PSR-AHP模型,构建契合生态脆弱地区资源环境禀赋的领导干部矿产资源离任审计评价指标体系,使领导干部考核和任免规则更加细化,最终促使生态脆弱地区在实现经济快速发展同时,保持生态机制的良好运行,增加生态系统碳汇,早日达成“双碳”战略目标。

基于马克思主义农业生态思想视角探索当代民族地区绿色发展路径

过去,为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大力发展,各民族地区着重发展传统工业产业经济,使得炼钢、化工等传统行业迅速崛起。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传统工业化发展模式严重消耗了自然资源,且给地区带来的生态环境污染问题日益凸显,已制约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急需寻求地区绿色发展路径来平衡传统工业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实现民族地区经济和自然环境保护协同发展。

乡村振兴背景下渝东南民族地区生态农业与生态旅游业融合发展研究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提出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坚持走乡村绿色发展之路,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生态农业和生态旅游业具有天然的产业耦合性,二者的融合发展可以为农村地区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供重要途径。民族地区是我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点区域和难点区域,具有自然资源丰富、民族文化特色鲜明等方面的优势,但其经济基础相对薄弱、产业发展水平层次偏低、产业融合程度不够。通过生态农业与生态旅游业的融合发展,可以有效延伸农业产业链,拓展农业产业功能,提升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当前,以渝东南为代表的民族地区生态农业和生态旅游业融合发展过程中还存在着产业融合程度偏低、融合机制不健全、融合人才匮乏等方面的问题亟需解决。因此,本文提出应树立“大耦合”的发展理念,打造民族特色文化品牌;加强顶层设计与统筹谋划,完善产业融合机制;创新人才培养体系,提升从业人员能力素养等政策建议,以期为促进以渝东南为代表的民族地区生态农业和生态旅游业融合发展、进而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做出贡献。

四川民族地区生态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核心要义与保障机制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四川民族地区属于典型的山地经济发展区,拥有丰裕的自然与人文生态旅游资源,发展生态旅游产业并促进其高质量发展是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落实“生态立区、旅游兴区”方略的根本抓手,是践行绿色低碳规划引领、助力“双碳”政策理念与目标达成的必然选择,是有效阻断致贫返贫风险、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持续动力。基于四川民族地区生态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面临的困境进行探讨,提出了应建立健全政策支持机制、构建多元利益共享机制、优化产业融合发展机制、搭建跨界人才培养机制、完善多元协同监管机制、创新科技赋能支撑机制。

民族地区旅游与生态协同发展的现状及策略——以广西融水梦呜苗寨为例

民族地区因历史及自然地理等诸多方面原因,属于欠发达欠开发地区。为改变这一现状,目前的研究多聚焦于旅游与扶贫的关系,较少系统论及旅游与生态相互间的关系,而这正是民族地区乡村振兴必须致思与致力的一个重要向度。以广西融水梦呜苗寨为例,立足田野调查,对该地在旅游与生态协同发展上取得的成效与经验进行分析,力图呈现民族地区在处理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利用上的独特智慧和不懈追求。调研中发现,梦呜苗族在平衡经济与生态关系中也有若干问题亟待解决,并据此提出了相关建议,以期为更好地推动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提供可资借鉴的策略。

民族地区开展生态文明建设路径研究

【目的】民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在维护民族地区和我国生态安全、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近年来,全国大力建设生态文明并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效,但民族地区的生态文明建设还面临着一些较为突出的问题。【方法】基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入探析民族地区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障碍与困境,探讨民族地区发展生态文明的实现路径。【结果】制约民族地区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障碍和主要困境为思想观念滞后,生态文明理念薄弱;生活方式尚陈旧,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仍然存在;工业污染尚犹存,生态污染问题较为严重;生态环境脆弱,自然资源受损较为严重四个方面。【结论】从加强思想引导、突破理念壁垒;推动绿色转型、改革发展模式;严查污染发源地、完善生态法治建设;进行生态修复、强化生态文明顶层设计四个方面提出有效路径,确保民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有效性和实效性。

西南民族地区小农户发展生态农业问题剖析及对策建议

为更快、更准地推进西南民族地区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实现经济、社会与生态效益的融合发展,基于波特—劳勒综合激励理论模型设计深度访谈调查问卷,对滇黔桂三省14位小农户进行访谈,同时发放调查问卷,回收有效调查问卷304份,梳理发现小农户发展生态农业存在动力不足、产业化水平低,经济效益不突出、社会化服务体系缺失等问题。针对问题提出调整和优化生态农业产业结构,加快“分步、分区”发展模式建设,健全基础设施服务体系等,提高小农户抗风险能力的对策措施,同时要从顶层设计进行全盘布局,加强立法、完善生态农业发展的法律体系,加强对生态农业发展的投资保障引导,有利于西南民族地区生态农业主体实现共同富裕,对促进民族和谐、边疆稳定,实现我国东中西部均衡发展战略目标具有重要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海岛水产养殖业台风灾害脆弱性分析:以舟山和温州海岛地区为例

基于浙江舟山和温州海岛地区获取的344份水产养殖家庭问卷调查数据和各利益相关者的访谈数据,使用混合数据的因子分析(FAMD)和主成分的层次聚类分析(HCPC),辨识海岛水产养殖家庭台风灾害脆弱性类型,揭示各脆弱性类型的特征,识别家庭脆弱性类型的判别指标,分析台风灾害及其他压力源对海岛渔业生态系统和水产养殖家庭经济脆弱性的影响。研究发现:1)海岛地区水产养殖业和水产养殖家庭呈现高经济脆弱性,大部分虾蟹贝混养类、藻类和贻贝类养殖家庭台风灾害损失严重。2)水产养殖家庭在暴露度、敏感性和适应能力方面的差异,导致家庭呈现3种不同的脆弱性类型及特征。3)家庭劳动力的不足、多次遭受台风灾害损失、基础设施不能充分满足需求是水产养殖家庭呈现台风灾害脆弱性的共同影响因素;风险暴露、养殖品种、家庭年均收入、户主年龄、教育程度、社会支持、采用适应策略的数量及成本-收益情况这些显著判别指标间的差异是形成不同脆弱性类型的关键。4)气候、生态环境、经济和市场、社会、制度和政策等方面的多重压力源相互作用产生累积效应,加剧了海岛地区渔业生态系统的脆弱性和家庭的社会经济脆弱性。

民族地区生态环境保护的法治机制研究

民族地区多处于长江、黄河中上游地区,是我国生物资源最富集、生态环境最优美的区域,也是各类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的高发区域,需要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民族地区生态环境。健全生态文明体制机制是生态环境保护的法治根基,完善地方法规体系是生态环境保护的法治根本,“合宪性法规审查”是确保地方立法质量的法治举措。《生态环境保护法》以法律的形式规制了“生态红线”,必须用综合行政联合执法举措保护民族地区生态环境,建立健全生态环境治理的综合行政执法体系,规范以协商救济为核心的生态环保约谈机制。需要用最严厉的执法司法手段保护民族地区生态环境,制定完善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条例,实施刑事制裁、民事赔偿与生态补偿三位一体环境修复责任制度,生态环境保护法规实施全过程都要接受“合宪性审查”。

民族地区产业生态化的内涵厘定、战略框架与推进理路

借用改进的熵值法测算出民族地区产业生态化发展水平,结果表明整体发展势头良好。民族地区产业生态化的科学内涵应为:超越“生态绝缘边界”的空间内涵、突破“产业单边思维”的组织内涵、跨越“低端价值锁定”的技术内涵。进而从“定位—逻辑—方向”三方面建构了民族地区产业生态化的三维战略框架,指出应以匹配农业强国目标、服务国家“双碳”战略、推进“两山”协同转化、打造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战略定位;民族地区产业生态化的底层生命力是绿色、基本趋向是提质增效、高阶目标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应以生态安全、文化自信、乡村振兴、生态产品、区域协调、对外开放为战略方向。为此,民族地区有必要在产业关联、产业组织和产业空间等方面取得突破。通过原有产业延伸升级,建立拓扑网络关系,夯实产业制度根基,构建互利共生体系,推进要素市场开放,回归以人为本逻辑等措施促进产业生态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