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民族及生态脆弱地区产业结构演替及生态环境效应分析——以云南省怒江州为例

经济快速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是怒江州亟待解决的两大难题,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是解决问题的主要手段。该研究以1978~2012年为研究时段,对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三次产业及产业内部进行时间序列和空间差异分析,并采用产业结构变化的生态环境效应分析模型对产业结构变化带来的生态环境影响进行评价。结果表明：1978~2012年研究区一产比例持续下降,二产比例不断增大,三产比例稳中有升;泸水、福贡、贡山3县产业结构逐渐发展为以第三产业为主,而兰坪县则以二产为主;在产业不断演替的过程中,由于怒江州产业结构变化导致的生态环境影响处于较弱到中等水平,生态环境整体情况良好。研究区产业结构不断调整并逐渐趋于合理化,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处于相对协调状态。

共同富裕目标下民族地区脱贫农户脆弱性测度及治理研究——基于湖北省一州两县的调查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是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重要基础,也是民族地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底线任务。基于对湖北省一州两县537户脱贫农户的问卷调查,运用预期脆弱性测度方法和二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测度脱贫户脆弱性并进行影响因素分析。结果表明:民族地区脱贫整体效果显著,脱贫农户脆弱性较高,低消费水平是造成脆弱性的主要原因。户主状况、收入水平、日常生活开支和产业扶贫政策对于脆弱性有显著影响。基于此,应从内生动力、全产业链、产业帮扶政策和社会救助等方面提出相应的治理对策。

生态脆弱民族地区旅游开发思考——以内蒙古额济纳旗旅游开发为例

处理好旅游开发与环境保护的关系,是生态脆弱民族地区面临的重大问题。本文以额济纳旗旅游开发为例,对生态脆弱民族地区旅游开发中存在的生态问题进行剖析。生态脆弱民族地区旅游开发应坚持"保护第一"的原则;搞好旅游环境容量评价;采取收入型旅游开发模式;实施生态旅游品牌战略。

生态脆弱地区林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动及其影响因素——基于甘肃省10年500个农户的跟踪调查

【目的】在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研究欠发达生态脆弱地区林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动及其影响因素,从林业投入资源配置、生产经营规模调整等方面探讨提高林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可行路径,为生态脆弱与经济贫困叠加的同类高山集体林区加快转变林业发展方式、制定促进林业高质量发展相关政策提供科学依据和理论支撑。【方法】基于甘肃省2009—2018年500个农户跟踪调查数据,以资金、土地和劳动为投入要素,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为产出要素构建DEA-Malmquist模型,从户主特征、家庭特征、林地特征、区位特征、林业政策和林业服务6个维度选取13个变量构建面板Tobit模型,测算甘肃省林业全要素生产率并分析其影响因素。【结果】1)从整体变动上看,林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不足,原因在于各分量未形成合力,具体为林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受技术进步驱动,而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促进作用有限。2)从时间特征上看,林业全要素生产率处于不稳定状态(2010—2018年呈上下交替波动特征),未能实现林业生产力的持续发展。3)从区域特征上看,因各地区自然历史条件和经济社会发展差异,林业全要素生产率地区差异明显。分区域来看,陇东地区林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不足,陇南地区增长有限,陇中地区增长较快;分县域来看,陇南地区各县域差异较大,陇中地区次之,陇东地区最小。4)从影响因素上看,林业全要素生产率受年龄、担任干部、外出务工人数、林业收入与总收入占比、林道满足需要、地理区位、采伐指标申请难易、获得林业补贴、参与森林保险、林权抵押贷款难易以及参与林业合作社影响。【结论】1)重视林业理论基础研究并不断应用转化林业科技成果,依靠科技进步保障林业持续发展;2)强化林业培训措施,提高林业技术效率,注重林业技术效应,转变林业发展方式;3)加大林业融资供给,引导林地规范流转,健全林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提高林业规模效率,实现林业规模经济;4)持续改进技术进步,逐步提升技术效率,充分挖掘规模潜力,使生产率各分量形成合力,合理有效配置林业生产要素;5)各地林业发展应全面考虑自身林业资源禀赋特殊性、生态安全必要性和艰巨性,提供精准扶持政策,因地制宜发展林业,加强区域交流合作,促进区域共同发展。

生态脆弱民族地区景观格局尺度效应分析

为探究生态脆弱民族地区景观格局尺度效应,以东乡族自治县为例,利用土地利用数据,从粒度和幅度2个方面综合运用GIS、信息损失评价模型、半差异函数及尺度效应图等多种方法进行定量与定性的尺度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景观指数对生态脆弱民族地区具有明显的尺度效应;景观水平指数与类型水平指数对粒度变化反映较为敏感,综合指数曲线和信息损失模型确定50 m为最佳粒度;基于最佳粒度对幅度效应进行分析,发现景观多样性和斑块密度指数随幅度增加改变了空间异质性与空间格局,依据最佳拟合效果和空间信息规律,确定3 km为最佳幅度。

易地扶贫搬迁与脱贫户生计脆弱性:降低抑或加剧?——来自湘鄂渝黔毗邻民族地区的例证

易地扶贫搬迁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部分脱贫户仍存在较高的脆弱性,这将是中国减贫工作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本文依据湘鄂渝黔毗邻民族地区脱贫户实地调研数据,运用线性回归模型,系统评估易地扶贫搬迁对脱贫户生计脆弱性有何影响及如何影响,并剖析区域、安置方式、搬迁时间及生计策略的差异性作用。分析结果显示,易地扶贫搬迁对脱贫户生计脆弱性产生改善效果,此结论在经过安慰剂检验和分位数回归模型等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进一步的分析结果显示,地区差异、安置方式与搬迁时间的交互项、生计策略对易地扶贫搬迁的脱贫户生计脆弱性降低作用存在异质性影响。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家庭收入多样化和个体志向水平是易地扶贫搬迁降低脱贫户生计脆弱性的重要机制,而家庭收入多样化的中介效应更为突出。本文为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政策优化、扶贫工作高质量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提供新的经验证据。

生态资本视角下生态脆弱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模式探讨——以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为例

生态资本是促进经济发展最重要的资本。现状表明生态脆弱民族地区生态资本水平低,严重制约经济发展。为此对生态脆弱民族地区应加大生态资本投资,提高生态资本水平和生态资本经营水平,增加生态资本收益,形成生态型经济发展模式,从而促进其经济社会整体发展。

生态脆弱地区人口较少民族发展问题研究——以贵州毛南族为例

加快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和紧迫任务,而西南地区喀斯特石漠化严重制约着该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以贵州毛南族为例,分析西南生态脆弱地区人口较少民族发展现状及其面临的主要问题,提出加快扶持该地区人口较少民族发展的对策建议。

民族地区生态价值治理及其制度效能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民族地区实现生态价值治理现代化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最大责任、最大价值和最大潜力。纵观民族地区地方政府“十四五”时期的治理重点与制度效能,生态价值治理有显著优势。论文基于价值伦理、价值传递、评价导向三个维度阐释了生态价值治理的内涵,并进一步分析了生态价值生产、整合和吸纳机制。得出结论:民族地区在发展的价值目标上,亟须解决单向度发展、增长主义带来的端口闭塞滞后的实际,消弭简单生态经济学偏废理论对民族地区生态价值建构可能带来的“贬值”风险;在生态价值治理运行上,夯实生态价值治理、政策框架与政治使命整合的互生互造,涵育三者双向赋能的发展伦理,充分释放民族地区在生态文明实践中的潜力。

西南生态脆弱民族地区“资源诅咒”与农牧民增收研究——以四川民族地区为例

西南生态脆弱民族地区生态资源丰富,但丰富的资源价值与生态价值不能在现实中反映出来,生态资源与农户经济系统断裂,农牧民普遍陷入收入型贫困,出现"资源诅咒"。通过民族地区生态资源数量与农牧民人均纯收入的回归分析,验证了四川民族地区"资源诅咒"效应在农牧民收入上的体现。增加农牧民收入,需要续接生态资源与农户经济系统的链接,让生态资源转化为能为农户增收可实现的价值资源,让农牧民从生态补偿中受惠,通过"碳汇交易"以增加农牧民收入,依托生态建设项目带动农牧民增收,搭建自然保护区与农牧民增收的桥梁,可持续利用生物资源以增加农牧民收入。

生态脆弱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评价——以西藏为例

利用熵值赋权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对2006-2018年西藏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进行测度。结果表明:(1)西藏经济发展水平持续快速提升,生态环境水平在波动中缓慢上升;(2)西藏经济发展—生态环境经历了从"经济发展滞后"向"生态环境滞后"的转变;(3)西藏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耦合度波动范围为0.44-0.50,耦合关系处于拮抗状态;(4)西藏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日益提升,呈现从"轻微失调"向"濒临失调"再向"勉强协调"转变的趋势。未来,应树立和践行协调发展理念,加强生态环境综合治理,提升生态环境水平,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降低经济发展对生态环境的胁迫水平。

生态脆弱民族地区旅游资源开发新模式探索

本文首先分析了生态脆弱民族地区旅游资源开发的特征和存在问题,基于近10年来国内学者提出的民族旅游资源开发模式和案例分析,构建了以生态、低碳、循环为核心,关注旅游惠民的旅游资源开发新模式,并详细介绍了此模式的内涵、实施路径及支持保障措施。

西南生态脆弱民族地区“资源诅咒”与农牧民增收研究——以四川民族地区为例

西南生态脆弱民族地区生态资源丰富,但丰富的资源价值与生态价值不能在现实中反映出来,农牧民普遍陷入收入型贫困。本文以四川民族地区为例,通过构建生态资源与农牧民收入间的量化关系,分析"资源诅咒"效应对农牧民收入的影响,提出增加农牧民收入的生态资源开发与保护建议。

生态脆弱民族地区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机制创新研究——以武陵山片区为例

生态脆弱民族地区往往集生态、民族、经济、交通、管理问题于一体,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关键地区。武陵山片区作为生态脆弱民族地区,其生态价值显著与环境破坏严重并存、经济韧性差与生态脆弱同在、民族生态文化约束与国家环境管制并用,这些特殊性决定了引入和创新治理模式的必要性,而国家推行的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模式因其优势巨大,可在一定程度上有效防范这些特殊区域的生态环境风险。从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存在的普遍性问题和区域实际来看,生态脆弱民族地区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主要困难是市场不健全、多主体协同缺乏、全过程参与不够、监管不完善等等,因此应构建适应生态脆弱民族地区特点及其历史文化传统的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机制:本土企业与跨域统一市场相结合机制、传统生态文化与现代生态文明融合共生机制、多主体参与和全过程治理一体推进机制。

低碳循环视角下生态脆弱地区碳汇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以南疆四地州户用沼气CERs项目为例

低碳循环发展的大背景下,三农碳汇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可助推三农低碳化发展并利农惠农。以生态脆弱区南疆四地州的户用沼气项目为研究对象,基于低碳循环的视角,利用小规模方法学AMS-Ⅲ.R和AMS-Ⅰ.C,综合测算温室气体的双重碳减排效益,估算其参与CERs项目后的经济效益,并进行项目碳减排成本的核算,最后就地区实际给出建议。结果表明:2020年南疆四地州户用沼气工程的总碳减排量为32.46×10^(4) t/a,其中第一重碳减排量为0.96×10^(4) t/a,第二重碳减排量为31.50×10^(4) t/a,平均每户碳减排量为1.12 t/a;建池农牧民参与CERs项目的碳减排经济总收益可达3 385万元,参与CERs项目十年后的每户净现值为2 229.6元,内部收益率可达30%,动态投资回收期为3.16年;单位碳减排增量成本(ICER)为9.01元/t CO_(2)当量,即1.42美元/t CO_(2)当量。因此,其户用沼气CERs项目开发具有可行性,且开发潜力较大,加入碳交易市场实现其作为三农碳汇产品的价值对于地区生态恢复、减碳增收、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也有推动作用。

基于SRP模型的内蒙古鄂伦春地区生态脆弱性评价

[研究目的]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城镇化率不断提高,当前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不断遭受破坏,生态脆弱性日益严峻,生态脆弱性评价已成为了诸多专家学者研究的热点。鄂伦春地区从20世纪产业结构从狩猎业转变为农牧业以来,当地生态环境面临脆弱化的风险。本文通过对鄂伦春地区3期生态脆弱性评价,以期为当地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研究方法]以内蒙古鄂伦春地区为研究区,基于SRP模型,选取生态恢复力、生态压力度和生态敏感性等3种类型14项指标,利用GIS空间主成分分析(SPCA)和地理探测器(GeoDetector)对鄂伦春地区2000、2010、2020年3期生态脆弱性空间分布、时空演变和驱动因子进行分析。[研究结果](1)鄂伦春地区生态脆弱性整体为良好—轻度脆弱状态,一般性脆弱区在3年的分布面积大致相当,中度和重度脆弱区主要分布在阿里河镇南部、乌鲁布铁镇南部、大杨树镇和古里乡,生态环境总体呈现恶化趋势。(2)鄂伦春地区生态脆弱性在2000-2010年间生态环境呈向良好发展趋势,在2010-2020年间生态环境遭受较大破坏,生态脆弱性明显增加,2020年首次出现重度生态脆弱区面积达111.72 km^(2),占研究区面积的0.51%,生态环境形式严峻。(3)鄂伦春地区生态脆弱性空间分布主要受生物丰度(D2)、景观多样性指数(D3)、高程(D5)、人口密度(D13)等因素影响,在2020年影响因子呈现更加多元化,蔓延度指数(D4)和年均降水量(D12)两个指标对当地生态脆弱性有较强的驱动作用,q值分别为0.737和0.568。[结论]鄂伦春地区2000、2010、2020年3期生态脆弱性总体呈现西北部低、东南部高的显著特征,在2000-2010年间生态环境向良好发展,在2010-2020年间生态环境呈恶化趋势,鄂伦春地区生态脆弱性受人为活动和自然因素共同驱动导致。

民族地区旅游产业与生态文明建设耦合协调度的时空演变及其影响因素

新时代背景下生态文明建设向纵深推进,其与旅游产业存在天然耦合,因此厘清二者间的协调发展态势与时空演变规律对引导各方面集中精力推进改革创新、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2008—2019年民族地区旅游产业与生态文明建设的耦合度和协调度,探寻两系统耦合协调度的时空演变规律,并利用地理探测器剖释其耦合协调度演变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研究期间民族地区各省(区)耦合度均高于0.8,处于高度耦合阶段,旅游产业与生态文明建设趋于良性共振耦合;(2)民族地区各省(区)协调度均值在0.527~0.703,各省(区)协调度在勉强协调、初级协调和中级协调3种类型之间波动变化;协调度高值主要集中在南部和北部,呈现出南北略高、中部平平的格局;(3)地区对外开放程度、科技创新、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对旅游产业与生态文明建设协调度变化具有重要影响。

生态脆弱民族地区生态产业选择与保障机制构建——以甘孜藏区为例

包括甘孜藏区在内的生态脆弱民族地区主要为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的限制与禁止开发区,也常常是国家扶贫的连片特困区。发展生态产业,符合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要求,利于生态环境保护;利于破解国家贫困区扶贫难题,有效减缓地区贫困;利于国家民族地区稳定,促进社会和谐发展,为此,生态脆弱民族地区应基于其民族性、生态脆弱性、贫困性和国家主体功能定位性,根据资源禀赋和环境约束,合理选择发展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服务业,并在规划、市场、资金、人才、技术、监管、评价等方面进行保障,从而推进区域科学持续和谐发展。

民族地区共同现代化进程中的互嵌式发展路径——基于文化生态保护区文旅融合视角

互嵌式发展是民族地区文化生态保护区文旅融合的重要路径,有利于本地民众与外来社会力量实现资源互补,在动态发展中保护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核心的文化生态,推动共同现代化进程。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探究共同现代化进程中民族地区文化生态保护区文旅融合互嵌式发展内涵,剖析互嵌式发展优势和需求。以本地民众与外来社会力量的共同性为出发点和着力点是互嵌式发展的有效路径,即共同就业创业实现资源互补、共同承担保护和发展的双重责任、共同分享发展红利、共同接受政府的服务和监管。

基于马克思主义农业生态思想视角探索当代民族地区绿色发展路径

过去,为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大力发展,各民族地区着重发展传统工业产业经济,使得炼钢、化工等传统行业迅速崛起。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传统工业化发展模式严重消耗了自然资源,且给地区带来的生态环境污染问题日益凸显,已制约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急需寻求地区绿色发展路径来平衡传统工业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实现民族地区经济和自然环境保护协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