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民族文化交流与交融视野下的蒙古族《格斯尔》名物词汇研究——以北京木刻本《十方圣主格斯尔可汗传》为中心

清代北京木刻本《十方圣主格斯尔可汗传》中出现了很多门类的物质文化词汇,如器具、服饰、建筑、家具、饮食、宗教等。这些物质文化词汇充分反映了藏族史诗《格萨尔》流传到蒙古族地区后的地方化现象,这将为格萨尔学研究提供可贵的文献依据。本文通过对蒙古族清代北京木刻本《十方圣主格斯尔可汗传》中蒙古族、藏族及西域文化特色的名物词汇进行分析,认为藏族史诗《格萨尔》在蒙古族地区流传发展过程中,其在保留一部分原有文化的基础上不断吸纳外来文化,从中可以清晰地显现出多种文化的交流与交融现象。

11世纪扎塘寺壁画之供养人题材研究

佛教艺术中的供养人题材,从北传路线的角度看,早在汉晋时期已经出现。西北地区以敦煌石窟艺术为首的壁画群中可以见到供养人题材在唐宋时期大为盛行,形成一条与佛教教义教理传播并行的发展模式,其背后的文化内涵除了展示世俗社会权贵阶层对佛教的尊崇膜拜,更具历史图像志价值,对当时的政治集团内权贵等级、社会分层乃至重大历史事件记录都多有涉及,大到统治集团人员的形象,小到服饰与等级制度,往往能以小见大,是极为珍贵的民族图像志资料。正因为如此,宗教艺术遗存中的供养人形象,更具有民俗风情记录的特征,是当时社会与习俗各个方面的图像记录。文章聚焦11世纪后期位于卫藏腹心区域的扎塘寺壁画中的供养人形象,除了探讨扎塘寺早期壁画在卫藏11世纪佛教艺术史中的独特性,还就北宋年间卫藏艺术中多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状况做了讨论。

黑水城文献的多民族性征

黑水城出土文献众多,文种多样,计有西夏文、汉文、藏文、回鹘文、蒙古文、突厥文、叙利亚文等,具有明显的多族文化性征。透过这些文献,可以看出当时黑水城一带生活着党项、汉、吐蕃、回鹘、蒙古、回回、女真、契丹等众多民族,甚至有阿拉伯、印度的商旅与传教者,他们或耕或牧或经商,在黑水城地区聚居。西夏和蒙元时期,当地不同民族间文化交流频繁,藏传佛教、汉传佛教都在当地流传,一些藏文文献采用回鹘文或蒙古文注音,来自辽金的文化典籍在黑水城也有出土,堪称古代民族和平相处,友好交流的典型例证。

多重文化场域中的老舍

满族文化具有开放性格,满族乃至于老舍的文学艺术亦如是。老舍自幼生长在旗人社区,精神世界被打下了基本的满族文化底色,道德观、价值观、审美观等都有着厚重的满人特征;成年之后,则充分接受了汉族传统文化以及西方现代文化的洗礼。老舍在20世纪满汉文化、中外文化交流的过程中,是一个最为典范的个案。满人开放的文化胸襟,以及满人充满智慧的民族书写,被老舍光荣地集于一身。通过这一个案,我们可以做出许多进一步的理论寻绎。对于老舍民族文化现象的发掘,有助于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确立。

北京木刻本《十方圣主格斯尔可汗传》中的“鄂托克”与“兀鲁思”考

北京木刻本《十方圣主格斯尔可汗传》中多次出现“鄂托克”与“兀鲁思”等词汇,进行考证认为,“鄂托克”一词出现于15-17世纪的蒙古文献中,代替了蒙古汗国时代的“千户”。“兀鲁思”一词源自突厥语,8世纪左右被借入蒙古语。“兀鲁思”与“万户”等同,且是在“鄂托克”之上的一种政治联盟。“兀鲁思”包括若干个“鄂托克”组织,北京木刻本《十方圣主格斯尔可汗传》中出现的“三个鄂托克兀鲁思”即以三个鄂托克组成的万户。通过以上词汇的考证可知藏族《格萨尔》传入蒙古地区的大致时代为15-17世纪,传入后与蒙古原有的文化相融合,出现了进一步本土化的现象。

论清代出使朝鲜满蒙大臣纪行文学的文献价值

中朝两国关系悠久,友谊深厚,山水相连,休戚与共,中朝两国的交往也是中国古代对外关系成功的典范。两国外交中使者具有重要的作用,清代出使朝鲜的使臣多为满族和蒙古族大臣,他们留下了很多记录出使朝鲜的纪行文学作品,成为我们了解中朝宗藩关系不可或缺的珍贵资料。挖掘这些纪行文学的文献价值,分析和探讨在清代这一特殊历史时期,中朝两国外交的方式和细节,对今天我们处理中朝关系有一定的启示;同时也有利于我们探索中国多民族文化交流对文学的影响,有利于发掘我国优秀的民族文化交流传统,促进各民族团结和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