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环保NGO政策议程参与机制分析——基于多源流分析框架的视角

约翰·W·金顿的多源流分析框架为分析政策议程设定提供了有力视角,以此考察我国环保NGO在政策议程中的参与,参与内容集中在问题源流中的"焦点"和政策源流中的"软化",参与方式以非制度化参与和制度化间接参与为主,多源流多要素参与及制度化参与不足。改善环保NGO政策议程参与机制的途径包括:在问题源流中形成政策问题触发机制;在政策源流中形成政策方案开发机制;在政治源流中形成政策软化机制;在三大源流的汇合中形成协调合作机制。

金登“多源流分析框架”述评

通过对金登的多源流分析框架与公共政策阶段分析、伊斯顿的政治系统和"垃圾桶模型"进行了比较分析,认为金登的多源流分析框架将公共政策阶段分析的触角向前伸了一步,拓展了政策阶段分析的研究空间;多源流分析打开了政治系统的"黑箱",提供了政策过程参与者的全景分析图;多源流分析修正了"垃圾桶模型",将其运用到国家政策层面进行分析,提升了其价值。但是,多源流分析框架作为一种不同于以往的分析框架,有些学者针对其中的某些缺陷提出了批评意见;有些学者则对其进行了扩展。

多源流分析框架理论述评

本文主要通过介绍多源流分析框架的主要内容,通过阐述多源流分析框架的历史渊源以及理论依据来更为深刻的理解该理论。同时对当前学者关于多源流分析框架争议较多的三个方面:该理论的预测能力、解释边界以及三个源流是否独立的问题作出回应。

基于多源流分析框架的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

从"双轨制"走向"并轨",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是如何发生的?文章基于多源流分析框架分析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过程,认为在此次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过程中,问题流是养老金双轨制引发的社会不公,包括二者是否实行统一养老金制度和待遇差距两个层面。政策流是统账结合的基本养老金加职业年金方案、"一个统一,五个同步"的实施策略,政治流是权威决策者形成的"全面深化改革"共识。随着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和中央政府换届,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的政策之窗打开,问题流、政策流、政治流汇合,新的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出台。

多源流分析框架对后危机政策制定的解释力

后危机政策可以分为危机应急与重建政策、长期危机减灾政策。本文选取中国"5·12"汶川地震后的危机管理政策及政策建议为典型分析对象,考察多源流分析框架对后危机政策制定的解释力,并得出危机应急与重建政策的制定偏向于一种有限理性模式,而多源流分析框架对长期危机减灾政策的制定更具解释力的结论。

《校车安全管理条例》出台的多源流分析

2011年校车安全事故时有发生,社会影响恶劣。重大校车事故频发遭遇立法匮乏构成问题源流;媒体、学者与地方政府共同献策汇成政策源流;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与国民情绪的结合决定着政治源流;2011年下半年一系列重大校车事故,尤其是甘肃"11·16"特大校车事故开启"政策之窗",政策之窗开启之时三源流汇合,诞生《校车安全管理条例》。

多源流视角下未来社区建设的政策分析

多源流分析框架是一种重要的分析公共政策决策过程的工具。本文从多源流视角对涉及浙江省未来社区建设相关政策制定的问题流、政策流和政治流进行了梳理,指出在我国实际情境下,政治流在政策议程中起到了更为关键的作用,且探讨了当前浙江在未来社区建设中可采取的合理举措,以期提高城市价值、改善人居环境、增强城市竞争力和促进可持续发展。

理解政策变迁过程:三重路径的分析

倡议联盟分析框架、多源流以及间断—均衡理论作为主流的政策过程分析路径,从不同的视角对政策变迁的过程进行了解释,以焦点事件、观念变迁以及政策目标的调整为元素的关键点解释了政策变迁的动因;政策企业家的概念则进一步解释了政策变迁过程中的行为。三重路径对政策变迁过程的解释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的政策变迁,但基于西方社会的制度背景,政策变迁的过程难以摆脱制度情境的影响,需要对三重路径分析中国问题的适用性做进一步讨论。

中国地方政府环保责任履行的动力研究——基于浙江省“河长制”政策的分析

落实政府环境保护责任是贯彻绿色发展理念和美丽中国建设的主要任务。根据中央环保督查的结果反馈,一些地方政府仍存在推卸与淡化环保责任的现象。已有研究主要在中央与地方关系范式下,围绕地方行为的激励与约束,认为外部政治力量是推动地方政府履行环保责任的动力因素,但此类解释存在一些不足。文章将多源流分析框架作为理论依据,以浙江省河长制政策为研究对象,探究地方积极履行环保责任的动力条件。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履行环保责任是综合问题、政治、政策三个条件及其结合时机的结果;促进地方环保责任履行的动力机制包括激励机制、偏好机制和注意力机制;除外部政治力量外,地方政府间学习、地方发展目标、公众情绪等影响地方环保责任的履行。这些发现有助于探索落实地方环保责任的新路径。

对社会政策替代过程的新解释

政策终结是政策循环中新旧政策更替的承前启后的环节。无论是政策的研究者还是实际操作者都知道政策终结并不是一件易事。政策终结有多种形式,现实中较为常见的是政策替代,但其过程同样不易。既有的政策终结与政策替代方面的研究既不够丰厚,也存在某些缺陷。传统的政策阶段论模式因过于强调理性,因而用来分析政策替代时解释力不足。近年来,部分学者又基于机会论的考虑,将多源流分析框架作为模式运用于政策终结研究,虽有一定的解释力,但也因缺乏对适用条件、影响变量等方面的考虑,终究不能令人满意。有鉴于此,回归并重新解读多源流分析框架,从渐进主义逻辑和非理性因素影响等方面对其进行必要的补充和修正,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匡正以上两种解释模式存在的弊端。

基于全球三大经济体实践的环境影响评价改革趋势及动因研究

环境影响评价(简称环评)是一项重要环境管理制度,自1969年实施以来,在全球范围内经历了不断的修正和完善。特别是近10年来,在不同的政治、经济背景下,全球三大经济体——美国、中国和欧盟的环评改革均呈现出简化行政程序以及提高评价过程和报告书质量的共同趋势。采用多源流分析框架,对美国、欧盟和中国环评制度改革的根源、动力和趋势进行比较研究。结果表明,环评改革的根源在于不同国情背景下政策的实践反馈、公众环保意识的觉醒以及市场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