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级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的生成机制研究——基于多源流框架的实证分析

约翰·W.金登的“多源流框架”是一个经典的政策创新分析框架。基于对泽州县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产生过程的实证分析,发现多源流框架能够较好地解释这一制度的生成机理。数据指标显化、焦点事件预警、政策反馈弊端形成的“问题源流”,政策准备和学术研究构成的“政策源流”,以及中央的政治追求、社会的政治分歧和地方的竞争策略促成的“政治源流”,与中央推行的政策试点共同开启了县级制度的“政策之窗”。研究发现,县级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的生成不仅取决于自身问题、政策与政治的三源耦合,而且还受到国家政治、政策、法律等方面的制约。中央提出的各项要求和目标为山西省泽州县提供了重要的政策指引,而泽州县的制度创新也有力支持着国家的正式政策和制度,这充分体现了顶层设计和地方探索的有机统一。

“多源流框架”对中国政策过程的解释力——以江浙跨行政区水污染防治合作的政策过程为例

“多源流框架”作为西方公共政策过程分析中应用较为广泛的工具,对我国公共政策过程分析的解释力如何?通过跨行政区水污染矛盾比较突出、水污染防治合作具代表性的江浙边界为例,选取1993—2005年间较为典型的13次水污染事件,采用“多源流框架”为理论工具对事件的规律性进行归类梳理,分析江浙两省在跨行政区水污染防治合作中的政策过程。主要观点是:“多源流框架”在解释江浙边界跨行政区水污染防治合作的政策演变过程中具有一定适用性:“政策之窗”的打开,是问题、政策、政治三源流共同出现的结果“;政策之窗”未形成,是由于三源流中某一条或两条源流的缺失。同时,该理论在解释我国政策演变过程中,其解释力具有一定局限性:三源流并非彼此独立,各源流的出现存在一定先后顺序。因此,在使用“多源流框架”分析我国政策过程时,必须与政治体制、管理体制等特点相结合,才能更科学地分析我国公共管理过程中的政策问题。

中国住房市场调控政策变迁与干预机制可持续性——基于多源流框架的分析

通过分析政策形成动机来评判中国住房市场政策干预机制是否具有可持续性是一个新的视角,不同阶段住房政策变迁的触发因素既有"问题之窗"也有"政治之窗"。对不同阶段政策变迁动力特征比较分析,认为中国住房调控政策的形成可分为"外部压力"模式和"内部压力"模式,但政策形成模式与两种触发因素并不是一一对应的。由于当前住房政策形成模式存在目标多元化、方案互斥性与利益冲突性等矛盾,导致中国住房市场政府干预机制不具有可持续性,若要构建住房市场调控长效机制有必要进一步优化调控政策的形成过程。

国内外环境影响评价改革动向及改革建议——以多源流框架为视角

本研究运用多源流框架分析探讨欧盟、加拿大和中国环境影响评价改革各自的问题源流、政治源流和政策源流即改革根源、推动力及其进程。结果表明,改革根源在于环境问题及现有政策的消极反馈,改革推动力主要为独特的机构体系与公众意识提升,改革进程主要体现为环评相关法律法规的修订上。建议在政治源流上以生态文明建设理念引领环境影响评价改革;针对问题源流中项目环评烦琐和规划环评未落地的问题,简化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程序,推进以"三线一单"为核心的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改革;在政策源流上,加强与其他相关制度的衔接,推进多规合一、多评合一。

实施27年的《暂行条例》是如何转变成《规定》的——基于多源流框架的高校教代会政策变迁分析

2011年底教育部颁布《学校教职工代表大会规定》,同时废止1985年初颁布的《高等学校教职工代表大会暂行条例》,标志着我国高校教代会政策发生重大变迁。引入多源流理论进行分析可以发现,问题源流、政策源流和政治源流共同作用开启了"政策之窗",推动了教代会政策变迁。高校教代会政策变迁具有渐变和弱变特征。

多源流框架下教师教育协同创新政策议程分析

本文采用美国政策学家约翰·W·金登的多源流分析框架,对教师教育协同创新政策议程确立机理进行分析。教师教育系统源流床中,问题流由教师教育培养质量、培训效果、资源整合等突出问题汇聚而成,政策流是问题解决办法长期酝酿发酵后指向协同创新的政策诉求集合,政治流则由教育发展规划纲要发布等宏观政治气候和环境构成。在政策之窗对三者的耦合作用下,源流结合,教师教育协同创新政策议程得以确立。

理论验证与适用场域:多源流框架的理论分析——基于14个案例的检验分析

多源流框架作为西方政策议程设置分析的一项工具,被应用到多个领域的政策分析中。然而学界对多源流框架的理论适用性并未进行深入分析和有效验证。论文采用量化检验和案例深描相结合的方法,选取14个典型案例,应用多源流框架对其进行理论验证。量化检验发现多源流框架在应用过程中存在多重困境:独立性困境、权重划分困境和框架变异困境。案例深描发现多重困境存在的深层机理:政策共同体包容度过大导致的政策企业家多重身份“粘合剂”;焦点事件显著性过高导致的政策制定者注意力分配不均;执政党意识形态的政党统合促成政策过程走向规律性。研究发现,本土应用中政策之窗的开启具有独特性,制度情境对政策理论应用具有极其重要的嵌套影响。

基于多源流框架的生态环境风险防范体系研究

为探索全过程、多层次的生态环境风险防范体系,采用多源流框架,通过问题源流、政策源流和政治源流三大源流分别梳理了中国、美国和欧盟的生态环境风险防范体系。基于以上分析,全面构建“四位一体”生态环境风险防范的保障机制,提出涵盖不同体系、不同主体、不同阶段、不同区域的生态环境风险防范保障对策建议。

延迟退休何以“延迟”?——基于多源流框架的决策议程分析

迄今,延迟退休政策倡导进入公众视野已逾十年,期间几次呼之欲出,最终却未能进入决策议程。延迟退休政策缘何难以如期推出,这成为公共政策“前决策”分析阶段的一个经典案例。文章以多源流框架考察延迟退休政策议程,发现“政策窗口”的开启只是前期基础,但这并不意味着延迟退休最终能进入政策议程。由于公众长期难以达成共识,延迟退休政策议程的潜在风险较大,影响政府对政治稳定的研判,继而使议程受挫。本质上,延迟退休政策议程体现了一种政治风险的支配逻辑。事实上,延迟退休政策出台的关键在于能否有效平衡延迟退休议程与政治风险之间的张力。下一步,应通过增加民众参与、强化渐进性政策设计原则、坚持综合性政策导向、预留政策磨合期等方式,建立民众共识基础,降低政治风险,保证延迟退休政策顺利出台。

多源流框架下公共政策制定过程研究——以多省市“校园200米范围内禁售辣条”政策为例

"打假晚会"曝光"问题辣条"引起的问题流,统筹规划或各自为战的政策流,传统文化与政治目标的政治流,汇聚打开了政策之窗,多省市出台"校园200米范围内禁售辣条"政策。政策制定过程暴露出四个方面的问题:问题流的政策调整与终结不到位,问题识别机制不完善;政策流的政策价值偏好不明确,政策工具选择有待商榷;政治流的机构调整与职能整合处于阵痛期,政治精英的作用有待加强;政策之窗开启与问题大小直接挂钩。这些能为我国未来政策制定提供一些启示。

多源流框架下刑法修正的议程设置逻辑

刑法修正的议程设置逻辑具有模糊性,可引入多源流框架予以厘清。基于多源流框架的核心概念、基本命题以及刑法修正的特殊性,可以确定刑法修正议程设置的多源流分析框架。其中,实害指标或风险预警、焦点事件、刑法实施反馈、前置法变动是其问题源流的形成机制,政策共同体尤其是刑法学者的出入罪建议是其政策源流的形成机制,执政党理念、政治精英的推动、国民情绪是其政治源流的形成机制。当三流融合、政策溢出效应显现之时,政策之窗开启,刑法修正的议题受政策活动家的推动进入立法议程之中。多案例检验和单案例深描显示,多源流框架对刑法修正的议程设置逻辑具有解释力,这一分析有助于刑法修正议程设置理论的建立和发展。同时,刑法修正的特别之处也可以为多源流框架的发展提供智识启迪,有助于拓展多源流框架的知识资源和适用范围。

多源流框架下突发公共危机决策中的政策变迁及其清晰化治理

治理性政策的本质发端于决策,多源流框架则擅长解释模糊性条件下的政策(决策)变迁。突发公共危机得到了政策共同体的广泛关注,危机治理政策的出台与调整,遵循多源流框架的基本原理和过程,经历了一个从保守谨慎到积极乐观再到全面统筹的政策变迁过程。多源流框架为政策议程设置现代化提供了新的分析工具,更为实现突发公共危机决策的清晰化转向提供了新的观察视角。突发公共危机中的问题流、政策流、政治流等如何穿过决策系统实现高质量政策变迁?后疫情时代需要依据决策机制、决策信息、决策逻辑等关键要素,构筑中国语境下突发公共危机决策的清晰化治理路径,以在国家制度情境与地方创造性的复杂张力中追求善政善治的平衡。

中国政策议程情景中的多源流框架——基于网络食品安全政策的检验与修正

基于《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的政策议程实践,可以检验多源流框架在我国的适用性,并对该框架进行修正。研究发现,焦点事件是问题源流的关键因素;权责清晰的决策部门是政策源流的核心要素;利益群体和党的执政理念是政治源流的重要因素;源流之间在时间维度呈现一定的互动关系,问题流牵引政治流和政策流,政治流在互动中占据主导,媒体是三源流互动的重要媒介;党政重要领导人开启政策之窗发挥重要的作用,政策之窗的开启带有一定的必然性。

基于多源流框架的港珠澳大桥建设决策过程研究

港珠澳大桥从动议到动工历经20多年,是一个模糊条件下跨体制、跨区域、跨层级的区域基础设施决策和合作建设的典型案例。在此,运用多源流分析框架,梳理港珠澳大桥立项决策中的问题流、政策流和政治流等要素,发现香港地区、澳门地区回归后实施“一国两制”的制度变迁为政策之窗开启提供了机遇,政治源流是推动政策之窗开启、进而推动三源流合一和决策的主导性因素;不同类型的政策企业家在各源流进程中的角色和作用呈现差异性;政治源流在案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

多源流框架:探究模糊性对政策过程的影响

多源流框架是由政治学家金登首次提出,他在借鉴决策理论研究者科恩、马奇和奥尔森提出的组织选择的垃圾桶决策模型基础上,开发出从问题源流、政策源流和政治源流来理解政策过程,探究议程设定、备选方案与公共政策之间关系。他认为,一旦政策之窗开启,政策企业家促进问题源流、政策源流和政治源流实现三流合一,新的公共政策就会被选择,或者新的公共政策取代旧的公共政策,政策变迁得以实现。多源流框架在提出之后,被不同政策领域、层次和地域广泛使用。多源流框架在未来是否能够具有持续性的生命力,一个重要的因素是该理论通过进行适应性调整,主动与一些成熟的理论进行对话,尽早发展具有普适性的理论命题,为共同研究和知识积累创造条件。

多源流政策框架视域下的区域精神提炼研究

多源流框架是认识区域精神的生成的"认知地图",其基本特征是开明权威主导的动员模式。区域精神提炼中注重多元主体"主体式参与"的"积极动员"过程,修正了多源流框架关于源流各自独立运行的理论预设,也发展了议程设置的传统动员模式。这不仅是区域精神提炼过程中值得肯定的生成机制,而且是其他政策领域实现政策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现实选择。

多源流分析框架下我国慈善立法议程设置考察——基于2004-2014年立法进程

文章旨在讨论哪些影响因素促成我国慈善事业立法议程的设置。采用Kingdon的多源流分析框架对2004-2014年这段时间的慈善事业立法进程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多源流分析框架有助于梳理我国慈善事业立法议程设置的问题、政策与政治的发展变化,但对于三源流之间的互动关系解释力不足。慈善立法议程设置过程孕育出政策参与主体多元化的趋势,既有政治精英参与,也有学术精英参与,还有公众的间接参与,且各种因素之间呈现出交互作用与松散结合的非线性结构特征。

政策终结诱因研究——基于多源流理论框架

政策实践过多强调政策制定而忽视政策终结导致严重的政策冲突,适时的政策终结凸显其必要性。对政策终结的诱因进行探究则成了政策终结的起点和应对之基。从多源流政策理论框架出发,其问题流表明背离公共利益、违反法律或违背客观规律的政策并不鲜见;政策流揭示出问题政策被识别后需政策共同体经过博弈提出终结方案指导政策终结;政治流作为政策终结的关键,受执政党、政治领导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大众舆论和少数利益集团等因子影响。任何一个源流都可能诱致政策终结,但彻底的终结需要三种源流耦合。因此,以政府为核心的政策主体通过促进三种源流的汇合,可以为政策终结提供机会与动力。

中国林业政策从“经济优先”向“生态优先”变迁——基于多源流框架的分析

林业是我国国民经济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中国的一系列林业政策发生了调整和变化,经历了从"经济优先"到"生态优先"的历史性转变。文中从政策过程的视角出发,运用多源流理论框架,分析中国林业政策从"经济优先"向"生态优先"转型发生的原因。分析结果表明:中国林业政策的转型是在问题源流、政治源流、政策源流三者共同影响下形成的;问题源流由全国性的生态危机和国有林区经济亏损所触发,政治源流是国家执政理念的转变所形成的,政策源流来自可持续发展理念所提供的政策目标以及地方政府的政策试验所提供的政策方案;政策源流中的政策试验是中国林业政策得以转型的特别动因。

我国环保NGO政策议程参与机制分析——基于多源流分析框架的视角

约翰·W·金顿的多源流分析框架为分析政策议程设定提供了有力视角,以此考察我国环保NGO在政策议程中的参与,参与内容集中在问题源流中的"焦点"和政策源流中的"软化",参与方式以非制度化参与和制度化间接参与为主,多源流多要素参与及制度化参与不足。改善环保NGO政策议程参与机制的途径包括:在问题源流中形成政策问题触发机制;在政策源流中形成政策方案开发机制;在政治源流中形成政策软化机制;在三大源流的汇合中形成协调合作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