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一神信仰和多神信仰对文化的不同影响

阐述了一神教和多神教的文化内涵,分析了一神信仰和多神信仰对宗教文化和人类世俗文化的不同影响。

论客家民间多神信仰及其文化源头

我国的民间信仰中,神佛仙鬼,“山门”林立,路数不一,颇具民族特色和历史传统,历经岁月沧桑,世代传承。它们在民众的生活中形成了自身独特的影响,成为中国民问文化、社会习俗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客家人的信仰习俗,有其区别于他民系的信仰内容与信仰形式,在中国众多的信仰习俗中占有不容忽视的一席之地。文章试图对客家的民间信仰略作整理、说明,并由此论及客家文化的直接源头所在。

论纳西族的三多神信仰

三多是纳西族广泛信仰的民族保护神,三多神崇拜与纳西族的白石和玉龙雪山崇拜密切相关。其形成与《格萨尔王传·姜岭之战》中提到的姜国国王"三赕"(Sa-tham)的传说有密切的关系。形成三多神信仰的重要基础,是纳西族传统崇武善勇的民风,同时与东巴教和民间巫术文化都有不同的关系,但与巫术文化更密切相关。祭祀三多神的日子与农历二月八纳西族祭山神的民俗有密切的关系。三多神信仰反映了历史上纳西、藏和白族之间的密切关系。

施甸布朗族多神崇拜中的家园文化

施甸布朗族信仰万物有灵,其多神崇拜是一定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和民族主观意识共同作用的产物。而多神崇拜中的家园文化,对施甸布朗族历史的发展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并在社会生活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有着客观的产生根源及现实意义,对其进行分析,有助于我们今天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及对和谐社会的构建。

诸神·众生·国家:乡村多神信仰聚集地形成机制研究——以中原地区F县“烟雾山”为例

通过对"烟雾山"供奉各路神仙庙宇以及庙会期间当地参会民众行为的考察,认为这种乡村"多神信仰"聚集地现象,折射出了乡村社会的观念与诉求,进而通过对地方政府对庙会文化活动的主导以及国家与民间社会对庙会文化双重解读的探究、通过对地方庙会活动中积极分子的访谈,揭示出在目前社会转型背景下,具体地域民间信仰聚集地的生成路径:以"传说"为文化基础,以"积极分子"及其活动为动力,其最终形成乃是具体的社会生态环境下,多元诉求之下的"共谋"达成。

河西走廊民间口头说唱文学的多神信仰体系——以河西宝卷与凉州贤孝为例

河西宝卷和凉州贤孝是流传于河西走廊集宗教、娱乐和民间信仰为一体的民间口头说唱文学,也是河西走廊民间信仰的重要载体之一。它们在"劝善惩恶"的道德基础上,以宣扬儒家孝道为核心,融合了佛教的因果报应观念和道家的积德行善,创造了一个儒、释、道、天、地、人诸神共处一室的"多神信仰"体系,真实再现了河西民众的心理诉求、生命意识与精神追求,折射出河西地区多元文化共存的包容性。

试析羌族原始多神信仰及产生的背景

羌族地区虽然受到佛教、道教、基督教的不同程度的影响,但是羌族人民仍然信奉本民族的多神崇拜的原始宗教。这种信仰的产生有其历史背景,和羌族的独特的地理环境、历史文化地域文化有着极大的联系。

清代伊犁多神崇拜初探——以关帝庙为中心

主要探讨了清代伊犁地区多神崇拜的概况、类型,并以"关帝庙"为中心,论述了清代伊犁地区关帝庙的概况,分析了关帝庙设立的三个基本原因:统治阶级的推崇;清朝统一并治理新疆的现实需要;移民个人及社会秩序的需要。在伊犁地区,以关帝庙的兴建为核心的多神崇拜现象的出现是中原文化西传新疆的表现形式之一,其促进了中原文化和其他民族文化的交流。

浅论宋代木版画中的多神信仰习俗

绘画反映生活,生活中的信仰习俗进入画家的视野是势所必然。从宋代木版画中我们也发现了宋代多样而具体的宗教信仰习俗:不光有对传统的门神、灶神、自然神、行业神、祖先神等的崇拜,还崇拜外来之佛教、拜火教(也称祆教)神。至于那些祈富佑福之神,更是备受人们崇信。兼容并蓄是宋代的宗教政策。

吉林乌拉满族的多神崇拜与萨满神歌

满族的多神崇拜是萨满教奉行"万物有灵论"的重要标志,是满族先民对崇拜对象从恐惧到抗争,从幻想到利用的具体体现。原始先民借助于烧香跳神典仪这一载体,充分利用萨满神歌通神的功能,对不同的神祇进行顶礼膜拜和奉祀,以此来满足其精神需求和物质需要。

试比较基督教的独一神崇拜和中国世俗民众的多神崇拜

神灵崇拜是世界各民族宗教信仰活动中的普遍现象,然而西方基督教神灵崇拜和中国宗教神灵崇拜之间却迥然有别。本文从神灵体系、神灵观念、崇拜态度、崇拜目的四个方面对中西方的神灵崇拜现象加以比较,试图找出它们之间的差异,从而揭示中西方宗教文化内在的根本隔阂所在。

茂名冼太庙多神共祀探析

粤西茂名部分冼太庙同庙祭祀儒释道多位神,其位次多为左高右低,也有个别例外。多神共祀与社会文化、信众心理、传统文化和合性、庙宇现实需求等多种因素相关。不同信众的祭祀心理和行为有所不同。从祭祀的组织活动中,可以看到民间信仰对群众的深刻影响。

个体生命叙事与多元文化杂糅--都柳江下游多神崇拜的历史人类学研究

位于南岭通道的都柳江自清代中期河流疏浚以来,成为人、物流转频繁的重要孔道,移民因盐、木贸易兴盛流入沿河重要商埠定居经商,同时也带来了各自的神灵信仰并建立庙宇。在人群流动交互的区域历史背景之下,本文以一个女性仪式专家的生命自述及仪式实践为例,探讨原本殊异的文化符号,如何与个体生命经验相结合,通过再诠释与再创造,转化为具有现实意义的地方复合象征体系,进而思考多元人群互嵌地区文化碰撞的杂糅与交织。

纳西族三多神信仰与藏文化的关系

纳西族信仰体系中兼有汉藏等多民族文化影响的因素,典型的如象雄文明及其苯教信仰传统的影响而形成的东巴教信仰,以及西藏佛教后弘期以降形成的藏传佛教信仰,构成两个时间层次明显的主要信仰形态。此外,在丽江纳西族中尚有典型的民间信仰,如延续千年的三多神信仰,其中夹杂有苯教、佛教、道教、白族的本主信仰、山神信仰等诸多因素。以往研究对三多神信仰中的藏文化影响因子的分析比较欠缺。本文以西藏历史上的佛苯之争、滇藏茶马古道贸易、蒙古南征大理、丽江木氏土司崛起等史实作背景,从三多神名称的词源入手,结合汉、藏、纳西、白族等多民族文献及民间神话传说,探讨三多神信仰与藏文化的诸多联系,揭示三多神信仰从一个民族的信仰行为逐渐演化为滇西北区域各民族共享的岁时重大节日活动,发挥了超越单一民族意义的多元文化间的互动凝聚功能,转化为多民族共享的文化认同符号之一,对研讨大国基层地方社会多民族间社会文化交流交往交融进程有典型的案例意义。

先秦赵氏多神崇拜试探

赵氏崇拜的图腾玄鸟是人们常说的凤凰,而凤凰这一神鸟来源于形体较大的孔雀与鸿鹄。《赵世家》记载赵氏多神的资料一部分可能来源于赵人所作谱牒,一部分则可能来源于太史公在赵地所搜集到的流传于赵人中的神话传说。

多神共存与生活诉求:山西安泽县黑虎信仰阐释

虎信仰在中国源远流长,远古时期很多氏族、部落都将虎视为亲族或保护神,存在大量以虎作为名称的氏族和部落。山西安泽县黑虎信仰是远古虎信仰的延续,当地有数量众多的黑虎庙。在众多的黑虎庙中,多神共存于同一空间,众神灵各司其职、信众资源与信仰系统均衡稳定。同时黑虎信仰存在于民众生活的各个层面,呈现了民众对生活的诉求与愿景。

“多神崇拜”与世俗文化流行语境下的《侲童傀儡图》解读

《侲童傀儡图》画名较晦涩,但画面内容极为生活化,其主题一般被认为是“儿童游戏”。但此画以具有特殊含义的“侲童”“傀儡”组合命名,以具有吉祥寓意的美术符号巧妙隐晦地装饰儿童玩具,在画中似乎另有深意。将其还原于宋代“多神崇拜”与世俗文化流行的社会背景便可发现:“侲童”“傀儡”及各类美术符号既是画中的视觉符号,亦是宋代民俗文化的潜在表征。画家以视觉隐喻方式将各类元素组合使用,并使其形成内在关联与深层互动,进而实现画面“驱邪庇佑”之内在主题的营造。

中国建筑文化一瞥(六)多神信仰

对于曾经长期处于封建社会的中国古代乡村百姓来说,敬祖宗、拜神仙成了他们精神生活的主要内容。在以单姓或多姓为纽带的血缘村落中,多建有祭拜同姓祖先的祠堂;在规模较大,村民较多的村里,除了一姓的总祠堂外,还有各房派的分祠堂。这些祠堂除供同姓的族人祭拜祖先之外,还兼有供族人议事、聚会、举办红白喜事的功能。有的祠堂内还设有戏台,逢节日和祭日在里面演戏以供族人娱乐。祠堂成了一个家族也是一个村公共活动的中心,无论在建筑规模和讲究程度上都成了一个村乡土建筑的代表。乡村的寺庙很少有单纯的佛寺或道观。在许多乡村,往往将佛寺、道观合而为一。

苗族多神崇拜初探

一、苗族多神崇拜的三种祭祀方式在历史演进的长河中,苗族创造了自己的苗巫文化——以信鬼好巫、多神崇拜而著称。在古代,苗族文化相当发达,正如历史学家王桐龄在《中国民族史》一书里说:“当时,苗族文化相当发达,第一发明刑法,第二发明兵器,第三发明宗教。后为汉族所袭用。”这充分说明苗族宗教的深远影响。楚湘五溪地的湘西自治州境内的苗民、怀化地区的靖县、麻阳和邵阳地区的城步、绥宁等县的苗民,他们之间相隔百里、数百里,但他们在文化上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信鬼好巫,多神崇拜。如《湘西苗民的信仰》(见《民国年间苗族论文集》)一文中说:“

古埃及的多神崇拜到一神教的创立

关于一神教,有的学者认为埃及的地中海区域的一些国家在古代宗教发展过程中,尚不存在一神教。然而,通过考察埃及从多神崇拜、主神崇拜到埃赫那吞的震撼人心的宗教改革运动,可以发现,在埃及古老的宗教史上确实创立了一神教,其目的是“维护专制君主的权威。”它在当时埃及宗教领域里掀起了轩然大波,对埃及的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