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语种文献的主题标引

多语种文献具有较复杂的外部特征,给计算机编目造成一定困难,进而影响了读者的检索效果,做好主题标引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这种不足。

多语种文献数据库的设计考虑

同一文献具有多种语言版本的情况越来越常见,以往的系统把这种情况当作例外处理,这显然不适应网络时代的需要.合适的办法是把多语种版作为常态,单语种文献只是其中语言版本数等于1的情况.本文讨论了多语言版本文献在数据库中的存储结构的设计.

互联网多语种文献信息资源在线中文翻译途径研究

[目的/意义]旨在解决我国用户对网上外文信息资源阅读利用障碍。[方法/过程]运用调查分析方法对互联网多种在线翻译技术与系统进行对比,介绍搜索引擎、浏览器、电子邮箱、软件、网站及其他(word文档、手机)等互联网多语种文献信息的在线翻译途径,以及已下载互联网多语种文献信息资源的在线翻译途径。[结果/结论]互联网上的许多翻译系统可为我国大多数用户方便利用外文信息资源提供有效帮助。

东盟多语种文献的数字阅读推广研究

东盟国家拥有丰富的旅游和文化资源,开展东盟多语种文献推广研究有利于实现跨文化交流,提升资源效益。本文基于我国数字阅读推广研究现状,明确其推广的价值与目的,通过中外文阅读、有声阅读、数字阅读搭建东盟多语种文献的阅读平台,提出相应推广方案,以组织宣传活动以及与旅行社、企业、旅游景点合作的方式,推广东盟多语种文献的阅读平台,扩大东盟多语种文献的受众面,拓宽推广渠道,促进我国东盟多语种文献的阅读与利用。

外语院校多语种电子资源体系构建与文献保障绩效评价研究

我国外语院校在学科设置上体现出多语种、跨学科、复合型的特色。因此,外语院校图书馆要根据学校的学科建设和语种、专业设置及读者的切实需求,充分挖掘和利用现有资源,将商业数据库、网络开放获取资源及自建电子资源有机结合起来,进而构建多语种特色电子资源整合利用平台;开展电子资源文献保障绩效评价,从数量上和质量上整体把握各语种及学科专业的文献保障率和覆盖度,不断完善外语院校的多语种资源体系。

清前期多语种文书中皇帝称号的演变

随着统一多民族政治格局的基本确立,清前期皇帝自称在多语种诏令文书中逐渐统一为hiwangdi,反映其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统治者,对中原传统政治思想的承继与发展。与此相关,作为他称的“文殊皇帝”经由五世达赖喇嘛的再造,较大程度上剥离了宗教和文化意涵,成为中原皇统的符号,并逐渐被蒙藏人士在部分场合使用。不过,“文殊皇帝”在蒙古文、藏文档案记载中并不广泛,皇帝与汉臣对其也保持存而不论的态度。清前期皇帝自称和他称的变化,体现出国家意识与地方文化的互动,促进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与发展。

“中国蒙古学与国学古典学传统”学术研讨会综述

2024年5月11日,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举办的“中国蒙古学与国学古典学传统”学术研讨会,围绕蒙古学与国学古典学传统的学术史梳理和理论思考、国学传统中的蒙古学研究、以及蒙古学重大项目的集中展示等三个方面进行了讨论。与会学者们认为,中国蒙古学在国学传统中孕育,在国际交流中发展,特别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和提升,并为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做出了独特贡献。百余年来,中国蒙古学的发展与中国人文社会学科的整体发展紧密结合,因此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王国维、陈寅恪、陈垣、韩儒林、亦邻真等学术大师所走过的蒙古学研究之路,代表了中国蒙古学的中国特色发展路径。立足当下,展望未来,中国蒙古学既要继承优秀的学术传统,也要拓展更广阔的学术视野和更包容的学术胸襟,为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做出贡献。从大国学的视角出发,深入思考中国蒙古学的历史、现状及未来发展道路,是当今中国蒙古学学者的历史责任。

记满文档案读书研讨班

2022年4月中旬至7月底,内蒙古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的金鑫教授担任指导教师,组织起一个以研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为主要内容的读书班,三所高校的10名同学参与其中。读书班以提升青年学子满文翻译能力为主要目的,采取学生独立释读,指导教师随堂评述、及时指正的形式开展。经过训练,班内同学不仅满文翻译能力有了长足进步,还对清代满、汉文史料的互证、互补关系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2019—2020年新疆史研究综述

2019—2020年新疆史研究蓬勃发展。在全国的区域史研究之中,新疆(西域)史享有独一无二的地位,备受学界的瞩目,显示出新疆(西域)研究在全国的影响力。研究史料拓宽到史书、档案、(佛经和图经)写本、文书、图志、报刊、信札、墓志、族谱、纪行、游记、方志、墓志、砖志、报刊、民间传说、口述史等文本。学者们越来越关注多语种文献,尤其是重视英文、俄文、德文等外文文献,以及藏文、满文、于阗文、粟特文、回鹘文等少数民族语文资料。新疆史研究在选题上继续侧重于政治史、历史地理及文献学。政治史的重点是行政管辖、朝贡宗藩与域外关系等方面。历史地理领域注重地名考证和交通路线,城市地理研究成果颇丰。不过总体而言,对于环境生态及教育领域关注不足。

清代入华耶稣会士刘松龄研究述评

清代入华耶稣会士刘松龄长期担任钦天监西洋监正,主持制造天文测量仪器,订补纂修《仪象考成》等重要天文学典籍,协同绘制皇家木兰猎场地图以及西北边疆地图。与此同时,他还是欧洲科研机构在华通讯员、成就斐然的西方天文学家。斯洛文尼亚学者和中国学者是目前刘松龄研究的主要参与者,学术成果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多语种资料文献的发掘与整理,包括刘松龄的西文书信、著作,相关中文档案,18世纪朝鲜使臣记述等;二、分析和评价刘松龄在18世纪中西科技文化交流史上的成就与地位;三、介绍刘松龄作为他者对乾隆时代中国社会的观察。

从区域史到全球史:徽州茶商研究路径的新转向

近八十年来,有关徽州茶商的研究在其资本来源、兴衰轨迹、国内外贸易、运销网络与区域社会变迁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这些研究多侧重区域史的内源性阐释。作为商品的茶叶除具有独特的贸易属性外,更是在跨区域、跨国家的文明交流与互鉴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徽州茶商研究在新时期的发展,需要采用全球史的新视野,建立跨区域、长时段、跨文明的新理路,注重运用多语种文献和跨学科融合的新方法,这样才能推动徽州茶商研究向纵深发展,充分展现徽州茶商研究的独特价值与时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