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边主义竞争与香格里拉对话会的发展战略

通过多年的规范传播,东盟在东亚地区塑造了"防止大国干预、以东盟为中心、不参与正式多边防务合作"等规范,为西方背景的新安全制度创建设置了阻碍,东盟领导的安全合作在制度化水平、组织经验方面也具有优势。新国际制度如何建立,如何与优势制度进行非对称竞争?面对地区规范限制和制度资产不足等困难,西方背景的香格里拉对话会如何创建,采取了怎样的发展战略以对东盟的制度性权力发起挑战?通过规范规避战略,香格里拉对话会以半官方身份获得东盟国家参与,进而不断提升制度化水平,并在议程设置、议题选择、对话形式等"软"规则方面为西方国家提供制度性权力。通过采取差异化竞争战略,香格里拉对话会发展国防外交以弥补地区合作空白,其采用“直接、坦诚”的对话方式,聚焦权力结构的安全话语设计,为各国提供不同于“东盟方式”的制度平台、多边主义竞争有其进程性,在功能性相似的东盟防长扩大会议建立后,香格里拉对话会继续强调差异化竞争,专注在安全理念和地区制度架构等宏观层面发挥影响力,成为美国强化权力安全观的重要平台.

选择性退出、多边间竞争与特朗普的反制度化国际战略

特朗普改变前任对国际制度的承诺和支持,在国际政治中执行了一种反制度化的国际战略。特朗普的反制度化国际战略由指导原则、主要目标和执行措施构成,是“美国优先”国家安全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反制度化战略以选择性退出主义和竞争性多边主义为基本原则,通过国际制度内的抗议、退约、机制转移及新建国际制度等多重措施,试图把国际制度作为继续维持霸权地位的工具。反制度化国际战略具有历史延续性和当前特殊性相结合的特征,反映了美国的霸凌主义和单边主义。美国自认是自由国际秩序的牺牲品,力图改变现行国际制度体系;中国崛起给美国带来的恐慌和美国的地位焦虑,加速了美国终结其接触与融入的国际制度战略;而特朗普本人对国际制度持质疑态度,执意实施反制度化国际战略。特朗普反制度化战略引发多边主义危机,进一步恶化了基于规则的国际制度体系。不过,这一战略无法阻止多边主义和多边制度的发展演进。反制度化战略能否成功实现,取决于目标、能力与执行的匹配度及多极化的发展趋势。

论亚投行与传统多边开发银行的竞争、互补与合作

亚投行是竞争性多边主义的典型案例。作为一个拥有新引领力量、新目标并以新运作方式面向21世纪新治理需求的多边开发银行,亚投行与传统多边开发银行的关系存在“补充说”和“挑战说”的争议性解读。为了融入多边开发银行体系,亚投行积极探索与传统多边开发银行发展合作伙伴关系。当前,亚投行在遵循多边开发银行基本规律、核心原则和通行做法的基础上,通过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加入联合多边倡议、设立协作平台机制等法律实践大力开展信息交换、知识共享以及联合融资业务。未来,亚投行还将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完善知识网络和融资结构作为优先事项,推动多边开发银行体系的整体优化升级。

竞争性多边主义与国际秩序的演进趋向--基于国际制度合法性视角的解释

近年来,竞争性多边主义作为一种国际制度现象和国家在国际制度框架中的优势竞争行为呈现兴起之势。从国际制度合法性流变的视角来看,竞争性多边主义是特定领域国际制度“去合法化”及相关行为体对制度“再合法化”分歧而导致制度参与行为分化的结果,是制度改革失效后制度体系演进的必经阶段。在全球层次,国际经贸和金融领域的竞争性多边主义兴起均与各自领域制度体系的合法化困境有关。在地区层次,亚太地区小多边机制的涌现也是地区制度合法性长期缺失的结果。将对特定领域和地区制度合法性的探讨延伸到关于国际制度体系合法性的观察可知。制度体系合法性下降是秩序转型的主要诱因。竞争性多边主义不断解构着现行国际制度体系,因而成为推动国际秩序演进的重要动力。当前美国主导下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因美国制度霸权与制度合法性的动态演进规律之间的根本性矛盾而面临“再合法化”难题,未来秩序转型的结果将取决于新兴国家的广泛崛起之势能否保持以及秩序主导国美国的霸权护持态度是否出现转变。

国际经济机制变迁的竞争性多边主义趋向

近些年来,国际经济领域的竞争性多边主义趋向日益突出。小多边经济机制加速兴起和扩展,大国地缘政治竞争嵌入机制构建进程;多边机制作为国家间合作平台、降低各方互动不确定性的功能弱化,作为霸权国战略工具的属性凸显。竞争性多边主义作为多边主义发展的新动向,是部分全球性多边机制功能失灵及改革僵局、全球价值链的扩展与重构、大国战略竞争回归等结构性因素变化共同作用的结果。随着竞争性多边主义在国际经济领域的常态化,国际经济秩序碎片化和地区化趋势将持续加强,并将以国际规则的谈判和重建为主要特征。对竞争关系进行管控、实现负责任竞争应是未来国际经济治理重点关注的内容。

从G7到G20:竞争的多边主义与日本的全球经济治理角色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进入一个持续深刻变化的过程,"竞争的多边主义"既对此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也揭示了这一变化的主要特征。七国集团(G7)与二十国集团(G20)作为当今全球经济治理乃至全球治理最重要的多边机制,是日本扮演全球经济治理角色的核心舞台,对日本发挥全球治理作用意义重大。但日本在G7和G20中的地位和表现差异明显:G7作为老牌发达工业国家进行全球治理的象征,突显了日本在亚洲乃至在全球的领导大国地位,在日本多边外交中处于核心地位。G20作为应对金融危机和新兴经济体崛起的产物,虽然契合了日本进行政策协调、走出经济困境的现实需求,但也变相削弱了日本在亚洲和世界上的优势地位。总的来说,日本在G7和G20中采取了一种既"务虚"又"务实"的态度和策略:一方面,日本借重G7成员这一身份对其大国地位的彰显作用,极力维护G7及其所代表的旧秩序,另一方面,面对自身经济深陷长期衰退和新兴发展中大国崛起的形势,又不得不根据现实力量对比和政治经济需求,调整其在G20中的态度和立场。

金砖银行、竞争性多边主义与全球经济治理改革

竞争性多边主义是当前国际机制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按照新旧国际机制是否共享一定的原则和规范,可以将国际机制竞争分为挑战性竞争和补充性竞争。金砖银行与世界银行之间在减贫和可持续发展等国际发展的根本原则和规范上具有一致性,但在如何为包括自身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好的服务,以及在股权分配、治理结构、环境与社会框架、贷款政策等运营规则和决策程序等方面,金砖银行实现了一系列体制机制创新,属于"补充性国际机制竞争"。而要帮助金砖国家实现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的愿景,金砖银行需要在累积发展中国家关于国际发展的新知识、制约发达国家机会主义行为以及克服新兴经济体"集体行动难题"方面克服三大改革困境。

竞争性多边主义与国际秩序的演进趋向

国内外学术界关于竞争性多边主义的研究主要围绕两个问题展开:一是竞争性多边主义为何会兴起?二是竞争性多边主义对国家间合作的效果以及国际秩序演进将产生怎样的影响?相关研究成果从大国制度战略博弈的视角解释了竞争性多边主义兴起的原因,并从理论和经验上分析了这一现象对多边合作效果的影响,但也因对国际制度功能属性和权力工具属性的片面关注而使相关解释存在不足。

亚太地区的制度制衡与竞争性多边主义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亚太地区的多边主义经历了从原来的东盟主导向主要大国竞相主导制度建设和改革的转变,出现了明显的"竞争性多边主义"现象。在地区权力转移加速、战略不确定性增加和经济相互依赖日益加深的背景下,这一现象是不同行为体推动地区秩序转型和重构、相互间不断竞争与协调的结果。地区内主要国家倾向采用制度制衡的手段来推动国际秩序朝着对本国有利的方向转变,以在权力、利益和规则竞争中掌握优势地位。在秩序转型过程中,各国存在秩序主导者、改革者、辅成者和追随者这四种不同角色定位,这些角色定位导致它们在包容性制度制衡、排他性制度制衡和制度间制衡等战略之间进行选择。尽管竞争性多边主义的出现会带来制度重叠和冗余、降低制度效率,但也将大国间竞争维持在制度框架内,使得秩序的转变更可能以和平方式实现。

变革与突围:谈判联盟形成与发展的内生逻辑探析

近年来全球经济秩序不稳定性增强,国际贸易规则重构成为焦点,各国通过谈判联盟争夺改革主导权。在国际权力格局、国际组织制度环境、成员利益偏好和身份认同共同影响下,形成了志同道合者联盟、议题联盟,以及区域联盟三种常见类型。早期,谈判联盟主要在国际组织内活动,未对权威机制造成威胁。但随着传统国际谈判通道受阻,多边贸易机制改革落后于社会预期,联盟重心逐渐转向地区替代性制度建设。在全球供应链受到冲击、大国地缘政治竞争回归的当下,确保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切实推进,以此为平台维护亚太供应链完整性,构建平等、公正的贸易规则与合作框架应是中国开展经济外交、构建谈判联盟、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重点内容。

全球贸易体系变革的逻辑动因与现实路径

在世界贸易组织(WTO)面临严峻挑战、全球贸易体系亟需深刻变革之际,中国如何在WTO改革上为发展中国家争取合理的生存空间,在全球贸易体系变革中发挥建设性作用,推进我国更高水平制度型开放,增强我国制度性话语权,需要从国际制度演化视角在全球贸易体系变革的时代背景下和逻辑动因里探寻答案。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推动全球贸易体系变革的动因不仅有WTO自身的问题,叠加不断增多的区域贸易协定造成的制度复杂性"内因",以及WTO未能跟上全球经济社会发展的步伐导致的全球贸易治理赤字"外因",而且有美国转向竞争性多边主义给多边贸易体系带来的制度性危机的"不内外因"。全球贸易体系变革的现实路径需要针对"三因"分类设计,才能实现WTO的现代性、代表性和有效性,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公正、更为合理。

新中国70年周边多边外交的历程、特点与挑战

从中国融入国际体系的视角来看,新中国70年周边地区的多边外交历程可分为艰难起步阶段(1949—1971年)、调整适应阶段(1971—1991年)、积极参与阶段(1991—2013年)和引领倡导阶段(2013年至今)。70年来尤其是冷战结束以来,中国周边多边外交形成了三方面的特点和经验:一是经济发展导向;二是保持开放包容;三是注重改革完善规则。同时,中国也要正视当前周边多边外交面临的四方面挑战,需要积极思考应对方略:一是针对美国双边同盟体系与中国多边合作体系之间的张力,中美要努力推进两种体系的兼容共存;二是针对亚洲地区的竞争性多边主义,中国要积极推进多边机制的整合;三是针对亚洲多边合作体系的领导权竞争,中国与相关行为者可探讨东盟机制下的多元领导模式;四是针对缺乏代表性和包容性的亚洲地区安全机制,中国可以亚信为基础框架推动构建未来亚洲地区安全机制。展望未来,中国将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下更加积极地开展周边多边外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