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边投资条约下的外国投资准入自由化研究

外资准入是国际投资领域的重要制度,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多边投资条约中的外资准入自由化,突出反映在将国民待遇原则适用于外资准入阶段,废除准入阶段的履行要求等方面。发达国家力主国际投资准入自由化。我国应主张渐进实现外资准入自由化,团结其他发展中国家,积极参加国际投资立法实践,促成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投资规则的形成。

最惠国待遇条款“失控”了吗?——论国际投资条约保护的“双边主义”与“多边化”

在双边互惠主导的投资条约体制下,最惠国待遇条款可将投资条约的"双边承诺"转化为"多边承诺",从而协调不同条约的投资保护标准。但是,最惠国待遇条款不能将投资条约的任何承诺予以"多边化"。该条款适用于条约中的投资实体待遇,但不适用于条约的适用范围条款以及投资争端解决事项,除非该条约有明确的相反约定。将最惠国待遇条款适用于争端解决事项的仲裁实践,超出了投资条约的本意。为应对其扩张解释倾向,缔约国可在投资条约中明确予以限定。

论国际投资法制的多边化发展趋势

从1948年《哈瓦纳宪章》到WTO的TRIMS,国际投资法制经历了从多边投资条约的失败到双边与区域性投资协定繁盛这样一个发展过程,但是国际投资法制多边化进程从来没有停止过。晚近国际投资法制一致性发展的需要、投资者与国家及国际组织的努力推进,使得国际投资多边法制建设产生了可能性也具有可行性。未来多边投资条约中的重要问题如平台建设、争端解决机制、既有条约与未来多边投资条约的关系等能得到有效的解决,多边投资条约的产生则会很快成为现实。

投资条约中的“履行要求禁止规则”

履行要求是东道国为引导和管理外资而采取的一些政府措施。然而 ,近年来的一些双边投资条约和多边投资条约、国际文件开始对东道国的此项权力提出质疑 ,对东道国外资管辖权形成了过大的冲击。履行要求的减少乃至废除 ,必须遵循尊重现实渐进推行的原则 。

国际投资与环境保护问题研究——投资条约视角

不少双边投资条约与双边投资条约范本包含有环境保护条款,但大多集中在序言中,无法真正调整缔约双方的权利与义务关系,实体条款又大部分具有"软法"性质,其法律效用也无法得到保护;区域性与多边性投资法制中的环境保护条款在继承双边投资条约的软法性质特征基础上,促使部分条款具有可操作性,比双边投资条约环境保护条款进了一小步,但NAFTA仲裁实践支持东道国环境保护措施构成违反条约义务而使得投资者获得赔偿;在此基础上,发达国家政府与国际金融机构强制要求跨国公司承担环境保护责任,于是出现了在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投资主动实施环境保护的状况;但是,跨国公司参与或者干预东道国环境立法的情况也时有发生,发展中投资东道国如何平衡环境保护与主权就成为了长期斗争任务。

国际投资法制多边化发展趋势研究

从1948年《哈瓦纳宪章》到WTO的TRIMS,国际投资法制经历了从多边投资条约的失败到双边与区域性投资协定繁盛这样一个发展过程,但是国际投资法制多边化进程从来也没有停止过。晚近国际投资法制一致性发展的需要、投资者与国家及国际组织的努力推进,使得国际投资多边法制建设产生了可能性也具有可行性。未来多边投资条约中的重要问题如平台建设、争端解决机制、既有条约与未来多边投资条约的关系如果得到有效地解决,多边投资条约的产生指日可待。

投资自由化规则在晚近投资条约中的反映及其地位评析

经济全球化对国际投资也提出了种种自由化要求 ,这些自由化要求正迅速地通过国际法形式表现出来。晚近投资条约对投资自由化要求的反映 ,突出地体现在倡导外资准入自由和废除履行要求两个方面 ,此外 ,进一步提高投资待遇、强化投资保护和私人投资者在投资争议解决机制中的作用也是晚近投资条约迎合投资自由化要求的重要表现。然而 ,不同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决定着各国不可能接受划一的投资自由化模式 ,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利益需求需要照顾。虽然投资自由化成为时尚 ,但并不能因此否定东道国合理的外资管辖权 ,片面追求高度投资自由化的国际投资规则不符合多数国家的利益 ,不应被视为国际投资立法的主流形态。

国际投资法制多边化发展趋势研究

从1948年《哈瓦纳宪章》到WTO的TRIMS,国际投资法制经历了从多边投资条约的失败到双边与区域性投资协定繁盛这样一个发展过程,但是国际投资法制多边化进程从来也没有停止过。晚近国际投资法制一致性发展的需要、投资者与国家及国际组织的努力推进,使得国际投资多边法制建设产生了可能性也具有可行性。未来多边投资条约中的重要问题如平台建设、争端解决机制、既有条约与未来多边投资条约的关系如果得到有效地解决,多边投资条约的产生指日可待。

国际投资领域“间接征收”扩大化的成因与法律应对

国际投资领域的间接征收规则呈现出日益扩大化的趋势,其原因是资本输出国主导规则的制定,而资本输入国缺少话语权。为应对"间接征收"扩大化的趋势,我国应坚持自己的原则和立场,积极参与国际投资领域间接征收规则的制定和完善,以适应我国国际投资迅速增长的需求。

国际投资法制框架下的缔约国解释研究

在国际投资仲裁机制面临大变革的背景下,缔约国解释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与仲裁庭的解释相比,缔约国解释不仅能对投资条约的内容进行澄清,平衡仲裁庭的自由裁量权,还能保证投资条约的有效性与持续的可操作性,并有助于推动国际投资仲裁机制的完善。从时间跨度上讲,缔约国解释可以贯穿条约谈判、签订、适用和完善等整个过程。不过国际投资法制除了涉及缔约国利益外,还攸关外国投资者的利益,因此缔约国解释的应用在时间和范围上要受到一定限制。即便如此,缔约国解释在国际投资法制框架下仍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藉由缔约国解释与仲裁庭解释之间的相互依存机制,不仅能够推动国际投资法制的变革,还能推动形成一个多边投资条约体制。

我国对越南投资的国际法框架及完善

我国对越南的投资需要相应的国际法保护。根据对中越多边及双边投资国际规范的比较分析,我们发现前者存在作用有限、成本较高等问题。为此,我们应把保障中国对越投资的重心放到中越双边投资协议上,并利用我国所参加的双边或区域性投资协议推动全球性投资国际法制的确立及完善。

国际投资立法自由化趋势及我国的对策

国际投资法是一个由各国国内相关立法、双边投资条约、区域性投资条约及国际多边投资条约等组成的具有明显层次性的法律体系。目前，在国内立法层面上，各国的外资政策正在趋同，但是国际投资法律的各个层面并不完全协调。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国际投资立法正表现出不可逆转的自由化趋势，对各国的经济、社会、文化、法律等方面都将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我国应该面对这一现实，并通过利益的协调来适应和促进投资自由化的发展。

多边投资法律框架发展的历史与现状及其启示——从WTO多边投资规则谈判争论的视角

一、引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跨国贸易和跨国投资活动在世界范围内较之以往更为频繁和活跃,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上相互依存、相互补充的性质更为明显,迫切需要制定调整跨国投资关系的世界性多边法制,即多边投资法律框架,包括多边投资条约。

“负面清单”的国际借鉴及我国应对之策

目前，在双边或多边投资条约中对在外资准入阶段采取国民待遇的形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发达国家所主张的“负面清单”的做法，即仅仅对国家经济至关重要的特定产业或幼稚产业予以例外保护，在这个名单之外，“法无禁止即可为”；二是类似于WTO《服务贸易总协定》第16条所采用的方法，即“肯定式清单”的方法，即除非经东道国特别同意，其产业和活动在准入前阶段不适用国民待遇。目前，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的外资管理模式已逐渐成为国际投资规则发展的新趋势，世界上至少有77个国家采用了此种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