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立投资仲裁上诉机制的路径选择

目前,各国就投资仲裁上诉机制改革提交给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第三工作组的建议主要有两种模式,分别是设立多边投资法院上诉机制和设立常设多边上诉机制。相对于多边投资法院,常设多边上诉机制更具有正当性与可行性。常设多边上诉机制对仲裁裁决一致性、可预测性和正确性的保障依托于具体规则的建立。一方面,上诉机制的审查范围应涵盖法律适用和事实认定错误以及程序性错误,以确保全面实现上诉机制的纠错功能;另一方面,应将事实认定上的错误限于“明显错误”,以提高仲裁效率。虽然遵循先例尚未成为国际仲裁实践的一般性原则,不能要求常设多边上诉机构在仲裁裁决中遵循既往裁决以提高裁决的一致性、连贯性和可预测性,但是WTO司法实践中发展形成的事实上的遵循先例也可以被常设多边上诉机制所借鉴。

浅析欧盟常设投资法院的上诉机制——兼论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冲突与协调

欧盟常设投资法院在程序法上最大的特色在于其规定的常设初审与上诉机制及对于两级法官不同的资质要求,这一不同的资质要求对欧盟常设投资法院体系反而造成了阻碍。一方面,常设两级仲裁本质上对于仲裁人员资质的高要求与规定的资质要求互相矛盾;另一方面,上诉与初审的高低搭配使得聘用费用的支付在现实中存在不公平与消极支付的风险。有效、公平解决国际投资争端才是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本位价值,在这一价值本位指导下,投资者与国家间争端解决机制应当朝着更为协调与灵活的方向上发展。

双边到多边:欧盟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改革和中国选择

近年来,世界各国间投资交往日益密切,投资规模不断扩大,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下的案件审理备受国际社会诟病,改革投资仲裁机制已成为国际共识。本文对欧盟从投资仲裁模式的实施到投资法庭体系的提出与落实,再到多边投资法院设想的改革路径进行了系统性梳理,通过对三种机制的比较分析,介绍了不同改革措施下的制度结构与发展前景。目前,不同改革派对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改革立场不尽相同,我国对于改革模式的选择正是中欧双边投资协定谈判的关键。本文以“欧盟模式”为视角,明确了中国态度并提出符合中国优势和立场的方案,以保障投资者利益和国家权益,促进国际投资发展。

欧盟多边投资法院：动因、可行性及挑战

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ISDS)近年来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激烈的批评与争论。欧盟的多边投资法院(MIC)是针对现有ISDS机制的系统性缺陷提出的最彻底的改革方案。从其制度安排来看,MIC更能确保裁决的一致性与正确性、保证法官的独立性与公正性以及节约案件审理的时间与费用。然而,MIC在制度设计上的不足以及各方对ISDS机制改革的深刻分歧使得建立MIC面临诸多挑战。中国应当抓住ISDS机制多边化改革的契机,参与MIC谈判,为将来的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贡献中国智慧。

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改革的多元模式与中国选择

在传统投资仲裁面临合法性危机的背景下,有关国家、政府间国际组织、专家和学者正在积极推动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改革。目前,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改革实践和建议呈现出多元模式,主要包括投资仲裁完善模式、投资仲裁加上诉机构模式、常设投资法院模式、常设投资法院加上诉机构模式、东道国当地救济加国家间争端解决模式,并辅之以调解、争端预防等灵活方式。以实体维度的独立、问责、公正,程序维度的透明度、一致性以及裁判官的独立性和公正性、效率等各项政策目标组合而形成的分析框架评估,这五种基本模式各有利弊得失。在“一带一路”背景下,立足中国作为资本输入输出双向投资大国的身份和利益,结合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改革的发展趋势,中国应分短期、中期和长期三个步骤,渐进务实地选择投资仲裁完善模式、“一带一路”投资仲裁加上诉机构模式、多边常设投资法院加上诉机构模式。

欧盟TTIP建议中的常设投资法院制度评析

为了回应以欧洲议会为代表的内部反对意见,欧盟在TTIP建议中提出设立常设投资法院,以事先任命的法官代替临时选任的仲裁员审理案件。但该投资法院制度可能面临裁决在第三国执行的困难、初审法院边缘化的风险,最重要的是其难以在多边层面上得到实施。这些缺陷削弱了欧盟建议的价值。对欧盟建议的分析表明,在投资争端解决机制中引入常设审理机构是正确的方向。但一个常设上诉机构足以,初审和上诉的两级常设法院设计是过犹不及。

ISDS变革之常设上诉机制:困境、价值与路径选择

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目前正遭受合法性危机,建立常设上诉机制是ISDS机制改革的重要对策。上诉机制的常设性、独立性和纠偏性有助于解决ISDS机制下仲裁员缺乏独立性和公正性、仲裁裁决不一致、缺乏控制机制的问题,还有利于促进裁决一致性和准确性的统一。ISDS机制诸多问题均归因于投资仲裁的专案性特征,在常设上诉机制的改革方向下应坚持多边框架,既可以选择独立上诉机构作为现有仲裁制度的补充,也可以选择内设二级上诉机构的多边投资法院,而后者是更为系统和彻底的改革方案。无论选择何种路径,其作用的发挥仍将依赖于改革框架内具体制度的设计和安排,这将是进一步深化ISDS改革的关键所在。时值中欧投资协定谈判进入关键冲刺期,我国应坚持多边常设上诉机制的改革方向,可以选择加入欧盟主导的多边投资法院路径作为突破口,积极探寻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改革的最佳程式。

条约的解释——以DSB上诉机构的裁决为例

条约的解释问题属于法学方法论,《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条和32条所体现的约文解释法是否为 DSB 所遵循实际上关切到 WTO 成员的主权是否被所谓的争端解决机制所侵蚀。在世界多边贸易谈判日趋艰难的时节,通过对条约的解释 DSB 大体成功地解决争端,给世界贸易体制增加确定性和可预见性,也给人们提出这样的疑问:已有的 WTO 条约体系真的是完备自足的法律制度吗?DSB 解释条约的界限在哪里?DSB 是下一个欧洲法院吗?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需要一系列的学术努力,而从 DSB 的裁决中总结其解释条约的方法应是必要的一步。

论投资者—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改革分歧的弥合进路

投资者—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ISDS)是近年来全球经济治理的热点问题。各国提出与实施的改革方案既有显著分歧,也有相互借鉴。各种ISDS改革方案之间已经有着诸多相互借鉴的事实表明,在保留ISDS基础上的妥协是大多数国家可以接受的选项。中国在UNCITRAL提出的改革方案是在维护现有投资仲裁机制的基础上,设立基于条约的多边常设上诉机制。中国方案介于坚持投资仲裁的改良派和主张投资法院的革命派之间,与两者各有共鸣之处,与它们的分歧并非不可逾越的障碍,因此能够成为弥合不同改革方案的基础。

第十二届国际投资法专题研讨会综述

2018年7月30日至31日,由中国国际经济法学会主办、商务部条约法律司支持、厦门大学国际经济法研究所和厦门大学法学院国际投资争端解决研究中心承办的第十二届国际投资法专题研讨会在厦门鹭江佲家酒店召开。国际投资法专题研讨会曾作为厦门'九八'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投资法专题分会召开,至今已经成功举办了十一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