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改革的多边主义”的内涵与影响

印度近年来在国际场合反复强调“改革的多边主义”,该理念由印度总理莫迪在2018年金砖国家峰会上首次提出,并逐步成为印度对外战略中的关键理念。“改革的多边主义”以联合国安理会改革为核心,目的是应对全球性挑战,主要任务是对多边国际体系进行改革,传递出民主、多元、包容的价值理念。印度自独立起就开始重视多边主义,通过参与多边主义增强国际影响力,又经过“防御的多边主义”来保障自身核心利益,近年来印度想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心情愈加迫切,想借助多边主义改革的浪潮实现跻身世界大国的目标。印度广泛参与全球治理,在持续关注的发展议题、气候变化议题与海洋议题等领域提出新方案,并与多边国际组织及其他国家展开合作。目前来看,印度“改革的多边主义”包含全球治理改革与谋求全球领导地位的双重目的,其积极意义与局限性并存:既支持多边合作以解决共同危机,又迎合集团政治获得战略利益;既强调尊重联合国的核心地位,又渴望进阶领导者行列;既踊跃参与全球治理新规则的制定,又对部分治理领域消极回避或造成阻碍,其整体所反映的现实主义思想和工具理性思维使印度“改革的多边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有选择的多边主义”。

中立、责任与参与:国际投资仲裁的多边改革与中国对策

国际投资仲裁机制进入多边改革阶段,中国亟需明确立场和对策。投资仲裁设计面临实体义务地方性与程序规则国际性之间的内在矛盾。在理论上,投资仲裁机构难以同时、同等程度地追求和实现中立、责任和参与等三大目标。在实践中,传统投资仲裁和欧盟投资法庭倡议分别秉持司法中立优先和司法责任优先理念,分别以当事人关系和缔约国关系为主导,分别追求中立和公正的争端解决平台。美国2012年投资条约示范文本兼顾了司法中立与司法责任,比较好地兼顾经济效率和政治可接受性。虽然难以兼顾三大目标,但美国和欧盟都选择了适合本方优势的设计方案。兼顾中国利益与世界需求的中国改革方案,应当妥善权衡缔约国关系、当事人关系和利益相关者关系,以增强投资仲裁机制的内在平衡性与先进性,进而吸引更多的国家接受。同时,在关键制度的设计上应采取符合中国优势和立场的方案,如缔约国制定专家名单、一裁终局为主、有限上诉、利益相关者有限参与等,以兼顾国家利益与国际道义。

均衡自由主义与国际投资仲裁改革的中国立场分析

国际投资法体系经历了从外部均衡到内部均衡的演化历程,均衡自由主义已经成为一种趋势,但是投资者权利和东道国监管权的最佳平衡点可能因国、因时、因人而变。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ISDS)机制以商事仲裁为本,公法控制机制缺位,总体上对资本输出、治理水平较高、法律队伍发达的国家有利。中国是一个治理水平相对较高、法律队伍不够发达的资本输出国,并且是投资双向流动大国、具有高风险投资结构、处于高风险投资时期,应坚持均衡自由主义进路,维护并完善ISDS机制,推动其朝着有利于中国利益与国际公益的方向演进。中国应考虑在投资者诉权、仲裁员任命权、仲裁裁决执行等方面坚持传统ISDS机制,并以多边程序改革为契机,完善ISDS机制的公法化制度设计。

美国补贴规制的新态势、影响与中国应对

继《2022年美国竞争法案》和《2022年芯片和科学法案》之后,2023年5月美国发布了《强化贸易救济草案》,旨在改善和加强贸易救济法律的执行,拟建立补贴规制配套体系。美国补贴规制的新发展折射出其在贸易政策方面的三个新态势:(1)以应对非市场经济问题,回应WTO改革主张为规制动因;(2)以限制政府干预为导向;(3)以对外约束跨境投资补贴,对内提供新型绿色补贴为规制形式。美国推动补贴规制的新发展将产生多重影响,不仅会增加贸易救济调查与争端风险,还将造成负面示范效应,引起不正当竞争,破坏稳定投资环境,使中国企业对外贸易投资活动承压。对此,我国应质疑美国补贴新规则的WTO合规性,关注相关补贴法案的新进展,做好风险评估和预定方案,重视贸易救济调查程序,同时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积极参与WTO改革并推动区域贸易合作,做好防范与应对。

WTO失灵：困局和分歧

世界贸易组织(WTO)面临重大困境,很有可能2019年底之后无法继续有效运作。WTO面临困境和美国近年来推行的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有密切关系。美国对他国加征关税,实施贸易战,严重违反世界贸易组织最基本最核心的最惠国待遇、关税约束等规则。这种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行为不仅损害中国和其他成员利益,而且损害了世界贸易组织及其争端解决机制的权威性,使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贸易秩序面临险境。本文讨论WTO困局所涉议题,从而理解世贸组织失灵和所面临的困局。

是否作为争端解决机制的替代:投资者-国家争端预防机制及其实现路径

随着多边投资改革的深入推进,投资争端预防机制被作为可选择的建议方案用于改善传统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成为一项具有创造性的制度规范设计。面对投资者-国家争端预防机制,我国应分别从国内法与国际法层面完善制度构建与实践平台,结合我国实际并合理借鉴域外经验,推动现有外商投资企业投诉机制向沟通机制转变,在国际投资条约中增强对话机制,为投资争端预防机制的落地与实施创造良好的适用空间,并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实践中积极倡导和运用该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