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多重委托-代理关系的规制俘虏模型研究

在政府对自然垄断企业的规制研究中,大多假设规制者是公众的代言人和国家利益的维护者,而在实际运作过程中,规制者还是一个自身效用最大化的追求者,这种双重身份有可能导致规制者利用自身的权力与受规制企业形成合谋,以便获取双方利益,从而产生规制俘虏问题,加重政府规制的不完备性。本文将在非对称信息条件下,运用多重委托-代理模型,对规制俘虏问题进行探讨,并根据模型分析的结论,提出相应的抑制手段。

考虑公平偏好的链式多重委托-代理激励机制

以传统Holmstrom-Milgrom模型为基础,建立了一个链式多重委托代理结构,并植入了公平偏好理论,改进了传统的"理性人"假设。分别在信息对称和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研究了公平偏好因素的引入在激励效果和代理效率等方面对链式多重委托-代理模型产生的影响。研究表明,公平偏好因素对代理人的努力水平具有明显的激励作用,中间人与纯代理人之间的绩效依赖程度对纯代理人努力水平的作用方式还受到传统因子的影响。最后,通过算例验证了所得结论的有效性。本文研究结论在多级供应链和多层级公司治理机制中能够提高激励效果、改进委托代理效率。

链式多重委托-代理关系的激励——基于完全理性与过程性公平偏好模型的比较

本文以传统Holmstrom-Milgrom模型为基础,建立了一个链式多重委托代理结构。以链式双重委托-代理模型为例,本文首先考察了纯委托人、中间人和纯代理人都是完全理性时的情况,通过模型分析发现:在每一层委托-代理关系中,委托人给予代理人的产出分享比例越大,越能激励代理人付出更多的努力,但是代理人的风险规避会减弱这种激励效果。进一步,本文基于Rabin的过程性公平偏好理论,重构考虑过程性公平偏好的链式双重委托-代理模型,研究结果说明:在过程性公平偏好下,如果代理人付出的努力大于其能付出的最大努力水平的一半,那么代理人对委托人就是友善的;同样如果委托人给予代理人的固定收入大于他能给予的最大固定收入的一半,那么委托人对代理人也是友善的;同时,委托人给予的固定收入越多就越能激励代理人付出努力。最后,通过数值模拟对完全理性和过程性公平偏好下各个局中人的收入进行了对比,发现过程性公平偏好的植入使得各局中人的收入得到了帕累托改进。

私募股权投资的多重委托代理关系研究

私募股权投资的特质决定其存在多重委托—代理关系,而且这些委托—代理关系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通过研究私募股权投资中基金投资者、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基金投资对象和基金债权人五个行为主体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着重分析国外并购基金的发展及借鉴意义,认为私募股权投资能够通过其多重委托代理之间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作用有效地规避和降低风险。

我国合资铁路公司委托代理问题及对策

委托代理理论是现代公司治理问题的基本分析框架,国有企业改革的难点之一就是解决委托代理问题。合资铁路公司作为铁路行业的国有企业,其委托代理关系具有不同于其他行业的特点,更加错综复杂。本文结合合资铁路公司委托代理链条中关系的特殊性,针对委托代理关系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完善合资铁路公司激励约束机制的对策。

转型时期公用产品定价中的多重委托—代理关系研究

本文以公用产品价格不断上涨引起的争论为起点 ,根据新管制经济学的基本模型 ,分析基于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 ,政府、管制机构和被管制企业在公用产品价格博弈中的行为选择 ,指出在转型时期政府无法形成一个价格均衡的机制 ,能够兼顾政府、管制机构、被管制的企业与享受公共产品的市民和企事业单位等各个利益集团的利益。所以必须改变原有的管制路径 ,将市场竞争、价格的形成与公共产品经营权的拍卖相结合 ,将原有公用产品经营中事后补贴总成本差额的机制 ,转化为事前最低补贴或最高的上缴利润竞标机制。

精准扶贫中道德风险的形成机理及其在乡村振兴中的规避研究

文章以委托代理理论与机制设计理论为指导,以精准扶贫实践中“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工作机制为研究对象,通过建立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村委会、农户之间的三层委托-代理框架,梳理了精准扶贫过程中各参与主体的激励约束机制和行为选择,分析了精准扶贫实践中精英俘获、贫困人口福利依赖、“数字脱贫”等道德风险问题的形成机理,并从激励相容视角提出了相应的规避措施,以期为进一步巩固脱贫成果、推动乡村振兴提供有益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