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消失的遗产:基于多重证据的湮废园林复原研究方法

【目的】湮废园林涉及历史上因各种原因消失的园林,以及现存园林经重大改变前的早期风貌。中国园林早期的历史风貌是中国风景园林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复原研究是风景园林历史理论研究的核心领域。【方法】探索多重证据在湮废园林复原研究中的运用:首先将复原证据分为现场实存、遗址考古、诗文文献、绘画图像、口述证言、相关实存和造园理论7种类型,按性质可分为实物证据、文献证据和言辞证据,按关联性可分为直接证据和间接证据;进而逐一辨析7类证据的特点,结合实例分析它们在复原研究中的应用。【结果】指出湮废园林复原过程中应注意证据的可用性与可靠性,关注证据之间的相互印证和证据的持续更新。【结论】尝试建立一套依据可靠、过程可操作的研究方法,为湮废园林复原研究提供方法论的参考。

构建数智时代社会记忆的多重证据参照体系:理论与实践探索

“社会记忆”理论为人文和社会学提供了新的视角,开辟了新领域,也对文化记忆机构(GLAMs)的理论和实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由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主导的数智时代,“数字记忆”成为社会记忆的新形态和新常态,数智技术将以记忆媒介作为研究证据的人文研究推向了“数字人文”时代,包括“数智证据”在内的“多重证据法”成为人文研究的新范式。文章通过梳理“社会记忆”理论的发展和对人文研究、文化记忆机构的影响,透视“数字记忆”的理论开拓和实践创新,分析“多重证据法”在数智时代的新内涵和对文化记忆机构提出的新需求,试图定义何为“数智证据”以及文化记忆机构如何构建数智时代的“多重证据参照体系”,来回应时代的呼唤,并进一步反思图书馆在其中的定位和责任。利用文献调研、需求分析、案例调研、实践验证等方法,突出“数智证据”作为数智时代数字人文研究范式对人文研究在理论和实践层面的重要贡献,并作出定义,同时构建了“多重证据参照体系”的技术框架,包括数据基础设施建设、算法基础设施建设和交流基础设施建设。以“上海记忆”为例,探索多重证据参照体系构建的方法和路径。从社会记忆的整体性、连续性和系统性来看,单个、单种文化记忆机构所保存和传播的文化记忆是不完整的、碎片化的,图书馆在作为“知识中介”提供服务的同时也不能忽略作为“记忆宫殿”的责任,而在借助数智技术将服务过程中的“交往记忆”固化为“文化记忆”方面,图书馆具有天然的优势。图5。参考文献39。

论“二重证据法”的新发展与齐文化研究的深入——“多重证据法”和东周齐国殉马坑等的研究

在学术界畅行不衰的"二重证据法"是由王国维先生率先提出的。该"二重证据法"在古史研究领域迄今仍然颇具影响力。实际上"二重证据法"既包括狭义的历史学者用考古资料来补正历史文献,亦包括考古学者通过运用历史典籍来解读和印证考古发掘资料。例如:久负盛名的临淄齐国故城五号东周墓的殉马坑是经过科学考古发掘出的,年代是春秋晚期,关于该墓墓主的认定便是借助了传世历史文献。伴随着各学科的不断发展和相互渗透,以"二重证据法"为基础,出现了"多重证据法"。"多重证据法"就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多学科合成作战,联合攻关,形成多重证据,是在新时代对"二重证据法"的新发展。通过对临淄齐故城五号东周墓殉马坑中殉马数量的研究及骨骼等的鉴定,不仅能识别这些殉马的马龄并发现体质的变化,甚至能够揭示出其品种来源和饲养方式及养马业的发展规模等多方面的情况,而这就得通过兽医学、生物学乃至统计学等多学科的介入以获得多重证据、进行全方位的研究。运用由"二重证据法"发展而来的"多重证据法",开展多学科综合研究,就能够深入地揭示东周时期的齐文化,对东周齐文化的深入探讨应该是由包括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在内的多学科来共同进行的。

陈寅恪历史学研究中“多重证据法”的运用与发展

陈寅恪是我国近代重要的史学家之一,他的史学研究不仅继承了中国传统考据学,还借鉴了运用西方实证史学方法。其著述将民族学、社会学、考古学、文化史、语言文字学等相融合,自觉运用"多重证据法"1,使自己在古史研究这一领域独树一帜,其史学研究方法值得我们音乐史学界研究者借鉴、学习。

多重证据法与贵州岩画的文化释读

以多种证据考订分析具体文化事像对史实进行求证的方法,这在当代的学术研究中已经逐渐得到广泛的使用。20世纪以来的贵州岩画研究中,考古工作者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田野调查资料,但由于视角不同,很多研究缺少从多学科的视野对具体问题作出客观公正且难以让人信服的结论,贵州岩画的研究亦是如此。贵州岩画的图像有动物中的马、牛、狗、鸟等,也有在表演原始宗教舞蹈动作形态中的人以及各种狩猎的器物和祭祀场景等等。结合汉文典籍文献、民间风俗传统、口碑古籍资料、考古发掘物证等多重证据法对贵州岩画进行文化释读,为复原早期人类历史记忆提供科学的依据。

药物名实研究的多重证据法

本文介绍药物名实考证的4种方法 :利用药名透露的信息推测物种;根据形态特征的文字描述和插图进行判断;通过理化性质和生物活性的记载考订品种;采用资源调查和古代药物标本鉴定等实物证据确定品种。具体药物名实考证需要整合各种证据共为证明,在不同案例中,药名、形态描述、理化性质及生物活性、实物证据权重不一,形成结论时应尽可能调和各种矛盾。

多重证据法在艺术考古中的体现——以巫鸿对武梁祠的研究为例

多重证据法在艺术考古的发展中具有重大意义,其内涵和意义丰富而深刻。巫鸿先生以其特殊的学术背景和精深的学术著作为中国美术史研究作出了卓越贡献。他关于武梁祠的研究总结和独特解读正体现出艺术考古的多重证据思想,对艺术考古的方法论建设具有启发和示范效应。本文将着重介绍《武梁祠——中国古代画像艺术的思想性》一书中的学术内容并联系艺术考古方法论,阐述艺术考古研究中应具备的新证据观和考证思路。

高中化学以多重证据为导向的知识教学研究——以“金属钠的性质与应用”教学为例

为了纠正高中学生在学习元素及化合物知识中存在死记硬背、机械练习的错误做法,文章选取了高中化学《化学1》教材中＂金属钠的性质与应用＂这一课时,在知识教学中以多重证据为导向,通过对比分析,进行教学研究。

史学研究中科学的研究方法——多重证据法

科学运用“多重证据法”，应该是在多学科知识鉴定史料的基础上，灵活运用各种材料，借鉴不同的学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进行多层次、全方位的综合研究。对于中国音乐史的研究来说，因为其音乐本体丢失的客观现实，所以不能只重视单一的文献史料，而是要运用多学科的知识对已掌握的资料进行鉴别，更重要的是，在鉴别的基础上，运用多种资料相互考证，运用多重证据法，作全面彻底的分析研究，以保证音乐史学研究的客观性和科学性，更好地解释音乐历史的发展规律，提升音乐史研究的价值和意义，促进音乐史学的发展。

漢語史研究與多重證據法

王國維提出的史學研究“二重證據法”,對20世紀中國學術研究産生了巨大的影響。嗣後,這一研究方法不僅迅速擴展到人類學、民族學、文學、語言學等研究領域,且又有不少學者根據不同實踐與理解,發展爲“三重證據法”。漢語史研究,實際上也是一種專門史的研究。近年來,漢語史研究中運用三重證據法(這裏的“三”也可以理解爲表示多的約數)者日益增多,比如取出土文獻語料、傳世文獻語料與域外漢文文獻語料(即類似陳寅恪先生所云“異族之故書”)相互印證;取出土文獻語料、傳世文獻語料與現代口語方言(即類似黄現璠先生所云“口述史料”、饒宗頤先生所云“田野調查”)相互印證;取出土文獻語料、傳世文獻語料與相關異國語語料(類似葉舒憲先生所云“人類學視野”)相互印證等等。

范式与视野——评《多重证据法的运用与深化——中国音乐史学史证范式研究》

肖艳所著《多重证据法的运用与深化——中国音乐史学史证范式研究》一书,是近几年来围绕中国音乐史学研究“范式”这一主题进行讨论的著作。该书具有以“范式”证“范式”的主要特点。从音乐史学学科范式与系统视野、中西并置的研究范式与世界视野、跨学科研究范式与关联视野以及共时性历时性研究范式与宏观视野四个维度讨论该书的价值。

反思二重证据法的局限——兼论多重证据法的演变之必然

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是20世纪文史研究方法论上的重大革新,但也有其时代局限性。本文从二个方面对其局限性进行反思,并由此探讨多重证据法演变的必然性:第一、二重证据法融汇西学的科学证明之学,开启了史学现代实证的先河,但后来却走向过分追求实证、证而不疏的极端,由此,必然向三重证据法的跨文化阐释演变。第二、三重证据法沿袭中国古代金石学的传统,仅把"地下之新材料"局限于出土文献,反映出中国文史研究的文字中心主义局限,因此,四重证据法突破文字的樊笼而把实物和图像作为证据成为必然。

古史多重证据法与综合研究法——纪念徐中舒先生诞辰120周年

近百年来，不少先哲前贤着力探求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方法。“古史二重证据法”是由王国维先生提出，也是近代以来学界实行的重要历史研究方法之一。徐中舒先生在继承这种研究方法的同时，对这一研究方法做出了创新性发展，提出了“古吏三重证”的观点，并使用多学科、多途径知识和资料进行研究，实是一种综合研究法的实践运用。

多重证据法及其文本化倾向

作为文学研究的新范式,中国语境中的文学人类学研究形成了许多新的方法,多重证据法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多重证据法立足于材料的拓展,在比较的视野中进行"以西援中"式的学术改造,中西材料的相互文本化成为其问题所在。在文学人类学批评实践和方法论建构中,如何关注中国本土经验和个体性经验,使得文学研究人类学视野中的审美维度得以彰显就成为其深入发展的关键。

问艺田野——我的田野调查经历

作者通过对一生中5个时段的田野调查,提出精研经典只是打个底盘,研究艺术史特别是手工艺史必须沟通匠师,理解工艺,寻访实物,以物说话,并以亲身经历认为,田野考察不仅可以集腋成裘为著述提供证据,更可以滋养灵魂,磨砺意志,使自身不知不觉发生脱胎换骨的变化。

大数据证据的证据属性及种类认定

大数据证据随着科技进步而产生,但对于这种新型证明材料能否作为证据使用以及其证据种类的认定,现行法律规定还存在空白,在司法实践中也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混乱。为应对此种情况,须进行大数据证据的证据属性及种类的探讨。首先,厘清概念,大数据证据和大数据及大数据技术有相似性又有不同。其次,一项证明材料要成为证据需具备证据资格,大数据证据的证据资格主要围绕关联性和客观性这两种证据属性展开。最后,法定证据种类的设定限制了大数据证据等具有多重证据形式的新型证明材料,故要打破法定证据种类的桎梏,弱化对证据种类的要求。

《诗经》中周人迁徙的多重考释

《诗经》中的《公刘》和《绵》是最早记述周人迁徙事件的史诗性文献。就现有研究成果看,其中记载的两次迁居当属史实。然而,由于年代久远,加之文字训诂困难,使后人难以对其中的细节作出准确的解释。《史记》等典籍对公刘和古公童父的言论进行虚构和渲染,对后稷、公刘等重要人物所处年代的记载存在诸多矛盾。《孟子》《庄子》和《管子》以及毛《传》、郑《笺》等著作,纷纷补充周人迁徙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以及详细情节,试图将公刘和古公童父塑造成理想的圣王形象,此多为论证其既定理念而进行的随意演绎和阐释。近现代以来,随着文字学、文献学、考古学等学科方法的运用,尤其是现代科学技术的介入,为多重证据的吻合带来了可能性。今后的研究应更加注重这种"多重证据法",以期取得更精确的数据和更准确的结论。

甲骨文“首祀”纪年考

殷商晚期文丁、帝乙、帝辛三世周祭甲骨用“祀”来纪年,但至今学界未明确释读出表示第一个祭祀周期的纪年形式,同时学界对甲骨文“口祀”的释读意见不一。论文以王国维先生提出的“二重证据法”为出发点,以陈寅恪、徐中舒、饶宗颐、邢福义、叶舒宪等先生提出的“多重证据法”为指引,结合文字学、历史学、语言学、方言学、民族学等多学科证据对以上两个问题展开系统性考察。论文认为:1)从文字学角度证实了古文字阶段“首”构件除了直接描绘其形外,其字形类型谱系还有两个系属,一是取意首部轮廓型“■”,一是凸显首部器官的特征型“眉-目-自-白-囟”。2)从语言学角度分析了“口祀”类材料之语音系联、语境位置、意义特点和功能分类,阐明“口祀”是纪年性质的语言材料。3)从方言学、民族学和甲骨文内在的纪月特征阐释了华夏族“头月”“头年”的专名化倾向。4)从历法谱系角度考察了“口祀”纪年材料与“元祀”的相容性,结果显示二者自洽的可能性较大。5)学界认为“口”形可以表示“首”,这是可信的,以往释作“口(曰)祀”或“廿祀”的甲骨文即为表示第一个祭祀周期的纪年形式“首祀”,“口”形实为“首”之简体,属于轮廓型“首”构形。这无疑是将始于西周的“元年”专名纪年制度上推到殷商晚期,这无疑也将直接推动对殷商晚期的历法和祭祀排谱研究。

法学与史学印证方法比较研究

中国史学一直有"孤证不立"的传统。陈寅恪提出并实践"诗史互证"研究方法,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主张地下文物与传世史籍的互证。后又有"三重证据法""四重证据法"提出,以拓宽史料领域,增强史实客观性。多重证据法即互证法亦即印证法。它与兰克(L·V·Ranke)提出的"外证法"和"内证法"学理上一致。多重证据法"由一到多"的发展,体现出对印证广度与厚度的关注。而且多重证据法重视新证据的发现,在研究中,史学家已注意到历史证据的不同类型及其不同功用。不同证据相互印证的证明方法在法证据学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史学的多重证据法与法证据学的印证证明方法相比较,共同之处表现在二者的证明目的、性质与对象以及对印证方法使用的基本方式具有相同性,参与印证的证据材料类型也具有相同性。但二者也有一定区别:包括印证材料的类型有别,印证证明的要求和标准不同,法学运用印证的广度与深度明显大于史学。为保证客观性,法学印证过程中运用的推论方法与阐释方法受较严格限制。法学与史学运用印证方法"和而不同",但亦可通过比较研究获得启迪,改善各自的证明方法。

玉璜如何“统一”中国:以“夏后氏之璜”神话为中心

失落的人类历史往往只能依靠最能幸存的物化遗存来重新发声,中华民族如何从多元走向一体历史进程的逐渐清晰呈现,正是得助于20世纪以来考古发现的物化遗存如陶器、玉器和青铜器等,尤其是长达八千年的玉石制品大传统与汉语文献所载宝玉小传统遥相呼应,为华夏礼乐文明形成和君子玉德、化干戈为玉帛等核心价值观由来提供了坚实的物证。本文以"夏后氏之璜"神话叙事为中心,立足于汉语语境"文学"发生于礼仪之本义和多重证据法,系统考察新石器时代早期以来玉璜的时空分布及其化异趋同进程,探寻"夏后氏之璜"神话背后的族群故事与文化认同,以及玉璜在礼制文明话语建构中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