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科护理人员应用行为转变管理模式对批判性思维的影响

目的探究内科护理人员应用行为转变管理模式对批判性思维的影响。方法选取2021年2月—2023年1月衡阳市第一人民医院任职的30名内科护理人员作为研究对象,于2021年2月—2022年1月实施常规管理模式(常规组)、2022年2月—2023年1月实施行为转变管理模式(观察组),对比不同管理模式的应用效果。结果组间批判性思维、职业认同感评分对比,观察组均高于常规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组间工作状态评分对比,观察组成就感评分(5.57±0.18)分更高、去个性化(1.27±0.12)分、情绪衰竭(1.42±0.12)分评分更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2.739、2.472、3.028,P均<0.05)。结论内科护理人员管理中,应用行为转变管理模式,可提高其批判性思维、职业认同感并改善其工作态度,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工作质量及效率。

论多阶段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规则构造——基于78个典型案例的研究

由多行政主体参与、多阶段程序组合而成的多阶段行政行为引发的行政争议已进入了司法审查的视野。然而,我国各地法院对于多阶段行政行为案件的认定态度和审查思路不一致,尤其在是否审查以及如何审查先行行为的合法性问题上形成了截然不同的裁判立场,导致同案不同判现象的激增。这些裁判立场背后的理论依据为违法性继承论、绝对公定力理论和行政行为可争讼性等。应当以违法性继承论作为理论基础,围绕先行行为审查的司法准入条件以及先行行为的审查方式两方面,构造统一的多阶段行政行为司法审查规则。

土地征收审批行为的性质认定及其意义——基于多阶段行政行为理论的分析

土地征收审批行为是具体行政行为还是行政内部行为,理论界和实务界对此并无一致观点,这不仅导致了对土地征收审批行为管理的混乱,还致使被征收人寻求司法救济的困顿。土地征收行为属于多阶段行政行为,按照显名主义原则,行政主体应为公告机关,土地征收审批行为只是审批机关的参与行为,是行政内部行为。但是,借鉴台湾地区尤其是德国的理论学说与司法实践,土地征收审批行为应属于显名主义原则的例外情形,在性质上应被认定为具体行政行为。科学合理地认定土地征收审批行为的性质,对于构建土地征收行为的正当程序及明晰被征收人权利救济机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征地补偿安置争议解决机制的体系化阐释——以多阶段行政行为为中心

征地补偿安置的协调裁决程序应当纳入行政争议解决的统一制度中予以适用,协调程序应当作为任择性程序而非行政复议和诉讼的前置,裁决程序应当定性为行政复议而非行政决定。最高院关于受案范围问题呈现出三种不同的认定模式,反映了批准行为性质的认识存在不确定性。批准行为是否为行政行为的作出决定了被告的确定,根据多阶段行政行为规则,批准行为一般不具有可诉性。征地补偿安置行为行政复议的受案范围与被申请人之间形成双重构造,复议被申请人与诉讼被告的乖离是一种制度性困境,我们需要在现有的制度框架内进行修补和完善。

行政行为效力瑕疵的制度审视——基于多阶段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

在我国,行政法学理论研究和实务操作对于行政行为的法效力与合法性之间关系问题的认知存在混淆模糊,而具体在多阶段行政行为司法审查的情境中更为凸显。人民法院在审查后行政行为合法性问题过程中,对于可能存在效力瑕疵的先行政行为如何进行判断和认定,始终困扰着多阶段行政行为学理探讨和制度实践的纵深发展。据此,有必要重新审视行政行为效力理论关于违法、无效等瑕疵情形的判断基准和制度功能,从而在学理上激活依法行政原则的明确意涵,促使行政行为效力理论与行政行为违法性继承理论相互促进、彼此补充,共同致力于多阶段行政行为司法审查的理论建构与制度完善。

多阶段行政行为下违法性继承问题辨析

我国“一体化”审批模式符合“多阶段行政行为”理论特征,该模式下审批流程的重新构建,使各部门行政行为间关系发生变化,对行政法改革提出新课题。本文通过对违法性继承和行政行为可诉性等行政行为法律问题分析,提出可在立法中对多阶段行政行为生效节点进行判定、对先行行政行为瑕疵属性进行释义规范,为多阶段行政行为下违法性继承理论的应用提供参考。

高校教师“非升即走”制度探析——基于程序正义理论视角

我国高校引入“非升即走”制度的核心目的之一是创设公平、公正的教师职业竞争秩序,程序正义是其追求的内在功能和检视制度的起点。“非升即走”制度在行政过程论视角下呈现出一种多阶段程序构造,每个阶段都有独特的程序特征与规则设计。在“非升即走”制度中引入综合性程序正义理论,按照制度的多阶段特质,将综合性程序正义理论的指标要素进行嵌入塑造,可以形成整体性“非升即走”制度程序正义构造。当前我国高校“非升即走”制度存在招聘信息公开不足、评聘参与协商不足、续聘程序过于僵化、解聘的实质正当程序要义缺失等问题,可从保证招聘程序的完整性、提升评聘标准制定的参与度、增加续聘程序的弹性,以及增强解聘程序的实质正当性等方面进行补正,同时从国家立法、高校规定及司法审查层面实现制度程序正义目标。

后续行政行为能否吸收先行行为

自最高人民法院2013年公布的22号指导性案例开始,法院受理的先行行政行为案件数量呈迅速上升趋势,该指导性案例成为各级法院司法审查先行行政行为案件的判例指导,但在司法审查过程中只以"形而上学"的角度去看待行政行为的"原因"和"结果",并没有以辩证法的眼光关注于"原因"与"结果"之间的"动态"联系。在实践中后续行政行为与先行行政行为之间的关系复杂且特殊,而以对典型案例中所遇到的问题为基础构建的"吸收说",有利于对先行行政行为的性质认定以及法官裁判的同一性。

论多阶段行政行为中前阶段行为的可诉性——基于典型案例的研究

在多阶段行政行为中,前阶段行为只向后阶段行为机关作出,不具有外部效力;行政相对人只能就最后阶段行为提起诉讼。针对例外情形,典型案例在外部效力和行为效果两个层面上,形成了判断多阶段行政行为中前阶段行为是否可诉的基本思路。单纯从行为效果的角度判断前阶段行为是否可诉,不符合法律责任的制度性分担规则。但基于救济权利的保障目的,指导性案例22号的思路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个别领域中行政相对人的救济权利难以得到有效保障的制度性和现实性障碍。

多阶段行政行为的法律构造与分阶救济

单阶段行政行为与多阶段行政行为是德国行政行为的一种基本分类形态。近年来,在我国行政审判中多阶段行政行为作为概念工具在个案解释中被频繁使用。多阶段行政行为的要素包括一个或多个其他机关的参与行为、多个程序阶段以及一个具有外部效力的最终行政行为。建议根据多阶段行政行为的法律构造,以参与行为的效力和事务管辖权为基准,确立分阶段的救济模式。同时,在审理多阶段行政行为时,应权衡个人权利保护和法安定性之间的关系,有限度地认可参与行为的违法性继承。

环评与排污许可制度衔接的实践展开与规则重构

固定源环境管理制度改革中排污许可取代环评成为了新的核心制度,由此产生了制度衔接的需求。当前,我国采取了多阶段行政行为构造,将环评和排污许可设定为两项独立的、具有先后关系的行政许可。这种制度设计存在重复评价的问题,也使行政相对人产生了额外的、不必要的负担。在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与行政审批改革两大背景下,环评与排污许可制度的衔接应当以环境价值与效率价值的平衡为取向。在保留环评要求的基础上,取消固定源的环评审批,实现环评与排污许可制度的整合,应当是未来我国固定源环境管理制度改革的基本方向。

行政失信联合惩戒的法律控制

行政失信联合惩戒作为失信联合惩戒的一种,应与失信惩戒区分开来。从信用信息管理体系的整体视角观察,行政失信联合惩戒是一种集信用信息归集、披露、应用为一体的信用信息应用方式。从行政失信联合惩戒的动态运行视角观察,其是由发起部门、信息部门、实施部门共同参与完成的复杂运行机制。针对行政失信联合惩戒多机关、多程序、多行为的特征,从祛除行政行为形式化的新行政行为角度思考,可将其分解定性为多阶段行政程序中连贯程序构造的复数行政行为和多阶段行政行为。虑及行政失信联合惩戒三特征导致权力失范的负面效应,有必要适用权、名、责相统一和过惩相当原则实施实体性法律控制,适用正当行政程序原则实施程序性法律控制。

排污许可信息真实性的行政衔接保障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构建以排污许可制为核心的固定污染源监管制度体系。目前,从行政执法的角度看,排污许可证在核发的工作中存在核发程序恣意且规范性低的问题,在执法过程中存在审查不严、伦理失范的问题,在事后监督中对事前数据依赖性强、形式化重的问题,其中以利益为主导兼之制度、法律是其主要原因。因此需要通过对行政内容的优化、公务员素养的提升以及体制的完善来解决排污许可信息失真的问题。

多阶段行政行为中批复行为的行政复议问题规制探析

多阶段行政行为中批复行为是多阶段行政行为中前段行为的一种,区别于多阶段行政行为中初审行为、多阶段行政程序中批复行为等。多阶段行政行为中批复行为具有涉行政管理职权、涉批准机关意思表示、涉内部行政行为等性质,通常属于不可行政复议的行为。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实践对多阶段行政行为中批复行为认识模糊,且行政复议、诉讼制度功能及设计的不同,导致在复议、诉讼中存在诉讼主体衔接不畅等问题。解决问题的根本在于赋予行政复议更多司法性质。

论行政审批改革中的行政行为违法性继承

“放管服”改革中,为提高行政审批效率,政府关注对行政审批模式的创新。审批流程的重构改变了多阶段行政行为的行为间关系,违法性继承的适用也将展现出新的面向。传统的“例外承认规则”已不再贴合行政实践,司法有必要对审批流程作“一体性考量”:在行为间成立法定要件关系,表现出实体上的关联性时,只要先行行政行为存在瑕疵,基于改革“一体化”审批的思路,为充分保护当事人权利,法院可以此否认后续行政行为的合法性。

多阶段行政下的税收优惠——基于企业所得税优惠案例的视角

税收优惠,在国家宏观调控社会经济发展中的运用可谓广泛,不仅在20世纪80年代为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发挥了吸引投资、促进产业发展的作用,在当前也承载着优化投资结构、促进产业升级、引导经济转型的作用,但也正是因为税收优惠长期被诸如此类的经济政策所牵引,不仅使其日益成为国家立法上自由裁量的对象,更与税法上量能课税的本质及税收法定的定式愈渐脱离。在后法治国家(社会国家)中行政权扩张的常态下,行政机关(所行使的行政权)更成为税收优惠认定中具有举足轻重作用的因素,由此在税收优惠条款中多有行政机关参与的前置或后置程序的规定。正因为税收优惠已然成就的现状,也应因势利导地以一种新的方式对其进行解读,而多阶段行政,不仅是税收优惠下的事物本质,也是提高其法治性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