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格结构理论视域中的严歌苓《小姨多鹤》新论

严歌苓的小说创作细腻深沉、独具韵味,她善于从自己丰厚的人生经历和独特的女性视角入手,在作品中彰显人性的真实和善良。严歌苓在《小姨多鹤》中塑造了朱小环和竹内多鹤两位坚韧的女性,在本我、自我和超我的人格交织更迭中展现了极富张力的人性。人格本我中放肆嫉妒的朱小环和渴望生存的竹内多鹤展现着人性的真实性;人格自我中朱小环在利己与良知之间的挣扎,竹内多鹤在逃离和回归之间的徘徊体现了人性的纠结;人格超我中朱小环对竹内多鹤的维护,竹内多鹤对朱小环的牵挂显现出人性的至善。朱小环和竹内多鹤两位女性在历经世间坎坷后最终都坚守着人性的美好。

试论严歌苓小说《小姨多鹤》的瑕疵

严歌苓是华语文学界不可多得的优秀作家,近些年,她每一部作品好评如潮,但也存在很多争议,像她的《小姨多鹤》便有许多瑕疵,如混乱的时间、语言和逻辑有瑕疵、多鹤人物形象模糊等。

女性视阈中的历史与人性书写——以《金陵十三钗》《小姨多鹤》和《陆犯焉识》为例

严歌苓在《一个女人的史诗》《第九个寡妇》《金陵十三钗》《小姨多鹤》《陆犯焉识》等长篇小说中,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中国故事"的讲述方式。女性视阈中历史与人性的双重书写,让她的作品溢出了以往宏大叙事所覆盖的主流历史的叙述法则。《寄居者》是"沪版的辛德勒名单";《金陵十三钗》是女性视阈中日本侵华战争"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还原;《小姨多鹤》可以视之为"抗战后叙事",小说叙述采用限知视角和限制性叙事策略——兼具多鹤作为日本女性的"异族女性视角"与其他人的有限视角;《陆犯焉识》是一部知识分子的成长史、磨难史与家族史,表达了"始终错过的矢志不渝的爱"的"归来"主题。严歌苓将"中国故事"在历史维度的打开和呈现,不是很多研究者所说的纯粹的"他者"叙述,而是叙述里有着浓厚的中国情结,是可以和中国当代文学自身的叙述相兼容的,更可以给中国当代文学在历史层面的叙述,提供可参鉴的价值和意义。

花开两朵:一个青白,一个浅红——严歌苓《小姨多鹤》小说与同名剧的叙事研究

2011年前后,电视剧《铁梨花》和《幸福来敲门》相继在全国各卫视的荧屏上出现,旅美作家严歌苓再一次引人关注,之前她的小说《小姨多鹤》被改编为同名剧在内地热播,同样也引起轰动,《小姨多鹤》的两种艺术文本比对研究是很有意义的,改编前后文本的叙事差异甚大,可谓妙笔生花,青白与浅红,色彩相异,无论是在人物、情节,还是叙事语言上都构成了巨大张力,从中可以窥见编创者各自不同的文化眼光和胸襟,探寻文本内外的诸种生成因素,也为中国内地的影视编创带来借鉴意义。

严歌苓小说《小姨多鹤》论

严歌苓坐在屋里想象出的《小姨多鹤》,似乎已经被中国读者接受。那么,严歌苓想象出的以日本人为主人公的《小姨多鹤》,被日本的读者接受了吗?答案似乎是否定的。实质上,小说《小姨多鹤》写的是一个生于斯长于斯的日本人的中国故事,是以异文化为对象进行的一次有意义而又漏洞百出的他者想象,同名电视剧亦然。

人性的光辉 现代的启示——评《小姨多鹤》

《小姨多鹤》是08年小说界的一个重大成果,也是严歌苓小说创作历程中的又一个新的高峰。小说写出了上个世纪中国社会底层小民百姓家半个世纪以来风雨飘摇的血泪史,映照出了伟大人性的光辉,成了一份沉甸甸的现代启示录。

一曲吟唱人性美的赞歌——读严歌苓新作《小姨多鹤》

著名女作家严歌苓2008年推出新作《小姨多鹤》,秉承其一贯厚重而轻盈、深沉而灵动的创作风格,又一次轰动了文坛。小说成功地塑造了朱小环、竹内多鹤两个典型的女性形象,将读者的心智又拉入了那个硝烟弥漫的乱世,倾听着大时代下小女人生命的歌哭。作家与她笔下的人物一同吟唱着人性之美和普世之爱。

试论严歌苓小说《小姨多鹤》的道德睿智与人性关怀

严歌苓的小说《小姨多鹤》在大环境之中描摹小人生,在社会大悲剧下雕刻普通生命的日常遭际,展示了作者对于人性与道德的深沉凝思。在对其艺术精神和人性意识论析后认为,该部小说表现出的人性情感和道德状态具有丰富的蕴含,集中表现了作者对于基本人性的严肃关怀和道德伦理上的卓越见识。

论女性历史叙述的多种可能性——从《第九个寡妇》、《小姨多鹤》看严歌苓的历史叙事

历史叙述作为国家、民族意识形态建构的坚固手段,一直以来是以男权话语为中心展开叙述的。女性叙述历史的话语权,长久以来处于被遮蔽、被隐匿的状态。严歌苓《第九个寡妇》、《小姨多鹤》两部小说,通过改写与设置个人视野来解构宏大叙事,从个体体验消解革命政治,突出对个体生命意识的尊重,以"逃离—隐藏"的叙述叙事模式,向读者展现了女性眼中独特的"历史"图景。

相同的题材 不同的表达——山崎丰子《大地之子》与严歌苓《小姨多鹤》的比较研究

通过《大地之子》和《小姨多鹤》的对比研究,指出由于两部作品题材相同,所以两部作品的主人公在有各自命运轨迹的同时也有战争孤儿命运的典型性。由于两位作家的立场不同,在作品中也体现出了不同的民族主义思想。

中日女性作家笔下的中国日本遗孤的形象——以山崎丰子《大地之子》和严歌苓《小姨多鹤》为例

日本遗孤问题作为战争的后遗症成为中日两国共同的历史记忆。随着记忆的解冻,遗孤的人生也引起文学家的关心。山崎丰子的《大地之子》和严歌苓的《小姨多鹤》虽然在问世的时间上相差21年,但都是以日本遗孤问题为题材的,被改编成电视剧后又都火红一时,产生了相当大的社会效应。《大地之子》和《小姨多鹤》主要关注其形成的经纬及主人公的形象,通过分析比较两者的异同考察两位女性作者对日本遗孤问题的认识及就此所展现的对战争、国家及人性的思考。

简析《小姨多鹤》的电视剧改编

把优秀的文学作品改编为电视剧的形式,既扩大了优秀文化的传播范围,也提高了大众的文化素养,丰富了大众的业余生活。严歌苓作为我国当代著名的小说家,她的作品尤其是《小姨多鹤》改编为电视剧后,又引发了一次热潮。小说改编为电视剧,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在观众满意度上也有所不同,本文从故事情节的改编、人物形象的改编以及改编的得失三个方面,简析小说《小姨多鹤》的电视剧改编。

电视剧《小姨多鹤》:关于当前我国历史题材电视剧创作的思考

论文以反映战后日本在华遗孤命运的电视剧《小姨多鹤》为中心,在分析历史题材电视剧的分类、特点与《小姨多鹤》的艺术成就的基础上,集中论述电视剧《小姨多鹤》在主要人物塑造上所存在的与历史真实之间的断裂问题,讨论其对小说原著的背离及对族群特性的判断,探究该剧扁平人物方略及其践行对艺术真实的违碍。论文由此进一步分析一个时期以来包括《小姨多鹤》在内的有关历史题材电视剧出现创作漏洞的主要成因,从四个维度提出并论述了改进对策。

严歌苓小说《小姨多鹤》的情感解读

严歌苓的小说《小姨多鹤》描绘了特殊历史境遇下一个畸形家庭的悲欢离合,多鹤、小环和张俭这三位主人公的关系在矛盾此消彼长的过程中达到了平衡。他们身上表现出的真情与善良,超越了国家与民族界限,彰显出人性最耀眼的光辉。

生命中能够承受之重:读电视剧《小姨多鹤》

电视剧《小姨多鹤》中主人公多鹤经受着常人难以承受的挫折和苦难而能坚韧的活着,主要原因是她面对挫折采取了合理的理性行为,即调整目标进行恰当的身份定位以适应时代的变化解决生存问题;对家庭成员无私的爱来升华情感以消除内部的各种压力;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获得外部的多种支持,进一步肯定自我的价值。这都源于她具有能面对现实接受现实,热爱生活拥有积极的自我观念以及能悦纳他人的健康的人格特征。

文学伦理学批评视角下的《小姨多鹤》

《小姨多鹤》是严歌苓的获奖作品,在文学批评方面优秀且成功。故事建立在两条伦理线之上,一方面讲述多鹤与张俭从相识开始的命运羁绊;另一方面围绕多鹤与张俭两人之间的伦理和解过程,逐渐形成完整的故事发展,阐述客观伦理原因。同时,相同伦理身份的多鹤的三个子女在面对不同人生境遇时,进行了不同的伦理选择,在展现伦理选择的主观性的基础上,将文学作品的深度和教诲功能进一步升华。

《小姨多鹤》中多鹤与朱小环形象比较

《小姨多鹤》是严歌苓在新世纪的长篇力作,作品主要讲述了十六岁的日本遗孤竹内多鹤因战乱被卖至中国东北一个普通家庭成为生育工具,在这个畸形家庭中几十年的沧桑浮沉.其中塑造的日本女性多鹤和中国传统女性朱小环形象十分饱满,同中有异,两人在几十年的共同生活中相互扶持,在她们身上,渗透了作者的文化比较,因此对这两个典型人物的探究两国文化的差异也有着一定的价值.

向美而生的生命张力——严歌苓《小姨多鹤》读札

对小说《小姨多鹤》进行文本细读可以发现,张俭的驴性、小环的凑合、多鹤的母性都显现出强烈的生命力量,他们的生命力量不仅体现在个体身上,也融入于生活现实中,表现在苦难中、情感中、人性中。通过分析小说主要人物的生存生活经历,人物身上呈现的美丽而强烈的生命张力得以探寻。

论《小姨多鹤》中多鹤形象

严歌苓的 《小姨多鹤》 , 讲述的是抗战末期日本遗孤, 十六岁的少女多鹤逃离到中国东北张家, 成为繁衍后代子孙的工具的一段坎坷经历. 在社会历史的背景下, 各种因素复杂交织, 多鹤以 “三坚” 般的性格, 转变了自己的命运,成为一个刚柔相济的女人.多鹤是严歌苓笔下的一位令人回味的女性形象.作者以对中国当代史的深入、 精到的把握, 以一个跨国作家的宽阔视野, 结合了中国与日本的社会环境, 把政治、 抗战、 中日建交、 家庭等生活结合在一体, 在这一大时代背景, 揭示了小人物的生命悲歌, 作品充满着深刻的生命内涵与丰盈的生命意蕴.

《小姨多鹤》中多鹤形象的悲剧性及其成因

在小说《小姨多鹤》中,严歌苓塑造了一个具有悲剧人生的女子竹内多鹤,并对其悲惨身世和不幸遭遇进行了最大限度地展示。多鹤的悲惨命运成了分析这部小说的着眼点,因而全面分析多鹤悲剧人生并剖析造成其悲剧人生的原因也就具有了一定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