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二十年夜郎研究之探讨

三百年来的夜郎研究大致形成了"临牂牁江方向"和"唐蒙符关方向"两种观点;与之相关的是"两线两点"的考察;两线分别是长江和北盘江,两点分别是符关(今合江南)和今天毕节的可乐,两线两点确定的平面,大体就是夜郎国的版图。近20年,以贵州学者为主的学术团队围绕夜郎研究多次举行重大学术活动,产生了一批重要成果,其中的得与失值得梳理、总结和反思。

夜郎研究述评及新主张——夜郎中心黔南说

上世纪80年代至今,贵州史学界乃至全国史学界的许多专家学者,都在异口同声地讨论一个话题,那就是“夜郎”。对夜郎国的中心问题各执一词,争论异常激烈,至令未成定论。文章对20余年的研究状况进行了系统评述,并提出新的观点——夜郎中心黔南说。

夜郎研究三题

本文结合有关史料，对有关夜郎的三个重要问题进行探讨，认为古代江即今北盘江下游河段；夜郎中心区有兴起与强盛不同时期的层次之分；夜郎的主体民族是古代"夷濮"，与现今贵州的论佬族等有渊源关系。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走出夜郎研究的误区

近年来夜郎文化成了人们研究的热门课题，不少专家学者和历史文化爱好者都纷纷发表研究文章和专著，大谈夜郎问题。他们或讲述夜郎的历史，或介绍夜郎的疆域；或谈夜郎的制度和文化，或论夜郎的宗教信仰、民风民俗与风土人情……甚至还提出了构建大夜郎文化圈的设想。如此种种，真可谓是百花齐放、异彩纷呈蔚为大观。在这些文章和论著中，确有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佳作，为我们研究历史上的真实夜郎，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信息、资料和借鉴。但也有不少文章和专著，读后心中总觉不够踏实，有些问题似乎值得商榷。

正确使用文献资料把夜郎研究逐步引向深入

本文结合夜郎研究出现的一些现象，指出对于文献资料的使用，要鉴别其真伪，了解各类史书的特点；对各类名篇史书记录的史实，要相互联系印证；对少数民族文献资料，要进行准确的断代。只有正确使用文献资料，才能把夜郎研究引向深入，文章还对有关夜郎的问题进行了探讨。

贵州岩画与夜郎文化关系试探

夜郎文化和贵州岩画都是贵州历史上出现的重要文化现象 ,值夜郎研究正处于古渡迷津之际 ,若能证实贵州岩画是夜郎文化中的现象 ,这必将为夜郎研究提供全新资料 ,开拓一个新的领域。并从历史、考古和人类学的角度 。

桐梓唐夜郎与赫章汉夜郎

夜郎的疆域是以贵州为中心的一个发展的概念 古夜郎国问题众说纷纭，延于今日。较主要的文献有余宏模的《古夜郎境内的彝族先民》何光岳的《南蛮源流史》和王子尧、刘金才主持编译的《夜郎史传》。对于夜郎研究来说，汉文典籍无疑是极其重要的。惜自司马迁始，语焉不详。故不得不参以现存少数民族典籍与民间传说，并证以地下考古材料。试观何光岳《南蛮源流史》，

乾隆误读牂牁江 夜郎流浪应有年

近三百年来，人们对古夜郎的研究，集中到了贵州西部，取得了辉煌的成果，但贵州东部的夜郎研究，却留下了一片空白，本文试做一点拾遗补阙。

贵州研究夜郎五十年述评

本文共分两部分。第一部分以时为序，对50年来特别是近20年来贵州学者研究夜郎的重要成果、重大学术活动进行了介绍，并对其在夜郎研究中的意义作了简单评价；第二部分综合地评述了贵州在夜郎研究中，在有关时间空间定位、经济状况、社会性质、族属、政治中心、与中央王朝及周边的关系和文化等八个方面提出的各种观点、见解和思路，对夜郎研究中所表现出的阶段性特点或倾向予以概括，并提出了当前和21世纪夜郎研究所应追求的价值目标。

彝文献与夜郎文化研究

本文指出,单一的汉文化视角是导致夜郎文化研究陷入尴尬处境、止步不前的重要原因。作者根据自已长期从事夜郎文化研究的实践,认为只有变单一视角为夷汉交叉的视角,充分运用彝文献,夜郎研究方能别开生面。论文着重论述了通过彝文献不但能解开若干夜郎之谜,其中所保存和传输的大量夜郎历史文化资源和信息,弥补了汉文献记载的缺失,并能校正其谬误,为夜郎研究拓宽了视野,提供了丰富的内容。因此充分利用彝文献,做到汉、彝文献并重,庙堂文献与民间口述资料并重,实行跨文化研究,才有可能使夜郎文化研究走向细化和深化,并最终实现夜郎文化相对的修复、还原。

文献与考古结合是探讨夜郎问题的根本途径

夜郎关系着贵州古代史及西南古代文明，它的境城当与汉代的郡大致相当，其存在的时间是战国至西汉，普安铜鼓山遗址、赫章可乐乙型墓葬及咸宁中水巨型基可以证史、科史，汉墓的分布有助于寻找其中心地点，应当充分利用文献和考古资料，把研究提高一步。

笑着脸给人们讲历史——《寻访失落的夜郞文明》采访体会

夜郎问题一直是历史、考古、民族学家关注的焦点,夜郎的中心在哪里,长期以来学术界聚讼不休。60年代,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就多次谈到夜郎问题,希望学者尽快找到夜郎遗址和文物。

贵州发现的汉代铜铃

1977年，考古工作者在贵州威宁县观风海镇塘房考古调查过程中征集到几件早年出土的铜铃，造型甚为奇特。当时因缺少参照资料，未予报道。此后，在威宁中水、牛棚、六枝抵簸、兴仁牛场、望谟石皇等地又陆续发现多件造型相似的铜铃（威宁中水铜铃见贵州省博物馆：《威宁中水汉墓》，《考古学报》1981年第2期；望谟石皇铜铃见张元：《望谟出土的夜郎青铜器》，《夜郎研究》，贵州民族出版社，2000年；威宁牛棚、六枝抵簸、兴仁牛场铜铃尚未报道），引起考古学界的重视。

为好读的考古报告击节——《赫章可乐二000年发掘报告》读后

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2000年秋季发掘赫章可乐夜郎时期地方民族墓葬结束后，笔者有幸在贵州省博物馆参观发掘汇报展览，深为发掘的收获感到兴奋，相信这对贵州夜郎历史研究是一批十分重要的资料。由于史料记载的简略，夜郎研究已经越来越需要依靠考古发掘资料来解决问题。赫章可乐以其密集的地方民族墓葬和遗址、特点鲜明的文物、尤其是国内外从未发现过的“套头葬”，在贵州夜郎研究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2002年5月这次发掘被评为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充分显示出全国考古界对可乐考古发掘的高度重视和肯定。自2004年以来，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一直致力于这次发掘报告的整理编写，如今《赫章可乐二000年发掘报告》终于沉甸甸地陈现在我们面前，令人倍感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