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逮捕实体化”之模式、危害及成因——“行政内控”与“诉讼制衡”之间的尖锐冲突

在我国刑事司法实务中,逮捕的适用存在着"实体化"倾向,即逮捕异化为定罪的预演、刑罚的预支,致使后继的审查起诉、法庭审理均遭架空的现象。"逮捕实体化"使刑事诉讼的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遭受严重损害,其可模式化为四种类型,包括审查批捕环节的"够罪即捕",发生于逮捕、起诉、判决连锁关系之中的"定罪预断"和"刑罚预支",以及不捕案件的"去监禁化"。"逮捕实体化"的成因包括直接原因———绩效考核机制、辅助原因———"流水作业"式纵向诉讼构造以及"口供中心主义"侦查模式等背景原因。而在表层之下,此现象产生之根源可归结为:"行政内控"控权模式与"诉讼制衡"控权模式之间的尖锐冲突。

逮捕之实体化模式及其危害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逮捕的适用存在着"实体化"倾向,即逮捕异化为定罪的预演、刑罚的预支,致使后继的审查起诉、法庭审判程序均遭架空的现象。该种现象可模式化为审查批捕环节的"够罪即捕",发生于逮捕、起诉、判决连锁关系之中的"定罪预断"和"刑罚预支",以及不捕案件的"去监禁化"。"逮捕实体化"致使刑事诉讼的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均遭受严重损害。本文将对"逮捕实体化"的模式进行反思,且在此基础上将"逮捕实体化"现象的危害进行深度剖析,并进一步就其成因进行初步的探讨。

“社会危险性”实证研究

逮捕是保障刑事诉讼活动得以顺利进行的最有效的一种强制措施，同时，由于它限制了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自由，也是最为严厉的一种强制措施。因而，法律对逮捕的适用规定了极为严格的条件。实践中，有些办案人员“够罪即捕”思想还根深蒂固，这就要求我们切实转变执法理念，深入贯彻实施新刑诉法，严格把握侦查监督工作中“逮捕必要性的审查”。作为逮捕的法定条件之一，对社会危险性问题进行研究有助于更好地开展“逮捕必要性审查”工作，这也是笔者撰写本文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