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体视域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逻辑:基于“大一统”国家形态演进的分析

“大一统”作为政治、文化、经济共同体的形成过程,既是“多元一体”民族融合的过程,也是“大一统”国家形态不断演进的过程,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巩固。“大一统”政治共同体不仅有“正统”的思想基础,也有一套完整、高效、稳定的权力运行体制,促进了政治国家的民族融合和民族凝聚。“大一统”文化共同体推动了文化-国家的民族凝聚、民族融合和政治认同,其“义利相兼”的义利观为经济共同体的开放共赢提供支持。经济共同体东西和南北市场的融合符合各族人民的共同利益,也推动了对政治和文化共同体的认同。马克思主义国家建构逻辑与中国“大一统”国家建构逻辑存在高度的契合性,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现代化是对“大一统”国家形态的继承和发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融入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全过程,构建民族工作大格局和大统一战线工作格局需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大一统历史建构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早期凝聚

“大一统”历史观是两汉王朝的官方历史哲学,其核心要义是王权至上基础上的国家统一、天下一家。汉代的主流思想家和历史家出于维护王朝大一统的政治立场,在其历史叙事体系中,建构了纵向圣王一脉相袭,横向华夷共祖同源的“大一统”历史发展演进模式,作为汉朝统一多民族国家共同体确认其文化身份的历史依据,同时建构了华夷同源、“天下一家”、“四海归一”的大一统历史记忆,将华夷各族整合成为一个世代相继、绵延不断的“文化血缘”共同体,籍以与汉朝统一多民族国家大一统政治时局相呼应。通过这样的人为建构,赋予汉帝国绍继周、殷而为新王的正统性与权威性,从而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早期孕育,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成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重要精神动力源泉。

从大一统到统一性: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

中华民族从自在实体向自觉实体的转化是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重要标志。中华民族共同体自觉意识的形成根植于自身长期以来的观念与实践,成形于近现代以来中国人民团结奋斗、救亡图强的历史进程。在历史上,大一统观承受了王朝更迭、外来文化冲击和各民族融合引发的变革,是维系中华民族共同体自在发展状态的重要文化和心理纽带。近代以来,由传统大一统王朝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型不可避免,以“天下大一统”为理想愿景的大一统观也经现代观念的重构,转变为追求“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现代统一性理念。从大一统观念下的自在共同体转化为统一性观念下自觉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天下一统的文化愿景被重构为多元一体的身份意识,向内凝聚的政治结构被重构为集中领导的团结意识,文明一脉相承的历史哲学被重构为文明发展的历史意识。以现代统一性观念为基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使中国能够在维系统一的基础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以人民为中心建构现代大一统国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自觉

中国现代国家建构是以多民族共同体为前提的,为了能够将多民族共同体完整地保存下来、整体转变成为现代国家,中国现代国家建构只能以社会革命的方式进行。社会革命通过阶级联盟在最大程度上将多民族共同体整合为一种整体力量即人民。人民是社会革命的大军,从而构成了中国现代国家的政治基础。社会革命塑造的人民是一个政治实体,它既支撑着国家,又支撑着国族。这就意味着人民构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族的共同政治基础,因此中国现代国家建构是以人民为中心的。这种经验同欧洲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的经验有着根本差别,因而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理论自然由于经验基础的不同而与西方民族国家理论相异。就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理论而言,中国现代国家不是现代民族国家,而是创造性地融合了王朝国家传统和现代国家基本精神的现代大一统国家。现代大一统国家是一种新的现代国家类型。以人民为中心创建现代大一统国家,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建构现代国家的历史自觉。

流动空间与国家认同:民族地区高铁建设的时空政治

流动空间的形成是多民族国家社会整合和边疆治理的重要基础。在现代社会中,与交通运输发展密切相关的流动空间促使时空格局持续发生变化,为国家认同的形成与强化奠定了坚实基础。作为一种流动空间的生产与再造,少数民族地区高铁的发展既是“流动的治理”,也是“治理的流动”,兰新高铁、南广高铁等少数民族地区高铁列车的开行通过物理空间与社会空间的双重构建,不仅从社会关系、价值观念和身份认同等层面促进了民族融合与民族团结,为各民族成员构建国家认同提供了可视化框架,而且具有特别的符号象征意义,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发挥了关键作用,有助于提升边疆社会治理效能,也为边疆民族地区交通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参考借鉴。

“大一统”思想的形成与实践——多民族国家中国疆域的形成和发展

"大一统"思想对多民族国家中国的形成与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作者认为"大一统"思想虽然萌芽于先秦时期,但形成于西汉武帝时期,其核心是"汉为天下宗",董仲舒等对"大一统"的解读是对这一观念的完善。"大一统"思想形成后为后代所继承,隋唐两朝是积极的实践者,但边疆族群尤其是游牧族群的继承和发展则使其成为了缔造多民族国家的积极主导者。兴起于东北地区的清王朝则更加继承和发展了"大一统"思想,最终促成了多民族主权国家的定型。

“世俗面相”与近代中国民族国家转型——基于“大一统”思想及文化惰性的思考

近代中国从王朝国家向民族国家转型过程中,历史的惯性作用其间,对其特性及根本原因进行分析思考,十分必要。历史惯性总是在长时段下形成并塑造着下一个时代的基本面孔,这被称为"世俗的面相"。以"大一统"为核心政治诉求形成的"多元一统"民族—国家格局,在历史长河中成为历史惯性,它与传统"早熟"文明衍生而来的文化惰性,成为分析、把握世俗面相的基点。中国在近代民族国家的转型过程中,得之于现代民族国家之"形",而失之于民族文化自信之"憾"。

“大一统”思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三重逻辑

以“大一统”思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既应从历史源头、内生动力、情感旨归三个维度把握其历史逻辑,从“天下一统”“王权一统”“儒家一统”“华夷一统”四个层面明确其价值逻辑,也要从加快国家治理创新进程、坚持完善党的领导制度、弘扬中华优秀治理传统、提升民族区域治理效能四个方面推进其实践逻辑。以历史逻辑明确价值逻辑,再以价值逻辑推进实践逻辑,进一步揭示了“大一统”思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三重逻辑,为完善新时代多民族国家治理提供了建设思路。

董仲舒“大一统”理论对中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作用

“大一统”一词始见于《春秋公羊传》。董仲舒的“大一统”理论赋予其政权统一和意识形态统一的含义,以解决统一多民族国家政权合法性及国家文化认同的问题。两汉四百年的空前统一更使大一统思想固化为民族心理,中华各民族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完整的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董仲舒确立的“大一统”学说为中华民族长期自在存在提供了理论支撑,使各族人民能够在政治、思想、文化上超越既往的历史局限,使多元一体的格局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生活的价值追求。在中华多元一体的融汇进程中,各民族间的征伐与战争既是融合的阻力,也是融合的助力,因为他们共同维系着“大一统”政治实体。帝制时代结束后,“王权”不复存在,“大一统”观念去除掉王权内核,经过现代性转化,在现代意义上指涉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统一”。“大一统”思想曾经也必将在未来凝聚中华各族文化向心力方面发挥历史性的作用。

清朝民族政策对国家“大一统”认同路径构建论析

清代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重要强化期,清朝统治者为了有效建立和维护国家“大一统”格局,在集中国历朝民族政策之大成的基础上,制定并实施了一整套民族政策。清前中期,从政治、文化、社会、疆域等方面构建了国家“大一统”认同路径群;清后期,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清朝统治者逐步调整其民族政策,通过加强边疆管理、移民开发和开展国民教育来努力维护国家“大一统”格局。清朝民族政策的实施,使中国各民族间结成了政治共同体、文化共同体、社会共同体、命运共同体,促进了人们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认同。

国家级和省级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空间分异格局及其成因分析——以云南省为例

以云南省为例,运用最邻近指数、泰森多边形法、核密度、空间自相关分析等方法,对比分析国家级和省级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空间分异格局,并借助地理探测器分析影响空间分异格局的因素.(1)总体上,国家级和省级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空间均呈现“凝聚型”特征;(2)区域上,国家级和省级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在八大区域上呈现不同的格局;在民族区域分布上呈现出多民族交错共生性和集聚性;(3)空间密度上,国家级村寨形成“两点一带”的核密度空间特征,省级则呈现“多核心,分散分布”的特征;(4)空间相关性上,国家级、省级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空间集聚态势明显,均呈现“西热东冷”的冷热点分布格局;(5)经济因素、社会因素和生态因素共同作用对空间格局产生重要影响,经济发展水平与社会发展情况呈现出协同增强效应.

古代中国国家大一统历史观的传播

自古以来,国家大一统的历史观念深入人心,华夏子孙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为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而前赴后继。进入夏、商、西周奴隶制和战国封建制以来,中华民族深受农业文化及儒家思想影响,国家大一统的历史观念一脉相承,根深蒂固,传播不止,成为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理念和核心民族精神之一,成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支柱。

中国少数民族与大一统思想认同

大一统思想对于我国少数民族国家认同观的形成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在三千多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少数民族逐渐接受了大一统思想,对大一统的政治文化、政权文化和制度文化具有高度的认同感。在大一统思想指导之下,他们为追求实现国家统一进行了积极探索,对建立和巩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作出了重要贡献。

大一统: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文化基础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使命,这也是中国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而“大一统”价值理念历经两千多年,一直以其强大的生命力和感召力浸润着中华儿女的思想,凝聚着整个中华民族,成为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基本文化形态。在当今世界的全球化和现代化浪潮中,我们要真正理解和认识中国现代化的进路,就必须从中国自身出发来把握,特别是从中国“大一统”的历史文化出发,将其作为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历史文化根基。现代国家建构是民族国家与民主国家的双重建构过程。在建构民族国家的过程中,“大一统”价值理念始终起着价值规范、凝聚人心和引导国人的作用。在建构现代民主国家的过程中,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以民主政治建设促进现代“大一统”格局的巩固和发展,同时充分发挥“大统一”文化价值的引领和规范作用,夯实国家的合法性基础,增强国民的国家归属感。

“大一统”国家治理视阈下的元朝土司制度

从四个方面对元朝治理土司地区理路作了系统梳理,认为元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实现“大一统”,兼用金代文化与中原“汉法”,将地方社会管控与“大一统”体制紧密结合,在民族地区实行因俗而治的土司制度。该制度推动国家权力从内地不断向边疆延伸,使土司地区的社会秩序变得日益稳定。元朝土司制度的形成与发展不仅深刻影响了土司地区社会生产、经济、文化的发展以及土司社会变迁,而且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

“一国两制”与中华民族的“大一统”观念

“一国两制”维系了源远流长的民族历史和思想文化传统。一个民族要有民族精神，才得以生存、繁衍、发展、昌盛。一部中国历史，一条耀眼的主线——追求统一，反对分裂。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精粹。以“大一统”观为核心的国家理念自古至今都是我们的民族之魂。在中国历史上有过“分”与“合”。

华夷秩序、大一统与文化多元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尽管历史上的中国或者中华民族及概念，是经历漫长的过程而渐进发展和最终定型的，但是难以否认我们古代多民族国家正是现代中国民族国家或中华民族的基础和前身，五千年来的中国历史是汉族和诸多少数民族的共同历史。中国的内地和边疆组成的广袤疆土至今一直是汉族和蒙、回、藏等诸多少数民族共同栖息的家园。

中国“大一统”的“三时一贯”论

中国"大一统"的观念并不仅仅是自秦至清的帝国时代所特有的意识形态,而是中国政治文明中的一个源远流长的根本传统,它"一以贯之"地存在、而又显现为"三时"即三个不同时代的历史形态——王权时代的大一统、皇权时代的大一统和民权时代的大一统。

多民族国家统一构设视域中的公共空间政治

在当代多民族国家统一构设中,公共空间问题是一个重要相关变量。多民族国家围绕公共空间进行政策设计时,就产生公共空间政治。多民族国家统一构设中的公共空间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公共空间具有民族文化符号承载性和政治社会化功能。由于公共空间在多民族国家统一构设中的重要性日益彰显,越来越多的国家试图通过公共空间的象征符号强化国家身份,或者为公共空间重新命名,让文本、口号和地名的使用占据公共空间的核心,或者通过公共建筑强化国家认同,通过视觉冲击强化政治效忠。由于多民族国家统一构设中的公共空间与传统、认同以及权力有着密切的关联,又有助于政权的稳定性与统治的合法性,因此,多民族国家统一构设中的公共空间政治的特点表现为两种不同的路径:其一是文化民族主义路径;其二是整合主义路径。虽然不同国家对于公共空间政治的路径选择不同,但实现国家认同是他们共同的目标。中国作为多民族国家,也可以在本国历史与传统的基础上,重视"符号"以及由符号建构而成的意义,借鉴他国的公共空间政治社会化模式,在"差异性"与"统合性"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与缓解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