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观念与帝制中国“大义灭亲”案件的处置

帝制中国始终有大义灭亲事件,但都被视为一时一事不得已之“权”。儒家强调“权”之用,必须在更高层次上合于经,反对以诈行权,但行权主体要求过高、范围不明确,操作性较欠缺。法家则大力提倡权术,变阴谋为阳谋而广泛应用之。随着君权强化,大义几等同于臣民对君之“忠”,经法家权诈观推波助澜,儒家经权论有时充当文饰之具,君臣所实施的“大义灭亲”行为,有滑向“大利灭亲”的趋势。尽管如此,儒家经权论植根于人之心性,尚在持续发生约束作用,“大义灭亲”在整个帝制中国都未完全正当化。

“亲亲相隐”或“大义灭亲”:人伦秩序与公共秩序的关系研究

“亲亲相隐”与“大义灭亲”这一对矛盾的背后,隐藏的命题是人伦秩序与公共秩序的关系,两者既有一致的一面,也有冲突的一面。笔者的研究成果主要有:第一,通过理论研究发现,“亲亲相隐”与“大义灭亲”的立法在理论上都有其合理性;第二,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受对家庭成员的信任度、法律素质和对意识形态的认同度的影响,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公民的告亲行为呈现出“亲亲相隐”与“大义灭亲”并存的状态;第三,基于理论与实证研究,并借鉴古今中外的相关立法,笔者认为在两种秩序发生冲突时,一般情况下应当维护人伦秩序,因为这是人最基本的价值需求,法律不能置之不顾,而在特殊情况下,如涉及恶性犯罪,则必须强调公共秩序维护的优先性。

重析西方文化传统中的“亲亲相隐”与“大义灭亲”之道德意涵——再评邓晓芒教授的《儒家伦理新批判》

为全盘批判将"亲亲相隐"视为美德的儒家伦理思想,邓晓芒教授基于其所谓的"西方文化参照系",将"亲亲相隐"解读为人性之恶,而将"大义灭亲"解读为道德之善。其实,邓教授对"亲亲相隐"与"大义灭亲"之道德意涵的分析存在诸多显见的逻辑矛盾。原因是邓教授没有准确把握其据以立论的西方文化经典。由此,邓教授的"儒家伦理新批判"究竟具有多大价值和意义,就成了一个有待重新审定的问题。

父子之情与国家公义——王蒙小说中“大义灭亲”的故事原型及其意义阐释

王蒙的小说创作长达半个多世纪,作品数量丰富。在他不同时段的作品中,存在一种"互文"现象,即对某种经验类型、典型场境或故事的反复重复,其中,"大义灭亲"的故事类型在他不同时期的小说中一再出现。"重复"是原型的典型特征,王蒙小说中"大义灭亲"的故事,就具有了"原型"的意味和价值。"大义灭亲"的故事,最初出现在《小豆儿》中,继而重现于《青春万岁》中,最后在"季节系列"中再度重复。"大义灭亲"故事在重复时,某些故事因素被轻微地改写,从而引发了故事语义的变迁。

国家治理中的国家伦理责任——伦理本体中诚信底线上慎对亲属容隐和大义灭亲的对立

国家治理离不开伦理本体、诚信底线。具体从天伦生诚信、诚信结人伦的伦理生态、诚信生态中,须以正式制度优先敦睦伦理尤其天伦,才从源头有诚信底线。亲属容隐就如此护持诚信底线,而须坚持完善;大义灭亲则反之,而须慎对,至少不支持不鼓励。慎对二者对立,慎重选择,就凸显国家伦理责任:以公道而系统化的正式制度,保障人们在常态中,自由地敦睦伦理;伦理和法律关系这一类两难中,行使优先权而敦睦伦理,从而从本根护持诚信底线;顾全法律关系乃至公序良俗美德;保障伦理永恒,因革传统中式信仰,永葆中华文明可久而可大。这是本体性的神圣责任。

“大义灭亲”与“亲亲相隐”——论影视传媒的法律文化表达

影视传媒对"大义灭亲"的宣扬传达了国家本位的主流文化价值观。在中国,"亲亲相隐"不仅是对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继承与创新,而且是司法对人性价值的理性回归,理应成为中国主流文化的发展方向。影视传媒对主流文化的表达也应从"大义灭亲"过渡到"亲亲相隐",从而彰显法律与情理的交融与互动,推动中国法治建设和和谐社会的构建。

大义灭亲首用之疑及其亲属容隐萌芽--基于《左传》记石碏杀子及其伦理和法律关系两难之解

"大义灭亲"首见于《左传》隐公四年记石碏杀子,是引用,是先秦仅见。其意义存疑:一是其语义,似委婉询问,实审慎存疑;二是先秦史对石碏杀子再没记载,有关事件虽关乎后世所说大义灭亲,却避用大义灭亲之类评价;三是该语义和有关历史记载互证、互洽中,内生并发育亲属容隐,为其后来制度化、法典化创造条件。如此正本清源则表明,大义灭亲被思想上怀疑,实践中慎对,因对伦理和法律关系两难无解而加剧,而不能是法律规定,不能制度化;充其量只能是危急时在时空、性质、适用范围等方面都有限的特殊救急手段,不宜肯定、提倡。

德育活动中如何对待“大义灭亲”与“亲亲相隐”

在社会日益复杂的今天，我们应当如何对待“大义灭亲”与“亲亲相隐”？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今，我国学界对孔子的“亲亲相隐”论进行了比较激烈的争论，多数人肯定“亲亲相隐”论，并给予其重新解读。其反面“大义灭亲”则应当冷静对待。从伦理学理论上看，“大义灭亲”与“亲亲相隐”的矛盾就是“孝”与“公正”的矛盾，需要在一个对“孝”与“公正”的关系有明确界定的、科学而成熟的规范伦理学理论指导下，才能够获得正确的答案。但当今，无论国内还是国外，都还没有这样的伦理学。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我们可以基于存在主义哲学、康德的道德定然律令和柯尔伯格道德发展阶段理论处理“大义灭亲”与“亲亲相隐”的问题。

“亲亲相隐”与“大义灭亲”——谈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与传统法文化的关系

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并公布了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该草案完善了证人出庭作证制度,规定了人民法院不可以强制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出庭作证,因为强制其在法庭上进行指正,不利于家庭关系的维系。文章梳理了我国传统法中"亲亲相隐"司法理念的产生和发展脉络、实际司法运行状况及其在当代的"命运",指出此次刑诉法的修改是对"大义灭亲"司法原则的颠覆,更是对"亲亲相隐"传统的继承与更新。

论“亲亲相隐”与“大义灭亲”

亲亲相隐是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提出的一项司法主张,之后在历代法律中得以确认。大义灭亲则一直是国人对于公理正义的追求。这两种原则实质上反映了“情”与“义”在法律领域中的冲突,作者通过对亲亲相隐与大义灭亲原则的对比分析,阐明其对当代中国刑法制度完善的借鉴意义。

论“大义灭亲”与“亲亲相隐”之取舍

大义灭亲,作为道德层面可以提倡,但法律不应该予以强制或鼓励,因为其属于个人自由范畴,法律无正当权利也不适宜去调整。否则,不仅不利于维护亲情,不符合人性,而且不利于家庭、社会的和谐,最后还会影响法治权威。吸收古代"亲亲相隐"制度的优秀成分,借鉴国外成功的立法经验,建立"亲属免证权"制度,赋予亲属拒绝作证的权利,既体现了刑法理念层面上的伦理功能,又符合制度层面上的期待可能性规则,而且与"非犯罪化"的世界潮流相适应。

是“大义灭亲”还是“亲亲相隐”?——由河北省高院量刑新规引发的思考

2010年9月,河北省高院出台的《<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实施细则》引发了新一轮关于"亲亲相隐"与"大义灭亲"的大讨论。这种看似对犯罪人有几分益处的实施细则是有违法治的,它加重了现行刑法司法制度在这方面的危害。引进"亲亲相隐"的原则,赋予犯罪人亲属作证的资格,而不是强加给他们作证的义务。

论大义灭亲与“亲亲相隐”

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对于证人作证方面有较大的突破，一般案件中近亲属有拒绝作证的权利。这一条款的通过是对我国长期以来大力提倡的“大义灭亲”司法政策的颠覆。“亲亲相隐”是中国古代封建刑律中一项非常重要的原则和制度，其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历史，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有着不可忽视的历史合理性。在当今的法制建设中，应重审民族法制历史，取其精华，以利于当代法制的建设。

思辨:“大义灭亲”量刑情节之变异

"大义灭亲"是指犯罪行为人亲属协助司法机关使其归案情节可作为酌定减刑情节的情形。从伦理角度来看,"大义灭亲"的规定不合理,即可能破坏家庭和睦,不利于社会和谐,也可能使法律疏离伦理,上行而下难效。从法律角度来看,"大义灭亲"的规定不合法,即与自首情节相比较,两者相去甚远,与量刑情节也格格不入。因此,"大义灭亲"不应作为法院量刑指导意见供司法实践参照执行,也没有必要在司法实践中成为从宽处罚的量刑情节。

儒家伦理中的“亲亲相隐”与“大义灭亲”

中国传统儒家伦理观念中有"亲亲相隐"的文化传统,但同时也不排斥"大义灭亲",孔子既说过"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也说过"治国制刑,不隐于亲"。人是情感的动物,当亲情和法律冲突的时候,我们应该"亲亲相隐"还是"大义灭亲"?本刊记者专访了2017年度"世界儒学研究杰出人物奖"获得者,武汉大学国学院院长、贵阳孔学堂学术委员会主席郭齐勇。

“亲亲相隐”与“大义灭亲”之刑法归属

“亲亲相隐”制度是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提出的一项司法主张，在历代法律中都得以确认。“大义灭亲”制度作为对正义的追求而一直被一部分人所推崇。这两种制度其实是情与义在法律领域中的冲突。在当代立法上，应该吸收古代“亲亲相隐”制度的精华，借鉴外国成功的立法经验，建立“亲属免证权”制度；同时，“大义灭亲”在道德层面上可以提倡，法律不应该予以强制或鼓励，因为其属于个人自由选择的范畴。否则，不仅不利于维护亲情，不符合人性，而且不利于家庭、社会的和谐，最后还会影响法治的权威。

论大义灭亲行为

大义灭亲在法学理论上引起了广泛的争论。大义灭亲中的杀人行为是犯罪行为 ,应受刑罚处罚 。

最高法规范自首立功标准:大义灭亲可轻判

最高法近日发布了《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进一步规范了自首、立功的认定标准，严格了认定程序，明确了从宽处罚幅度。

新闻打假,离不开同行“大义灭亲”

2010年,虚假新闻以高速疯涨之势冲击着受众的眼球。＂金庸逝世＂、＂翁帆怀孕＂、＂女生世博排队遭强奸怀孕＂等虚假新闻,均以绘声绘色的描写见诸各种媒体。其中不少假新闻来源于网络、手机报、微博等新兴媒介。这些虚假新闻一经＂出炉＂,分路转载,一时间便＂三人成虎＂,大有弄假成真之势。可笑的是,新闻媒体关注的不再是以真实为生命的新闻,而恰恰是一戳即破的谎言。留神观察可以发现,这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进入受众视野的假新闻,往往具有＂新＂、＂腥＂、＂性＂等特点。

大义灭亲,儿子引爆亲母杀父真相

父亲意外死亡，种种迹象表明母亲就是毒害父亲的嫌疑人。是亲亲相隐，还是大义灭亲？这种哈姆雷特式的两难抉择折磨了他整整10年。最终，他选择了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