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鸠摩罗什的大乘佛学思想

试论鸠摩罗什的大乘佛学思想刘元春鸠摩罗什（公元３４４－４１３年）在公元４０１年（晋安帝隆安四年）被姚兴礼请到长安后的１２年中，共翻译佛经３０余部３００多卷，与唐玄奘、义净并称中国古代三大翻译家。他的译经摒弃当时＂格义＂旧式，剔除比附臆想，提倡既要忠实...

方东美论中国大乘佛学与道家哲学智慧

方东美认为,华严宗以其“理事圆融”的本体论和“内具圣德”的人性论,典型地体现了中国大乘佛家的哲学智慧。这种智慧,是来自印度的佛学思想与中国哲学相结合的产物。他肯定了道家哲学和儒家哲学对中国大乘佛学的形成和发展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但他更多地作出论述的,是中国大乘佛学在其形成阶段所受道家哲学的影响。他认为当佛教传人中国之后,正值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导致的儒家思想衰退、道家思想复兴时期,因此外来的佛学主要是在道家思想影响之下而形成高度哲学智慧的。这种对于儒家与道家在魏晋思想界不同地位的看法,再次表明了方东美在学术文化上反对卫儒家之“道统”的基本态度。

大乘佛学“幻”概念与黄庭坚的审美观念

觉悟论与写真说是黄庭坚审美观念的重要内容。黄庭坚的觉悟论有三层意蕴:一是推重顿悟法门,二是讲究审美妙悟,三是张扬审美的人生境界。黄庭坚的写真说包括"写真"与"写影"两层。从思想渊源与理论内涵来说,黄庭坚的审美观念都深受大乘佛学"幻"概念的影响。

太虚与印顺对大乘佛学的态度及其影响

作为20世纪中国佛教界的巨擘,太虚与印顺二位大师在对待大乘佛学的态度上,既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地方。在大乘佛教人间化的道路上,太虚提出了"人生佛教",印顺在台则推广"人间佛教"。然而在对待中印大乘佛教的判教上,二家观点不一。对于印度大乘佛学,太虚平等看待中观与瑜伽,以有宗统摄大乘教义,而印顺则偏爱中观;对于中国大乘佛学,太虚提倡八宗平等、性相融通,而印顺对中国如来藏系佛学多持批判态度,判其为真常唯心。太虚、印顺的大乘佛学思想乃至人间佛教的推广对两岸佛教关系有着一定的影响,对此,我们应该客观地进行评价。

大乘佛学的融摄与超越——略论唐君毅先生对中国佛教思想发展历程的诠释

唐君毅以中国大乘佛学为建构中国哲学史的质料,有关佛学研究之内容,尤其是对华严宗法藏大师以最为精深的义理化解融摄各家的精粹,超越各家的矛盾以及佛教大乘教派初传中国时的“水土不服”的弊端,以及由此必然生起的圆融无碍的包容心态,而集中国佛学发展之大成的论述,唐君毅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融摄与超越也是他哲学思想体系的一个重要特征。

大乘佛学与过程神学的对话——论南乐山(Robert.C.Neville)的佛耶比较思想

美国比较宗教学家南乐山(Robert. C. Neville)采用主题分析法,以基督教过程神学的核心范畴"创造"、"过程"与大乘佛学的"空无""因果"进行比照诠释,在佛耶比较的视域中论述了佛教中道、真俗、体用等范畴,凸显了佛教信仰、实践的特殊之处,揭示了佛教的价值和基础所在,彰显了佛耶两大宗教深入交流对话之可能,为佛学的全球化提供了有益参照。

思想史视域下的《鸠摩罗什》与大乘佛学

鸠摩罗什的译经弘法活动,在中国佛教史上无疑是具有开创性意义的。鸠摩罗什不仅阐发了龙树的'中'道思想,还推进了大乘佛学的'空'观思想,这就为千百年来佛学中国化的任务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然而历来关于鸠摩罗什的研究,基本囿于译经、弘法、言辩、破戒四方面,对鸠摩罗什本人的大乘佛学思想鲜有充分、系统之把握。本文的写作意义即基于此:一方面从鸠摩罗什的译作与著述出发.

对大乘佛学一些重要问题的思考

对大乘佛学一些重要问题的思考胡晓光基本观念问题一、佛学是佛陀思想及其实践之学。佛学的研究对于我人而言，是“结论后之研究”。佛陀是正觉之圣，他全证法身，为度化有情，设教传法，以文字语言为道理的载体。佛陀认为他讲的法，是成就法身的道路，同时在其文句中也蕴...

儒家思想与大乘佛学对传统艺术的影响

儒家思想与大乘佛学的结合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世界观和处事法则。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思想史的大飞跃与大变革时期。那个时代,以仁爱、修身为主导的儒家思想没有占据思想领域的绝对优势,在兵戈铁马的战乱年代,法家和纵横家所倡导的理念可以乱中取胜、直接获利,颇受军事霸主们的青睐。推崇依法治国的秦因暴政很快灭亡,

印度大乘佛学概述

释迦牟尼佛生于公元前565年，灭于公元前486年（一般传说为公元544年），年八十岁。公元前530年，他三十五岁，是年成道。 佛成道后，经过四十九日到鹿野苑，第一次为五比丘说法，开始讲苦、集、灭、道四谛，谓之初转法轮。第二次讲“四谛”在人生实践中的意义，即苦应知、集应断、灭应证、道应修，谓之二转法轮。

奥义书与初期大乘佛教的形上学

早期佛学是实践的、宗教的,其世界观是一种经验的多元实在论,拒斥形上学和绝对主义,以此与奥义书传统有别。然而初期大乘重智的般若思想,在世界观上明确包含了一种绝对主义的形上学。这使大乘的世界观与早期佛教传统之间表现出巨大断裂,却与奥义书形上学具有实质的一致性。事实上,初期大乘形上学的基本图景,即以性空如幻等解释经验存在,以非有非无、不二、无分别等描述绝对,并用二谛论把二者统一起来,都是继承、发展奥义书的形上学而来的,它的形成是奥义书思想对佛教长期渗透的结果。同时大乘佛学乃进一步破除奥义书形上学对梵作为永恒实体的执着、舍"有"入"空",从而进入无住、无得的绝对自由之境。

《大乘起信论》的当代新格义——从德国观念论转向批判理论的试探

一、前言佛教源起于印度,传入中国后大盛于东亚。但面对当前生活处境的挑战,佛教是否还能融通东西方思潮、再造新义,为人类提供宗教性的生命智慧选项?对佛教之世界性意义的提问,预设新的格义佛学如何可能的问题。

体用与性相——略论熊十力哲学对佛教唯识学的继承与改造

熊十力哲学是通过对大乘佛学的独特诠释建立起来的。这种诠释的根本特点 ,就是以体用解释性相。对于大乘佛学来说 ,性相问题是最根本的理论问题。无论是大乘的空宗还是有宗 ,都是从存在论的“真”、“妄”分别的立场来说明法性、法相及其相互关系的。但华夏文化传统是以体用一元为其基本思想构架 ,故中国佛教的主要流派往往也把这作为诠解印度大乘佛学的出发点。这种诠解必然包含了一种思想语境的转移。故空有二宗的理论在传入中国后 ,都被融入如来藏思想的系统之中了。熊十力哲学对佛教唯识学的阐发 ,也是以体用一元为出发点的。熊氏的体用论是一种生存论的体用哲学 ,它主要来自于《易传》 ,实际上是以易解佛 ,同时也是以佛解易。

夏同龢与唯识学

夏同龢在晚年曾研习大乘佛学中之唯识学,学界从未有论著涉及此事。本文分别从夏同龢晚年自学唯识学之经典、夏同龢弘法利生之菩萨行和夏同龢研学唯识学的因缘三个方面,深入系统地论述了夏同龢与唯识学的甚深因缘,指出了唯识学经典的中心思想,考察了夏同龢与太虚大师共同发起成立世界佛教联合会等著名的历史事件。

方东美论道家对中国佛教的影响

方东美以学统而不是道统为研究思路,指出佛教从初传入中土时被称为"淫辞"到被中国知识分子所接受,主要与中国知识分子以道家哲学来理解佛学分不开。"六家七宗"中的本无宗最为根本,其开创者道安"完全是拿老子的道家精神去解释",他的"无在万化之前"实是《道德经》里面的根本思想。支道林即色宗之要义与庄子"空虚以不毁万物为实"观念是相通的,其生命精神来源于庄子。僧肇的三大玄旨可见庄子之影响。道生的佛性论达到"佛道融会之巅峰",他的"佛性自然"吸取了道家人性自然论,"佛性即理"吸收了庄子所谓的天理,"体法为佛"吸收了道家中对"自然"的体贴之法。华严宗则透过道家哲学领域的智慧阐释佛教。

方东美论中国哲学的现代走向

本文重在探讨方东美关于复兴中国哲学精神的设想。本文首先分析了方东美从“形而上的途径”研究中国哲学 ,从而把中国哲学界定为“既超越又内在之形上学” ;然后分析他依据这一界定 ,将四大精神传统 (原始儒学、原始道学、中国大乘佛学、宋明新儒学 )交融与会通处视为中国哲学的最高精神成就 ,进而以这四大精神传统的传承为主线将四千多年的中国哲学发展史确定为由高潮走向低潮、最终在清代中叶导致死亡的历史 ;最后就他所设计的“人与世界在理想文化中的蓝图”作具体分析 ,以揭示他关于在现代复兴中国哲学精神的基本设想。

试析魏晋六朝绘画艺术中的生命意识

近人宗白华先生曾说,魏晋六朝是"强烈、矛盾、热情浓干生命彩色的一个时代".也正是由于画家强烈的生命意识的融入,这一时代的绘画风采粲然,个性鲜明.从总体上看,在魏晋六朝绘画艺术中,生命意识呈现出自由个体生命对伦理政治目的疏离与超越的倾向.……

新儒家的比较哲学课题——台湾学者赖贤宗与哲学研究所同仁座谈纪要

本文介绍了台湾“后新儒家”代表人物在中西哲学比较课题方面的一些观点。透过牟宗三和唐君毅将宋明儒学和德国古典哲学的比较研究 ,发现新儒家的比较哲学论 ,基本上属于范畴对比的性质。这种比较研究有其时代的意义 ,也有其历史的局限。从而在大乘佛学、宗教多元论和禅。

从文化适应到理论融会:当代佛耶对话研究的新视角

自民国以来,不少基督徒学者曾主张通过同中国大乘佛教的对话来加强基督教的文化适应性,并由此淡化其"洋教"色彩。随着对佛教态度的转变,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开始进一步融会或吸纳大乘佛学的思想资源来诠释自身的经典教义,甚至尝试建立一种有别西方基督教传统的"大乘神学"。虽然这一高度开放性的佛耶对话研究迄今仍处于摸索阶段,但透过他们的理论尝试,可以看到大乘佛学的智慧对于促进当代基督教中国化的理论建构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