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大乘论〉义章卷第一》草书误释举正

英藏敦煌写卷S.2048号《〈摄大乘论〉义章卷第一》为草书残卷,《敦煌本古佚与疑伪经校注——以〈大正藏〉第八十五册为中心》第6册曾对这一写卷进行了核校。由于草书写卷的识别具有很大难度,该书在释读方面仍存在一些疏误。综合利用辨字形、考异文、通语法、审文例等训诂方法,对其中的31例失误加以校正,以期为疑难草书的考释、草书字典的编撰提供有益的参考。

撰者不詳“無性《攝大乘論釋》的注釋書”之斷簡——養鸕徹定舊藏《華嚴經疏》的實態

在中國佛教思想史特别是法相唯識宗思想史上,玄奘所譯《攝大乘論無性釋》(以下記爲"《無性釋》")是一部重要的著作,關於其注釋書雖然其他文獻中有言及和引用,但其原本無一現存。本文通過對其内容的考察認爲,養鸆徹定(1814—1891,以下記爲"徹定")舊藏的被命名爲《華嚴經疏》的斷簡(以下記爲"本斷簡"),實際上即爲在中國所作的對《攝大乘論無性釋》的注釋書。在對這一文獻的流傳經過進行考察的基礎上,作者對其内容進行了翻刻,并對此注釋書的作者以及此書與中國華嚴思想之間的關係等做了初步探討。

军事权力、大乘佛教与室利佛逝海上贸易模式构建

7-14世纪,作为印度尼西亚巽他群岛海上强国的室利佛逝,地理位置优越,控制着马六甲海峡和巽他海峡,联通着东西方的贸易往来。作为第一个势力范围涵盖整个马来半岛的古国,室利佛逝大力发展海上贸易,并将大乘佛教确立为国教,将在印度衰落的佛教又一次在室利佛逝发扬光大,室利佛逝成为世界性的佛教中心。大乘佛教深深地影响着印度尼西亚海岛地区政治、经济和宗教等方面的发展。赛代斯将这种现象称之为“印度化”。作为东南亚最强大的古国之一,室利佛逝宗教文化和海上贸易模式具有鲜明的特点,通过加强王权的控制力,以军队为后盾,通过征服领地、扩张商品生产地,建立起强大的海上贸易网络,为控制马六甲海峡和巽他海峡的黄金水道提供保障。同时,以大乘佛教作为强化政权的精神动力,大乘佛教成为统治者加强权力的工具,也给统治者带来了变革的动力,并影响着室利佛逝海上贸易模式的构建。从宗教和海上贸易模式来看,室利佛逝是东南亚古代文明发展过程中的特色符号。室利佛逝政权持续了约7个半世纪,在印度尼西亚诸多古国中存在时间之长是罕见的,通过构建东南亚海岛地区霸权和将大乘佛教定为国教,实现其统治的海岛地区的“印度化”。在对外关系上,室利佛逝与印度和中国的唐朝都保持着较为密切的联系,为研究印度尼西亚古代史上的“印度化”及中国的古代丝绸之路提供了重要参考价值。

大乘山的秋天

大乘山风景区,坐落在方城县东南二十公里处,是人们踏春消夏的好去处。而我却独独喜欢大乘山的秋天。一个秋高气爽的周末,走进大乘山风景区,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普严寺。普严寺全名为“护国普严禅寺”,修建于唐宪宗元和年间,距今已有1200年历史。普严寺依大乘山而建,两株千年银杏一左一右守护着寺门。秋天赋予这两棵银杏树尊贵的色彩,金黄的叶子挂满枝丫,在秋风轻轻吹拂下,一片片扇形银杏叶缓缓飘落,像一只只翩翩起舞的蝴蝶,让人浮想联翩。

李征与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藏敦煌写本《大乘入楞伽经》

吐鲁番学家李征先生具有丰富的考古经历与文书整理经验。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所藏6叶敦煌梵夹装《大乘入楞伽经》写本即是经由李征鉴定后入藏的。一方面,李征通过与通一(刘明渊)的通信确知了写本的内容为实叉难陀所译《大乘入楞伽经》,并遵照文书整理的科学规范,完成了写本的录文。另一方面,他委托轻工业部造纸工业科学研究所,对纸张进行了科学的检验,分析了纸张的纤维成分,测量了纸张的厚度,为后续的研究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遗憾的是,李征的研究计划虽已十分成熟且取得了一部分成果,但他未能将其研究成果成文以呈诸学界。总之,李征的研究,实际是后续梵夹装《大乘入楞伽经》写本研究的新起点,我们不应遗忘他的贡献。

试析民国时期《大乘掌珍论》二量之争

民国时期,围绕《大乘掌珍论》中观论证,既有南京支那内学院王恩洋与吕澂的讨论,又有武昌佛学院与南京支那内学院之争,讨论核心为佛学论证规则,即佛学论证以因明规则还是以佛理为标准。解决清辩中观论证之争,一方面须正确把握因明特征,另一方面以三支论式展开佛学论证必须遵循因明规则。

《〈大乘起信论〉料简》之料简

20世纪初有关《大乘起信论》的争论相当引人注目,其核心原因是《大乘起信论》对于中国宗派佛教来说是基础性的。如果否定了这个基础,也就否定了中国特色的宗派佛教。以至于后来的学者,一提到《大乘起信论》就绕不开当年的这个争论。基于此点,本文以王恩洋(1897~1964)《〈大乘起信论〉料简》为中心,深入解析王恩洋当时解读《大乘起信论》的时代背景、逻辑结构、价值标准与取向,并与佛学原有之价值论、目的论、方法论、效果论进行对比,发现王恩洋囿于其时代圭臬西方哲学的逻辑架构,即本体与现象的严格二分,从而形成众生与佛、烦恼与菩提、生灭与真如等也严格二分的价值判断,以致无法理解《大乘起信论》中所阐释的生灭与真如、烦恼即菩提的命题;也忽略了生灭即真如、烦恼即菩提的核心指向是众生成佛的方法论,即除人我与法我,而不是在逻辑上,用本体论的架构来论证生灭与真如如何平等,烦恼与菩提如何相即。此外,笔者发现如果从成佛方法论即除我法二执的视角来沟通唯识与《起信》,二者在方法论上是一致的,异曲同工。

敦煌研究院舊藏回鶻文《大乘無量壽宗要經》殘卷研究

《大乘無量壽宗要經》是一部“經文”和“咒文”混合組成的密教佛經,原典爲梵文,現有漢文、於闐文、粟特文、藏文、回鶻文、西夏文和蒙古文譯本。《大乘無量壽宗要經》梵文作Arya-aparimitāyur-jnāna-nāma-mahāyāna Sūtra,藏文作phags pa tshe dang ye shes dpag tu med pa zhes bya ba theg pa chen po’i mdo.

跨信仰的经典翻译何以可能?——李提摩太《大乘起信论》英译研究

李提摩太作为活动于晚清中国的传教士和政治家,翻译过中国佛教经典《大乘起信论》,但他的译文带着浓厚的基督教色彩,因此引起了中国佛教界的抗议。本文旨在探讨李提摩太译文中知识和信仰是如何交织的,以及这一现象蕴藏的跨宗教问题。为了深入探讨这个问题,首先需要梳理李氏的《起信论》英译的历史社会背景:当时英国学者对于佛教的认识、李氏佛教知识的来源、他与杨文会的相识与翻译合作,以及当时中外读者对其译文的看法;其次围绕《起信论》中两个关键概念,“真如”和“心”,揭示李氏通过引入柏拉图哲学和“道成肉身”思想,完成《起信论》英译中的基督教神学建构,即使其代价是使文本偏离了原本的佛教思想;最后阐释李提摩太信仰和知识的立足点位于基督新教自由主义神学和欧洲东方学之间,而这两者正是英国社会对于维多利亚时代精神危机的回应。事实上,李提摩太的宗教信仰限制了译文中的知识生产,该话语实践的结果和他在中国试图实现社会福音的初衷都是源于基督教信仰,而佛教知识被扭曲则揭示了文化融合过程中的权力关系问题。

试论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和大乘汉传佛教中的菩萨特质及其异同

“菩萨”是佛教中极为重要的概念。本文尝试分析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和大乘佛教三个时期中的“菩萨”所秉持的特质并进行比较,从而得出佛教中“菩萨”特质的发展规律是由现实到抽象、由一生到多世、由自力到他力、由出世到入世。

俄藏西夏文藏传密续《胜住仪轨》题记再考——兼考大乘玄密帝师慧称

俄藏黑水城西夏文献《胜住仪轨》是一部译自藏文的藏传佛教密宗文献,目前学界认为西夏译本《胜住仪轨》题记中的藏文译者“丕啰纳乞哩底”是西藏历史上著名译经比丘玛觉·洛追扎巴(■,慧称)。通过进一步研究,笔者发现一位与玛觉·洛追扎巴同时期的普兰译师丕啰纳乞哩底(■),在师承、生活时间、法名、教法传承等各个方面与西夏文《胜住仪轨》题记中的“丕啰纳乞哩底”完全一致,因此,《胜住仪轨》题记中的“丕啰纳乞哩底”应指吐蕃译师普兰巴丕啰纳乞哩底。结合布达拉宫文库新发现的《帝师热巴传》里出现的普兰巴帝师的相关考证,有证据显示,普兰巴丕啰纳乞哩底(普兰巴慧称)就是普兰巴帝师,在西夏文献里被称为大乘玄密帝师慧称。

从释迦三尊到华严三圣的图像转变看大乘菩萨思想的发展

随着大乘菩萨思想在我国的发展,犍陀罗时期作为主流题材的释迦与弥勒、观音组合的三尊像,发展成为卢舍那(释迦)与文殊、普贤组合的华严三圣像。这一造像题材的发展、变化,既有经典义理的主导,也有一定时期佛教思潮和流派的影响,还有佛教图像艺术自身的演变与发展,作者对此作了深入探讨。

李提摩太对大乘佛教的回应:从后殖民对东方学的批判着眼

虽然李提摩太对大乘佛教的诠释受到他自己的基督教信仰影响,甚至是受到传教使命驱使,但他的进路迥然不同于具殖民色彩的东方学,并且在动机和态度上颇为符合大乘佛教的精神。他在翻译佛典的过程中,没有强调东西方宗教观念之间的差异,反而突出它们的相通之处,希望以此作为基督教与佛教建立合作或友谊的共同基础,而不是使佛教徒皈依基督教。基于他的著述,可以发现他实际上实践了一种后殖民的批评,与殖民势力是对抗的。他的终极目的是全人类的解放,但进路与心态截然不同于那种解救东方人的殖民主义式思维,因为他从来不曾假设西方文明更为高等。就萨义德对东方学或东方主义的批判来说,李提摩太对大乘佛教的响应可以说是一个例外,甚至是反例。

西夏文《大乘无量寿经》考释

本文对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收藏的西夏文《大乘无量寿经》残卷进行了翻译和校注,指出西夏本与现存两种汉译本均有差异,其所据藏文底本可能略有不同。

北宋天台宗对《大乘起信论》与《十不二门》的诠释与论争

一、经典诠释与正统性(orthodoxy)的建立 唐以来的中国佛教,天台已经逐渐式微,而处于社会思潮的边缘,思想上是禅、华严与唯识三家的天下,"三者率皆以道行卓名播九重,且为帝王师范,故得侈时其学".所以当天台湛然开始试图重建正统性的时候,他面临着与诸宗抗衡,"横身受敌"的局面.①在义学上,天台一直以华严宗系作为自家主要的敌手,特别要辟华严为"异端","两家(台贤)学者,枘凿冰碳".②<起信论>是中国佛教思想史一部颇有争议性的论典,但在唐代经过华严祖师的努力(特别是法藏),该论已经被经典化并取得了权威性的地位.

杜甫与大乘佛法

杜甫早年即修习禅宗法门,晚年亦"不落旁门小乘"。杜甫的生命意识与人性关怀,深契大乘义学度己度人、悲智双修的精神主张。中国大乘佛法所确立的积极人生的落脚点,转身回向的实践精神,与根植在杜甫头脑中的"民胞物与"的儒家思想不谋而合。综观杜甫一生,始终以一个精神探索者的身份,汲取佛禅智慧,一为"己"求心灵慰藉;一为"群"寻救世良方。

论杜甫诗歌的大乘悲怀与家国观念

杜诗民胞物与、爱及天下的悲悯情怀,超越了儒家忠君爱民、忧国忧民的阐释范畴。杜诗中最具"诗史"风貌的纪事诗、纪行诗所展现的为民请命、热爱生灵的品格,以及一生执着的济世之心与一贯所走的现实之路,深契大乘佛教不住涅槃、关注人间、饶益众生、利乐有情的精神主张。杜诗由是超越了时空的局限与时政的狭隘,蕴藉着铺天盖地的气力,呈现出大慈悲、大关怀的气象,无愧"诗史"盛誉。

天理图书馆藏八思巴"赞叹"《大乘无量寿宗要经》:至元三十年(1293)的西夏文译本考释

日本天理图书馆藏西夏文《大乘无量寿宗要经》,后附八思巴所撰颂赞《出有坏无量寿智莲华赞叹》,于"癸已年(1293)神足月十五日"译自藏文本,是目前发现的翻译年代最晚的西夏文刻本,八思巴所撰"赞叹"是目前仅见的有明确翻译时间的帝师八思巴作品的西夏文译本。该本在甘州(今张掖)禅定寺译成,可能曾短暂汇集于大都弘法寺,最后于大德十一年(1307)被管主八刊入《河西藏》。它的发现,为进一步明确党项遗民于蒙元时期在西夏故地继续从事藏文佛典的翻译提供了可靠的证据。

杜甫禅诗与大乘义学思想

杜甫自言其早年即"身许双峰寺,门求七祖禅",晚年自语"永愿坐长夏,将衰栖大乘",诗中更有"师粲可"、"依迦叶"等语句,可知诗人追求的是大乘佛法。杜集中与佛法感触相通之禅诗近50首,与大乘义学思想关联密切,除了对"无常"、"无我"等原始佛理的解悟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对"性空幻有"之般若空观的体证;第二,对"空有相即"之大乘中道观的活泼机用;第三,对生活的现实态度、乐观精神以及仁者情怀与回向人生、自利利他、弘济众生的大乘精神主张不谋而合,亦是践行着大乘"实相涅槃"学说。

柏孜克里克石窟第17窟佛说大乘庄严宝王经变考释

考释了柏孜克里克石窟第17窟券顶的壁画,确定其中6幅壁画出自《佛说大乘庄严宝王经》,推测其余壁画大多出自该经。结合两侧壁壁画分析,认识到该窟是一个以观音为主尊、内涵丰富的洞窟。佛说大乘庄严宝王经变的考证,揭示了北宋时期中原与西域的文化交流,同时纠正了以往学界对第17窟年代的推定,即并非唐西州时期。结合窟内供养人族属的认定,我们初步将该窟壁画的绘制年代界定在北宋初(10世纪末)至回鹘归顺蒙古之前(13世纪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