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楚历大事纪年辨正

通过对出土楚历资料认识过程的梳理,认为楚历是早已失传的先秦古历,特点是以前一年大事纪年,以荆为岁首,月序为荆、夏、享月、夏、八月、九月、十月、爨月、献马、冬、屈、远,岁首荆对应秦历正月、实历三月。据此,将出土楚历日材料入实历,确认了15个楚国大事纪年的具体年代,证明楚历与夏历、殷历、周历、颛顼历均有区别,同时证明楚人已具备科学的天文观测知识。

《吐蕃大事纪年》所见之“园”(tshal)

地名不仅是一种地理要素,更是时代的投射,其历史文化内涵是区域人文属性直接或间接的反映,还可勾勒出生态环境乃至经济形态的变迁过程。前辈学者利用《吐蕃大事纪年》及相关材料,在吐蕃地名研究方面取得了卓有成效的成果。文章在此基础上根据拉萨河谷的地形特点和吐蕃社会形态,结合地名学知识,对吐蕃地名的自然地理通名进行分类,并以《吐蕃大事纪年》中经常出现的“园”(tshal)一词为例,辨析其含义与基本形态,在汇总园类地名的基础上,分析其空间分布与特征。最后,从人与自然、王室与地方、吐蕃与周边地区的角度揭示出“园”(tshal)类地名在吐蕃不同层级互动网络中的作用。

英法联军入侵北京前后——《北京史大事纪年》摘登之一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欧美资本主义急剧发展,同时也酝酿着深刻的经济危机。英、法两国在克里米亚战争战胜帝俄之后,为了进一步侵略中国,打开中国市场,扩大在华特权,就制造借口,无理挑衅,悍然发动了罪恶的第二次鸦片战争。

坌达延非吐谷浑小王考辨——以敦煌本《吐蕃大事纪年》为中心

“达延”或“坌达延”与附蕃的“吐谷浑王”是否出自同一世系,学术界迄今尚存争论,分别有“吐谷浑王族说”“达布王族说”“澎之达域说”等。文章以敦煌本《吐蕃大事纪年》《吐谷浑(阿柴)纪年》为主要线索,结合两唐书《吐蕃传》《弟吴宗教源流》《贤者喜宴》等汉藏文献重新做了梳理,提出了坌达延非吐谷浑小王的四点证据:第一,达布与吐蕃王族的甥舅关系源远流长,远比吐蕃与吐谷浑结成甥舅关系早了许多;第二,两者的活动轨迹没有交叉且不重复,特别是688、689年两个吐蕃公主分别与达布王族和吐谷浑小王结亲,所生之子成年后又于同一年(706)分别登上政治舞台;第三,在8世纪前20年里,坌达延是《吐蕃大事纪年》中除赞普之外的第一主角,而同一时期同一文献内吐谷浑小王一次未见,角色的重要性判然有别;第四,8世纪初达布王的领地被整合进了吐蕃王朝之后,再不见达延世系的活动,而附蕃的吐谷浑小王一直到10世纪左右尚见于敦煌文献。总之,从两者在文献记载中出现的差异,族源与名号的不同,双方与吐蕃王族联姻的先后,在吐蕃政事中角色的区别,以及小王世系长短不一等因素,可以辨明坌达延非吐谷浑小王。

热烈庆祝北京中医药大学管理学院40周年大事纪年表

北京中医药大学管理学院的前身是1983年由原国家卫生部指导成立的卫生管理干部培训中心,是全国首批7所卫生管理干部培训中心之一,也是唯一的中医类院校。作为中医类院校成立最早的管理学院,办学历史悠远、办学定位明确,四十年来为我国卫生健康领域、特别是中医药行业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卫生管理人才。

“今年”还是“明年”?--“大事所纪之年”探微

大事纪年法是使用重大事件标记时间“年”的方法,常见于楚地出土文献,备受学者关注。其中,“大事所纪之年”是哪一年,目前在学界存在较大分歧。比较传世文献中的大事纪年和出土文献中的大事纪年,能够判断二者应当是同一种纪年法。对传世文献进行整理研究,得到多条大事纪年记录。以《左传》为例,分析这些记录中“大事”的绝对年代,可以发现大事所纪之年即为大事发生之年。检讨“大事所纪之年为大事发生的下一年”的观点,很可能是前人将大事纪年当成了后世颁历那样每年都需要提前颁布而产生的误会,以及使用了可能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历表。

庙祭和墓祀:吐谷浑祖先崇拜初探——敦煌藏文文献《吐谷浑大事纪年》新探之三

祖先崇拜不仅在中国历史上是各族人民现实生活中的一种强烈信仰,而且至今仍是影响广泛的一种社会信仰。囿于史料的原因,鲜有学者关注到深受汉文化影响的吐谷浑是否存在祖先崇拜这一问题。文章从体现祖先崇拜的庙祭和墓祀这两个层面出发讨论吐谷浑祖先崇拜现象。以英藏敦煌藏文文献IOL Tib J 1368《吐谷浑大事纪年》为主要材料,通过对该文献中■一词的梳理,讨论吐谷浑庙祭,认为将■可译为“举行祭祖大典”,或“时享大典”。据此可知,吐谷浑不仅存在祭祖活动,而且还存在孟月祭祖这样的礼仪制度,并以青海的吐谷浑王陵墓所存地面祭祀建筑为主,讨论吐谷浑墓祀现象。文章认为,庙祭和墓祀可谓祖先崇拜的一体两面,结合汉文文献的相关记载,可以推知,深受汉文化影响的吐谷浑存在祖先崇拜的社会信仰,并且延续至吐蕃统治时期。

大事纪年法并非始于楚人

楚国有三种纪年方法,即序数纪年法、岁星纪年法和大事纪年法。大事纪年法较多见于楚简和铜器铭文,于是许多专家认为大事纪年法始于楚人。但根据西周青铜器铭文资料,西周早期就有以大事纪年的方式,因此大事纪年法并非始于楚人。齐国铜器铭文和陶文中也有不少大事纪年资料。楚国和齐国都继承了周人的大事纪年方法。

略论先秦古文字材料中的大事纪年

大事纪年是一种特殊的纪时方式,其形式有纯以大事纪年和"大事+年"两种,常出现在甲骨文、金文以及竹简文字等古文字材料中,从商代一直沿用至战国时期。

關於敦煌本吐蕃《大事紀年》中所記唐蕃關係的幾個問題

武則天萬歲通天二年(697),唐朝郭元振與吐蕃論欽陵會見地點野狐河爲吐蕃《大事紀年》記載的錫古金之沃果(sil gu cin gyi vo kol),位於今青海都蘭一帶。吐蕃青海道將軍在吐蕃占領青海吐谷渾故地後開始設立,由宰相擔任,管轄甘、青吐谷渾故地,負責進攻唐朝河隴地區。安史之亂爆發後,吐蕃以東道節度使取代青海道將軍,管轄甘、青吐谷渾故地和新占領的河隴西域地區,負責吐蕃同唐朝及回鶻作戰。

《爾雅·釋天》歲名疏證——兼論上古紀年方式三種

《爾雅·釋天》關於上古歲名的記載(“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載”),基本上是真實可信的。《爾雅·釋天》所云“唐虞曰載”,“載”字上古音與“茲”相同(之部、精母),意謂草木“一歲一枯榮”。“載”和“年”一樣,都是物候曆的反映。進一步分析可以發現,《爾雅·釋天》關於上古四代(虞、夏、商、周)歲名的記載,反映的是上古中國的三類曆法(物候曆、觀象授時、推步曆法),對應的是三種紀年方式(物候紀年、天象紀年、大事紀年),呈現的是“三才”(地、天、人)之道。結合中外歷史、民族知識考察,許多民族與國家都經歷過這三種紀年方式。

“莫敖昜爲”及相關問題探析

新蔡葛陵簡、清華簡《繫年》等中的人物“莫敖昜爲”,其生平經歷及活動年代,與上博簡《命》篇中的“令尹子春”情况殊異,二者應非一人。包山楚簡“齊客陳豫賀王之歲”,與新蔡簡“齊客陳異致福於王之歲”當指同個紀年,該年“大莫敖屈昜爲命邦人内其溺典”,“屈昜爲”是大莫敖的名字,與“莫敖昜爲”是同一個人,出自楚國屈氏。新蔡簡紀年材料有“王復於藍郢”,即指清華簡《楚居》楚簡王“復於■”之事,“藍郢”與“■”屬一地異名關係。“大莫敖屈昜爲命邦人内其溺典”,應發生於楚簡王在位後期。結合《竹書紀年》《史記》等文獻,大莫敖屈昜爲命邦人内其溺典的舉動,應和齊、楚與三晉的戰事有重大關聯。

我国少数民族古文字档案概述(二)

藏文档案:藏族在我国古代称为“吐蕃”,据藏族史书记载,藏文是七世纪时由图弥三菩札参照梵文字体创制的,此后用来记录有关藏族的历史文化。吐蕃王朝时期的藏文档案可分为三大类:1、文书写卷。本世纪初在敦煌石室中发现有大量用古藏文书写的文书卷子,按其内容可分为三部分:①吐蕃大事纪年;②吐蕃赞普传记;③吐蕃赞普世系及各小邦邦伯、家臣表。这批档案原件已被斯坦因、伯希和等人盗往国外,分藏于英、法等国。此外在河西吐蕃文书中还有一批吐蕃文字的公私文书,属于八。

鎏金王冠之谜

一顶鎏金王冠置放在玻璃柜中,在灯光的映照下美轮美奂、熠熠生辉,放射出摄人心魄的光彩。这顶鎏金王冠的全称为:珍珠冕旒龙凤狮纹鎏金王冠。王冠为方形,由前后左右四片银质鎏金饰片与后侧护颈银质鎏金饰片对接而成。冠前檐缀以珍珠冕旒,前后两片各錾刻双翼形纹样.

浅谈地方志工作的入鉴问题

地方志工作要不要进入年鉴?这是我们在首次进行年鉴编辑工作中遇到的问题.经过反复研究,我们认为地方志工作应该进入年鉴.现仅就进入年鉴的理由、类目归属、条目的拟定和编写等问题,谈几点粗浅的认识.

论吐蕃王朝的行国政治——兼论“国都逻些说”

"行国政治"是草原民族政治文化的一大特色,最高首领及其宫帐的居止之所,亦即国家阙廷之所在,也就是举国的政治中心。文章利用唐代汉文文献、古藏文文献"大事纪年"及相关史料分析吐蕃政权的性质问题,进而论证"行国政治"之成立,具体表现为吐蕃社会"逐水草无常所",政府官员扈从赞普及其大拂庐,组成一个移动迁徙的中央政府,常年在夏季草场和冬季草场之间迁徙游牧。

掀起盖头——唐代吐蕃的真面目

一前言唐代吐蕃,在二百余年的递嬗演进中,不但对当时的唐朝,乃至于对周边政局,都有很大的影响,对后代西藏的影响,更为巨大,为后代西藏奠定了发展的轨迹。是以陈寅恪以吐蕃的重要性,在《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及外患与内政之关系》一文中慨言,"吐蕃一族之兴废,关系吾国中古史……",并在文中阐明了吐蕃的崛起与发展,对李唐乃至后来的五代及赵宋等发展的关系。

新蔡葛陵楚简“蓝郢”与“鄩郢”考——附论包山楚简中的“栽郢”

楚系文字特别是战国楚简中有以大事纪年的习俗。新蔡葛陵楚简卜筮祭祷记录中也有不少以大事纪年的记载①,发掘报告归纳为9种,以下两种楚大事纪年中的地名和绝对年代应是可考的。一、王复于蓝郢之[岁](甲三:297)。相同的内容共4条,其中一条曰:

古人如何给“年”取名?

“大事纪年法”,省事又费事人有人名,地有地名,年岁当然也要有岁名。2000年,从山西曲村晋侯墓地中的114号墓,出土了一件被称作“鼓齟(yh)”的青铜器。经过对铭文的释读,确认这是一件与西周时期周昭王南征伐楚颇有关联的器皿:惟十又[二]月,王[令]南宫[伐][虎]方之年,[惟]正月既死霸庚申,[王]在宗周,王□□鼓使于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