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地区《大众文艺丛刊》的出版始末及其历史价值

《大众文艺丛刊》是20世纪40年代末转折时期重要的左翼文艺刊物。它的创办既得益于战后香港地区的出版环境与创刊政策,同时也是内战时期中共政治部署与组织策划的结果。《大众文艺丛刊》出版一年,以系列文艺批判的方式,统一了左翼文坛的内部分歧,收编了部分自由主义文人,促进了文坛“一体化”格局的形成。与此同时,它还积极登载和传播解放区文艺作品,对外国文艺思想进行引介与甄别,为新中国成立后“当代文学”的范式塑型以及文艺队伍的组织建构贡献了不可忽视的力量。

《大众文艺丛刊》对延安文艺的延续

《大众文艺丛刊》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由左翼文人在香港地区筹备的报刊。此刊通过作家编辑者身份、刊物编辑形式确立刊物的共产党党性,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为批评标准,在主题内容上移植延安文艺,延续延安时期文艺创作的要求。此刊是毛泽东文艺思想通过延安整风运动在解放区确立以后,进一步在南方国统区和受殖民统治的香港延续的标志,彰显了中国共产党有计划地掌握文化意识形态战场的目的。

《大众文艺丛刊》事件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自我救赎

1948年由左翼文艺工作者创办的《大众文艺丛刊》发起了一场旨在针对小资产阶级以及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作家的批判运动。应当说,这份刊物是不能单纯地视为一份普通的学术刊物的,它带有鲜明的集团利益的特征,也可以看作延安文艺整风运动的延伸。其使用的语言、采用的方式、产生的影响都是不应忽视的,尤其是对20世纪40年代后期知识分子的精神和生存方式产生了重要的作用。

《大众文艺丛刊》与1949年前后人民电影在蒋管区的预演

《大众文艺丛刊》(以下简称《丛刊》)是1948年3月在中国香港创办的一份专门面向蒋管区发行的、代表中共官方意志的现代文艺期刊。根据周而复回忆,“这是文委领导下的丛刊,定名为《大众文艺丛刊》……夏衍从新加坡回到中国香港,也大力支持,实际负责的是乃超和荃麟”。^((1))至1949年3月,《丛刊》共出版六辑,分别为《文艺的新方向》《人民与文艺》《论文艺统一战线》《论批评》《怎样写诗》《论电影》。在这六辑中,《丛刊》围绕文艺的人民性与大众化、文艺创作观、文艺统一战线、文艺批评、新中国电影运动的前途与方针等问题进行了阐释,成为新中国人民电影在解放前的预演。

《大众文艺丛刊》与中国现代文学的转折

1948—1949年间由南来文人在香港创办的《大众文艺丛刊》,是中国现当代文学转折过程中的重要历史文本。《丛刊》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主要论述依据,在解放区以外第一次对其进行大规模集中阐释,促进了毛泽东文艺思想在全国的传播和权威地位的建立。在此过程中,《丛刊》学习和模仿《讲话》,形成了新的批评模式和批评文体,批评与权力的结合使得这种文体在中国现代文学转折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大众文艺丛刊》的文化领导权与文本传播

1948年,诞生于香港的《大众文艺丛刊》(简称《丛刊》)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左翼文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创办的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文艺期刊。在20世纪40年代末的香港,《丛刊》乃左翼文艺思潮的重要载体,也是左翼思潮在香港以及上海等内地城市传播的重要媒介。本文从"传播者:《大众文艺丛刊》左翼文艺意见领袖与文化领导权""传播语境:《大众文艺丛刊》历史语境与文化场域""传播效果:《大众文艺丛刊》发行与文本的传播"三个方面进入研究,首先分析《丛刊》编辑与作者群一体同构的特点,接着考察《丛刊》所处的历史文化场域,还原其创刊的文化语境,最后观照期刊发行与文本的传播效果。

从“猛烈批判”到“点到为止”——《大众文艺丛刊》对易君左、张道藩文艺思想批判论析

引言《大众文艺丛刊》(文中简称《丛刊》)1948年创刊于香港,由中共文委直接领导。《丛刊》对当时文坛文艺思想、作家的批判,不仅引起巨大的轰动,甚至对作家的创作、命运也产生了强烈的影响,成为20世纪40年代末期影响巨大的刊物,因此对刊物的文艺批判进行更细微、深入的论析,无疑具有重要的价值与意义。

在战争缝隙间挣扎着生存——1946～1949年间我国文学期刊

1946～1949年期间,虽然文学期刊的数量迅速增加,但生存周期却都非常短暂。在国共两党尖锐对立的政治格局中,解放区与国统区的文学期刊虽然呈现出不同的生存状态与组织形式,然而均有鲜明的政治倾向。只有在政治经济形势相对比较稳定的沿海地区,存在着少量能够真正致力于中国文学事业发展的刊物。

名实·制度·人事:萧军《文化报》事件新探

1948年东北萧军《文化报》事件,与同年香港地区《大众文艺丛刊》的“三路出击”2一南一北遥相呼应,是萧军个人命运的转折点,也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典范性事件。铁锋、张毓茂、钱理群等学者较早对《文化报》事件有深入探讨,也基本奠定了研究格局,即多从文学史或思想史的角度对萧军进行政治层面的“平反”,少有基于“事件”考辨还原之上的进掘审思。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战后香港地区的出版、传播与“批评时代的到来”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因战争局势的发展、中共在香港地区的文化布局,以及香港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与殖民地文化环境,在战后获得了广泛的出版与传播,并直接促成香港地区文坛迎来了一个“批评的时代”。这一时期香港地区的文艺批评,以旅港左翼作家为主体,以《讲话》及其文艺思想为指导,以《大众文艺丛刊》为核心,表现出“方向的唯一性”与“组织的严密性”两大特征。《讲话》影响下的香港地区文艺批评及“批评时代的到来”,深刻影响了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文学进程,一定程度上开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的发生“通道”,使香港地区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的诞生之地。

“错位”与“同步”:1948年“香港批判”的“国际左翼”资源

1948年3月《大众文艺丛刊》在中国香港创刊,邵荃麟等依据《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及延安和解放区文艺实践经验,对抗战以来国统区的文学运动进行了整体检讨。一个较少被注意的面向是,《大众文艺丛刊》还刊发了多篇国际左翼阵营文艺理论方面的译文,这些文章大多发表于二战之后“冷战”形成的背景中,集中于批判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潮流,尤其以萨特及其存在主义为焦点。《大众文艺丛刊》同人试图将这些国际左翼的资源,作为“我们的参考”,引入对国统区文学倾向的批判中,其中或许存在某种错位。而在1948年“天地玄黄”的时刻,如何看待国统区与解放区乃至中国与世界、西欧与苏联这些不同空间中探索的“错位”与“同步”,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建国前夕对《论主观》的批判和胡风的反应

本文讨论的是1948年香港《大众文艺丛刊》对《论主观》的批判。这次批判，最引人注目，也最让人费解的，是发动批判运动的，竟然是舒芜、胡风当年声援的党内才子乔冠华、胡绳，以及不同程度上赞同胡风观点的邵荃麟。乔冠华在《论文艺创作与主观》里大批“到处有生活”，其实就是他自己在《群众》上以“于潮”的笔名发表的《论生活态度与现实主义》里的观点，所以后来舒芜嘲笑说：这不就是乔冠华批于潮嘛。①而直到1945年还在呼吁“主观战斗力量的提高”，“面向人生的追求和搏斗的人格力量”的邵荃麟，现在又来大批胡风、舒芜提出“主观精神”、“战斗要求”、“人格力量”三个口号是要对抗毛泽东知识分子到工农兵中去改造自己的号召。②这些批判都显得尴尬而滑稽，自然引起胡风与舒芜的反感，胡风直到晚年，还在说乔冠华“用胡风的名字洗了手”，他也因此而“立地成佛”。

茅盾与第一次文代会

1949年7月2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平召开。此前参加筹备会议的曹禺,给远在上海的友人黄佐临的信中说:'这个文艺代表大会很重要,重要之点,在我们更能深刻地了解今日的方向。'但方向之外,还有什么更重要的东西,当时没人细想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