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大公报》关于徐诵明新闻报道的初步研究

徐诵明是我国最早的病理学家,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他先后执掌北平大学、西安临时大学、西北联大、同济大学及沈阳医学院,为颇负盛名的中国早期高等教育事业的重要奠基人之一,被誉为“中国大学校长的典范”。依据上海图书馆《中国近代文献资源总库(〈全国报刊索引〉)》数字化文献资源库,以“徐诵明”为检索词进行检索,发现并整理出《大公报》有关徐诵明的新闻报道材料62条,予以数据统计分析,揭示其年度报道规律;并结合《大公报》关于徐诵明的新闻报道材料,对其事行予以内容分析与主题揭示;另从文献学角度,对于如何利用好民国中文报纸文献,及其此类资料挖掘、充分利用的技术方法予以初步探讨。

寻求最大公约数 画好最大同心圆

纵观党的百年历史,统一战线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发挥着凝聚、导向、整合的功能,起着形成共识、凝聚人心和汇聚力量的作用。中国式现代化是每一个中国人的现代化,是每一个中国人都要为之而奋斗的现代化,这就意味着要在所有中国人中寻求最大公约数,凝聚共识,汇聚正能量。寻求最大公约数,就是要把我们的人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这就是统一战线的功能。中国式现代化的开创离不开统一战线独一无二的功能与作用。

“二战”期间英国九大公学的公众形象——基于《泰晤士报》(1939-1945年)的分析

作为英国公学中的佼佼者,九大公学在“二战”期间展现出良好的公众形象。梳理《泰晤士报》在这一时期的相关报道,发现九大公学始终坚持高品质的精英教育,在战争阴云下仍展现出非凡的镇静与坚韧,努力承担社会责任,与优秀校友积极互动。这一近乎完美的公众形象从侧面反映了公学的办学质量和社会声誉,不仅有助于全面理解公学的性质与地位,而且为我国公立中小学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宝贵借鉴。

议题设置与国族共同体构建:淞沪会战时期《大公报·临时晚刊》的难民报道研究

为服务淞沪会战而发行的《大公报·临时晚刊》办报时间虽不长,却具有报道视角集中、版面少、售价低的特点。与正刊相比,《临时晚刊》通过差异化的议题设置,聚焦难民救济政策、生活状况、群体形象等,较早回应了由“逃难”向“抗难”的呼吁,积极面对难民大量集中所导致的社会和国族伦理失序问题,通过连续性、密集性的难民报道引导教育底层难民,促进了普通民众对民族抗战的认识,推动了现代意义上的国族共同体意识形成,运用兼具新闻性与文学性的纪实类文章使得难民群体成为一类特殊的符号,以难民自身的言说提供了战争环境中个人与国家关系的报刊叙事维度,对研究战争时期临时报刊的议题特点有着重要的启示。

桂林版《大公报》抗战舆论宣传特色及其影响

桂林版《大公报》是新记《大公报》极为重要的子报。作为一张以“国家利益”为核心宣传理念的报纸,桂林版《大公报》在全民抗战中的舆论宣传,以其题材和形式的丰富性、时代性、选择性和涵盖性,充分展示了桂林文化城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新闻生态嬗变,亟待学术界予以重新评价和高度重视。通过对桂林版《大公报》历时近四年的办报特点的整体性观照,试图勾勒其抗战舆论宣传的特色,并对其未来有待重视和深入研究的领域提出展望建议。

1931年淮河水灾背景下民间报刊评论文章研究——以《申报》《大公报》为例

1931年发生了许多令人难以忘怀的重大事件,这一年被称为“我国民族生活史上最惨痛之一页”,以淮河流域为中心的百年罕见的洪涝灾害即为其中之一。灾民流徙、疾疠扩散、土地荒芜、粮食短缺、匪患猖獗,淮河水灾成为亟需政府以及社会各界关注的问题。民间报刊作为反映社会问题的一面“镜子”,可以为窥探1931年淮河水灾的社会景观提供研究方向。研究发现,《申报》《大公报》作为民间报刊的两大代表,积极承担社会责任,这两大新闻媒体积极关注民生问题,发表淮河水灾与治理的相关评论文章,呼吁社会关注淮河水灾,在推动淮河治理过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流离与失序:解放战争时期流亡学生的状况——以《大公报》和《中央日报》的报道为中心

解放战争时期,大批北方学生在南京国民政府的欺骗、裹挟之下向南方迁移,形成了流亡学生群体。民营报纸《大公报》与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都对流亡学生群体进行了大量报道,《大公报》站在学生的立场上进行报道,为学生发声。《中央日报》作为国民政府的“喉舌”,报道则显得含混、矛盾甚至对学生进行批评。通过对新闻报道的对比分析可以看出当时流亡学生处境的悲惨和南京国民政府的腐败无能。

沪版《大公报》所刊现代作家手迹考释

沪版《大公报》在1948年末至1949年初,依托“作家手迹”专栏,刊登了21位现代作家的手迹影印件局部。这批手迹影印件以手札为主,也包括部分题词。整理并释读这批作家手迹,之于作家生平史料研究、战后文坛现象研究以及现代文献学研究均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近代《大公报》嬗变研究——以拉斯韦尔“传播三功能说”为视角

作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报纸,《大公报》不仅记录和反映了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的历程,也参与和推动了社会文化的转型。本文以拉斯韦尔“传播三功能说”为研究视角,分析《大公报》在近代发挥的“环境监测功能”“社会协调功能”“社会遗产继承功能”,旨在探讨大众传媒与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变迁的内在关系。

东大公路(浦东段)改建工程总体方案研究

东大公路(区界—G1503)位于浦东新区南部,西接奉贤区大叶公路,东连临港大道。规划“大叶公路—东大公路—临港大道”为主要公路/主干路,是上海南部东西向重要通道。为加强浦东新区与临港新片区的交通联系,完善上海南部地区路网结构,缓解S2交通压力,对东大公路(区界—G1503)改建工程总体方案进行研究。通过简要介绍道路的功能定位、建设条件、流量预测分析和主要技术标准,并对两个总体方案进行比选,从多方面论证后,推荐主线采用节点跨线桥改造,实现主线交通连续流。

从当涂大公圩看江南圩田“六生”发展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并强调“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充分显示出当前乡村产业、文化、生态振兴的重要性。当前,地处长三角的安徽省马鞍山市正高标准打造长江经济带生态福地,开创出长江生态保护的“马鞍山路径”。2019年11月,四度蝉联安徽省美丽乡村建设先进县的马鞍山市当涂县荣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位列榜单第一位。

找到服务骑手的“最大公约数”

4月25日,“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夕,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徐留平带队前往位于北京市朝阳区的美团骑手党群服务中心调研,见证蹲点以来“共建骑手子女合唱团”等全总支持项目落地,并为外卖骑手送上关爱礼包。座谈会上,中国工会十八大代表、美团北京朝阳团结湖站骑士长范铁明感慨地说:“感谢工会,让我们体会到了‘娘家人’的温暖。”

"文史"的肇始与通行——从胡适创办《大公报·文史周刊》说起

如今国内各地刊行的各类"文史"刊物,数量众多,内容丰富,且刊名大多冠以"文史"二字,既明确标示刊物内容主体,也以此来招徕相关研究者与读者.譬如,河北有《文史精华》,湖南有《文史博览》,贵州有《文史天地》,广西有《文史春秋》,山西有《文史月刊》,四川有《文史杂志》等.另有将地域与"文史"结合冠名的,如安徽《江淮文史》等.

从“文案”到“大公共文本”:广告创作的商业进化论

现代广告的发展成熟,让广告业的目标从纯粹的销售指向转为对社会议题公共性的关注。同时,这种深具公共精神的社会性广告创作充盈了品牌精神的内涵。本文把这种广告创作方法论概括为“大公共文本”,并从起点、特点、形式、内容、功能五个方面对大公共文本的内涵进行了阐释。最后,本文尝试论证了大公共文本是对现代广告作业体系中“文案”这一工种的更新与超越,是广告创作的商业进化论。

《大公报》在中国新闻史中的地位与影响再评

自创刊以来,《大公报》以其深厚的历史底蕴、坚定的信誉和丰富的报道内容,在中国新闻史上独树一帜。跨越一个多世纪的风雨历程,它不仅见证了近现代中国的社会变革与历史进程,更以其独特的视角和深刻的洞察力,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历史遗产。从维新思潮的涌动到抗日战争的烽火,再到新中国的建设与发展,《大公报》始终站在时代前沿,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和深入的报道,为读者呈现出一个真实而生动的历史画卷。本文旨在通过深入剖析《大公报》的历史沿革、报道特色及其在中国新闻史上的地位,揭示其在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并探讨其如何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保持其独特性和影响力。

在人防建设与景观维护间寻找最大公约数——探访广富林湖底人防工程

古语有云:“先有松江府,后有上海滩;先有广富林,后有松江史。”位于松江区龙源路1377号的广富林文化遗址,拥有4 000多年的历史。这里波光潋滟,檐影微落,一座座漂浮在水上的屋顶吸人眼球。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平静的湖面下,竟还隐藏着一个“现代奇迹”——国内首个,也是最大的湖底人防工程。

浅析王郅隆时期《大公报》的银行广告

《大公报》是中国迄今为止发行时间最长的中文报纸,由英敛之于1902年在天津创办,对近代中国的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王郅隆是《大公报》的第二任主要负责人。在王郅隆接管时期,《大公报》的金融广告特别是银行广告异军突起,究其原因,与当时天津银行业的发展、王郅隆的助力及政府当局的支持不无关系。银行广告的宣传促进了银行业的进一步发展,同时也使得近代储蓄思想深入人心。

冲突与协调:新记《大公报》视野下的民营报人角色探析

本文借用角色理论视角,深入探讨新记公司时期《大公报》民营报人的角色定位以及在多元社会背景下的角色冲突与协调,揭示了他们如何在自由主义职业报人、民族主义资本商人、进步主义论政文人等多重角色之间进行定位,并应对角色间的潜在冲突。通过文献综述与案例分析,本文深入分析了民营报人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角色演变及其对社会和新闻业的影响。结果表明,民营报人通过前台的角色表演和后台的角色内核一致性来协调角色冲突,有效维持了《大公报》的社会影响力,并促进了新闻行业的发展与变革,试图为理解中国近代新闻业的发展及其社会作用提供一个新视角。

照相馆:新记《大公报》的重要新闻生产者

《大公报》1926年复刊后非常重视新闻图像的使用,但报馆缺乏专职摄影记者,只能寻求外援,而照相馆作为早期专业摄影机构,自然成为报馆的合作对象。由此,报馆获得新闻照片以飨读者,而照相馆也借此获得了免费广告的机会。从1926年到1937年,共有31家照相馆为新记《大公报》提供了234幅新闻照片,这些照相馆也成为报馆重要的新闻生产者。照相馆为新记《大公报》提供的新闻作品主要包括对政要人物、外交往来的影像报道,以及借影像宣传航空救国和倡导体育运动等。照相馆参与报馆的新闻生产,可以说是民国时期的一种普遍现象,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双方共同愿景的构建和新闻观念的认同。

1930年代《大公报》对国民党法西斯化的认知与引导

一、引言民国时期,《大公报》以文人论政引领社会舆论,对国民党政权有系统观察,与国民党的关系也耐人寻味。数十年来学界对《大公报》包括其与国民党关系做了大量研究,①但仍有开拓空间。如何看待法西斯主义对国民党的影响就是一重要切入点。“一战”之后,法西斯主义与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成为影响世界格局变动的三大政治思潮,中国也不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