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报·文艺》对《日出》主题思想的集体评论

对任何一部经典作品的解读都离不开其独特的历史语境。《大公报.文艺》是现代文学史上重要的文学副刊,主编萧乾组织了由当时文学界著名作家、评论家参与的对《日出》的集体评论。曹禺也发表了《我如何写〈日出〉》,对这些评论进行回应。此次评论对于《日出》中"光明"与"希望"这一主题展开了深刻的探讨。文章通过对此次集体评论的梳理,还原出《日出》主题形成及其批评的历史语境,为今天解读《日出》提供新的视角。

沈从文的文学观与《大公报·文艺副刊》的定位

在沈从文的文学观念中,文学的独立意义是其核心内容,他的创作、批评乃至一切文学活动都与此相关。20世纪30年代的《大公报·文艺副刊》就是他通过编辑实践向“白相文人及海派习气”宣战,在政治和商业操纵之外为文学生产寻找新的生长点的成功范例。

一场关于新诗格律的试验与讨论——梁宗岱与《大公报·文艺·诗特刊》

梁宗岱主编的《大公报·文艺·诗特刊》（1935年11月-1937年7月）是1930年代平津文坛上一份重要的诗歌专刊。该刊有意提倡和试验“发见新音节和创造新格律”，反映了当时中国新诗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与1920年代的“新格律诗”不同，他们意在打破中国新诗惟“自由体”独尊的局面，通过发起对诗歌“格律”和“音乐性”问题的讨论和创作实践，重树一种汉语现代诗的写作策略，发现、认识并运用现代汉语自身特有的音乐性，以期形成一种兼顾现代汉语语言特征、旧诗传统、西方“纯诗”理想三者统一的“新诗”观念。

《大公报·文艺》与书评

20世纪30年代是中国现代文学创作的繁荣时期,创作的催生使书评迎来了黄金时代.<大公报·文艺>(以下简称<文艺>)就是一个使书评在当时得到最大发展的理想园地.本文试图通过<文艺>与书评的密切关系来追寻一下书评在30年代短暂而迅速发展、成熟的轨迹.

论沈从文和萧乾的书评观——以《大公报·文艺副刊》为中心

以《大公报·文艺副刊》为中心,阐述了书评的性质和作用,论述了书评的标准和原则,探讨了沈从文、萧乾的书评观。

沈从文与《大公报·文艺副刊》

20世纪30年代《大公报·文艺副刊》创刊时,由沈从文主编。作为一名出色的作家和编辑,沈从文借助《大公报·文艺副刊》充分体现了自己的文学主张,也为《大公报》的副刊发展带来一股清新之风。这种成功的编辑实践,为我们探讨传媒时代文学的生存空间、文学与传播媒介的关系等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文学传媒的“媒化”运行机制研究——以《大公报·文艺副刊》为例

在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的生产、传播、接受过程中,以报纸文艺副刊为主体的文学传媒起着重要作用。现代文学作品在进入报刊发表阶段之后,必然要经历"媒化"进程。文章以《大公报·文艺副刊》为研究对象,考察《大公报》的媒介定位与受众策略对于《大公报·文艺副刊》的潜在规制,进而分析《大公报·文艺副刊》的编辑在保持较高文学水准的同时,如何运用媒介营销策略来调节和配置文学资源,并取得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最大化。

公共舆论空间是如何介入文学的——以《大公报·文艺》(1933—1937)为例

在中国近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进程中,作为大众媒介的报纸、杂志、书籍等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一定程度上构成了现代社会的公共舆论空间。《大公报》是中国现代一份富有影响力的报纸,其20世纪30年代的《文艺》副刊充分发挥了公共舆论空间的多重功能,对现代文学的繁荣起到了重要作用。《大公报·文艺》深度介入到当时的文学领域,在文学思潮和文学论争、文学评奖机制的制定和文学审美标准的倡导以及具体的文学批评活动中都无一例外地显示了自己强大的力量。这在实质上是中国现代自由知识分子利用公共舆论空间实现自己文学理想的一次成功实践。

李影心书评研究——以《大公报》文艺副刊为中心

李影心是萧乾主编的《大公报·文艺》上一位活跃度很高的书评家,却一度被文学史遗忘。李影心认为理想的书评既兼顾个性的存在又能做到客观公正,主张书评应该是分析的、批评的。李影心的书评,富于才情,文采纷披,注重的是文学的本体性,从艺术审美的角度去品评一个作者的创作得失,探讨作家的性情如何恰当地融入艺术作品的创作当中,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大公报·文艺》"文学批评"的旨趣和宗旨。

最后三年的《大公报·文艺》

抗战胜利后第二年夏天,我离开住了七年的昆明,在1946年8月16日来到上海。9月1日,经沈从文介绍,进上海《大公报》当编辑。沈从文是我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读书时的老师,读书期间和毕业后在中学教书时,我常去沈从文家在写作上向他求教。抗战胜利后,他比我早到上海,后去苏州他夫人张兆和老家小住。

沈从文佚文《我如何编大公报星期文艺》

沈从文既是著名作家,也是著名编辑。一般认为,他最重要的编辑活动,是1933年9月至1936年4月在北平主持编辑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及主持编辑其之后更名的《文艺》星期天特刊)。这段经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和新闻史上都留下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一笔:作为沈从文一生中投入时间、精力和心思最大的一次报刊编辑活动,它既为《大公报》开创了优秀的文艺编辑传统.

萧乾的书评编辑策略与文化视野——以《大公报》文艺副刊为例

20世纪30年代的《大公报》相继出过三个纯文学副刊——《文艺副刊》、《小公园》和《文艺》。《文艺副刊》由沈从文和杨振声主编,从1933年9月23日出刊至1935年8月25日,前后共出刊166期。萧乾主编的《小公园》的出版时间是从1935年7月4日至1935年8月31日。《文艺》是由《文学副刊》和改造后的《小公园》合并而成.

俞平伯《槐屋梦寻》拾零记

1935年3月5日,俞平伯致叶圣陶信中云：＂弟本有编成‘三槐＇之意,即《古槐梦遇》,《槐屋梦寻》,《槐痕》是也。但彼‘二槐＇差得尚多,不知何时始可成书,是以拟先以《古槐》问世,俟‘二槐＇成后,合出一书,日《三槐》,而分为三辑。＂^11936年1月,《古槐梦遇》由上海世界书局出版,

吴宓为什么认定“沈从文”是“他的敌人”?(上)

这是一个叫人惊讶的题目,然而,却是一段活生生的史实……其中似乎不乏秘闻。探知其中的秘闻得从他的《文学与人生》说起。《文学与人生》是吴宓先生＂毕生心血之凝聚和理想之寄托＂,可以称之为百科式的著作,不仅是文艺学,

林徽因的笔名和佚诗

大概还没有哪本书介绍林徽因用过笔名,如果把“林徽因”看作取代“林薇音”本名的话。曾有资料提及她的乳名“宝宝”徽徽”,但林徽因并未署这两个名字发表作品。陈钟英、陈宇合编的《中国现代作家选集·林徽因》(香港三联书店一九九。年十一月版)。附有两位编者的《林徽因年表》,此表称:“她写了第一首诗《谁爱这不息的变幻》,用‘薇音’笔名刊于《诗刊》第二期。”其实是个误会,下一期《诗刊》的卷首《叙言》即有如下的更正:“本刊的作者林徽音是一位女士,《声音》与以前的《绿》的作者林微音,是一位男士。

靳以早年的几篇佚作

著名作家、编辑家靳以(1909—1959),一生出版了三十多部小说与散文集,也发表了一批诗作。他在天津出生,也在天津开始文学创作;在20—30年代,他陆续有不少文作在天津的《国闻周报》、《大公报·文艺》等报刊上登载,并大多已先后入集。

论沈从文与朱光潜的文学守望

沈从文和朱光潜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两位大师,他们解放前长期生活在一起,有着十分丰厚的编辑经验,而且还都是"京派"的核心人物。其实,编辑与文学生涯对他们来说又是二而一的,他们的编辑思想是其文学主张的实践与延伸。文章以《大公报·文艺副刊》、《文学杂志》的编辑思想、实践为核心,以他们编辑过程中对文学新人的培养、对文学"真实"的重视为主线,探讨他们的文学守望,以期映现他们的学人情怀及对当下的借鉴意义。

萧乾:在忧郁的人生中寻找美的河流

一人生的隐痛和文化的忧愤萧乾是平津作家群的后起之秀。他称杨振声、沈从文主编的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为自己早期创作的摇篮。自从1935年9月接编《大公报·文艺》和《国闻周报》的文艺栏之后。

卞之琳笔名辑注

木之首见于1930年11月5日《华北日报·文艺副刊》译作《冬天》。么哥首见于1931年2月26日《华北日报·文艺副刊》译作《魏尔文诗二首》。此笔名系因卞之琳排行为六,下有一幼弟早夭,故实为么儿。

卞之琳集外诗补目

《夜心里的街心》《华北日报》(北京)1931年1月10日《魔鬼的夜歌》(魔鬼的Jerenade)《诗刊》2期 1931年《静夜》《华北日报》1931年4月27日《家信》《华北日报》1931年2月26日《一城雨》、《雨珠》、《夜雨》、《叹》、《青草》《文艺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