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江“大兴国寺记碑”研究

《至顺镇江志》中所载"大兴国寺记碑"为研究基督教在元代中国的传播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对于研究基督教(景教)的教义、景教在江浙地区的流传、景教在元代的兴衰、元政府对景教的政策、景教与佛道等教的关系至为重要。

从《大兴国寺记》看元代江南景教的兴起

一引言：《大兴国寺记》的发现和研究价值 《大典国寺记》见於（至顺镇江志）。该志为元人俞希鲁编纂，其元刊本早佚，明以降藏书家亦无著录。乾隆六十年（1795），阮元（1764—1849）得到该志手抄本，于嘉庆年间进呈内府，留下两份抄本，分藏于阮氏文选楼和焦山书藏。道光二十二年（1842），在阮元的努力下，该志由包景维氏刊行。刊行本以文选楼本为底本，参校焦山藏本而定稿。

同州大兴国寺沿革考

本文基于陕西大荔县藏隋、北宋、民国的几方碑刻材料,结合《续高僧传》《大荔县志》等文献记载,对隋唐同州大兴国寺的沿革发展予以考述。隋唐大兴国寺的前身即历史上神尼智仙抚养隋文帝杨坚的般若尼寺,本是杨忠宅院的一部分。隋开皇四年改为大兴国寺并延续至唐,宋时称龙兴寺,并逐渐分为两个寺院,明嘉靖前寺院已荒废,民国二十四年在寺院旧址上修建尚勤小学,成为大荔县较早的一所新式学校。

论《大兴国寺记》中的“教法”

《大兴国寺记》记载了马薛里吉思在江南地区建造“十字寺”的详细经过,是研究元代也里可温的重要文献。除具体史实外,该寺记还内含丰富的文化底蕴,集中体现在“教法”上。其所谓“教法”,主要包括梦境之“法”、传道之“法”和佛教徒理解之“外法”三重内涵。梦境之“法”是马薛里吉思潜意识中的产物,带有明显的基督教文化特色;传道之“法”通过儒学教授梁相的转写,呈现出宋代理学的印记;佛教徒理解之“外法”则能说明也里可温教与佛教的复杂关系。本文通过对文本中“教法”的分析,充分展现了文化的异质性和转译过程中的复杂性,不仅有助于恢复也里可温的本然面貌,以避免将之与其他色目民族混同,还能为我们理解“宗教中国化”提供充分的历史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