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河岳英灵集》到《中兴间气集》——关于大历诗风演变的抽样分析与假说

安史之乱给唐代社会带来了由盛到衰的剧烈转变,以此为契机,前后两个时期的诗歌也被分为两段,即严羽所谓“盛唐体”(景云以后,开元天宝诸公诗)和“大历体”(大历十才子之诗)。唐代李肇论其间风会的嬗变说:“大抵天宝之风尚党,大历之风尚浮”。《四库提要》则说:“大历以还,诗格初变,开宝浑厚之气,渐远渐漓,风调相高,稍趋浮响”。这些评论不能说不准确,但带有印象式批评的笼统和抽象的色彩,在文学史研究要求逻辑性和实证性的今天就不能令人满意了。我们必须从多方面以细密的分析论证来说明问题。本文就是从一个较少为人注意的角度,即通过选本反映出的美学趣味的变异来考察其诗风的演变。

试论《中兴间气集》的诗学本体与审美准则——兼及中唐前期之诗学旨趣

《中兴间气集》是一部中唐前期的诗歌选、评集。是著标举“体状风雅、理致清新”的审美准则 ,体现出重闲雅、重清赡、重韵致等方面的诗学倾向 ,在诸多唐人选唐诗中独具一格。是著亦显示了中唐前期诗学的基本旨趣 。

从《中兴间气集》的定量分析看中唐前期诗歌风貌

采用定量分析法,探讨《中兴间气集》选录的诗歌在体裁、格律、内容方面的特点,认为中唐前期的诗坛擅长律诗,形式上有创新;以抒写赠别之情、生活之趣的生命活动为主;审美趣味上出现了向齐梁繁缛诗风回归的趋向。

《中兴间气集》的选录标准与中唐前期的诗歌风尚

《中兴间气集》是唐人选唐诗中影响较大的一种,共选录“至德元首”(756)至“大历暮年”(779)共二十四年间二十六位诗人一百三十五首作品(《序》言“诗总一百三十四首”,是把李希仲的《蓟北行》二首只算为一首),这是研究唐诗发展的一份宝贵资料。不少人利用它来校勘诗句异文,考订某位诗人生平事迹及作品产生年代等,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据笔者所知,对《中兴间气集》的选录标准与中庸前期诗坛艺术风尚之间的关系,尚无专文论述。本文拟在这方而进行一些初步的探索。

《中兴间气集》《诗源辩体》对朱湾诗的两极评判及原因探析

《中兴间气集》基于风雅新颖的选诗标准及才性批评的论诗方法,先认可朱湾故作隐逸的行为,再赞赏其诗具有契合隐者身份的脱俗、含蓄优点;而且高仲武肯定大历诗坛的交游风气,所以偏好朱湾的席间应酬之作。《诗源辩体》基于律诗以初盛唐为典范,大历趋于衰变的贯通诗学视野,以初盛唐诗为参照凸显朱湾诗的语言浅俗之弊;而且许学夷反感交游权贵,故而鄙夷朱湾的席间之作,同时借贬斥朱湾诗,表达了对公安派俚俗倾向的批判。探析《中兴间气集》《诗源辩体》对朱湾诗的两极化评判,可窥见二者不同的诗学观念。

王渔洋《中兴间气集选》与《国秀集选》删选诗考

《中兴间气集选》《国秀集选》是"诗坛圭臬"王渔洋的重要选本,二选分别是对高仲武《中兴间气集》以及芮挺章《国秀集》进行的删纂,由于高仲武与芮挺章二人文学活动的主要时期都是在盛唐,而盛唐诗也历来被认为是历朝诗之最高,故有必要考察《中兴间气集选》《国秀集选》这两个选本的删纂情况,这既对唐诗研究与王渔洋研究有重要意义,又对整个古代诗学与选本学的研究有重要价值。

论高仲武《中兴间气集》的文质思想

高仲武的《中兴间气集》代表了大历时期的诗歌创作成就和审美追求,是中唐"大历诗风"的集中展示,也体现了这一时期文质观的变化。高仲武提出了"体被风雅,理致清新"的文质观,体现了以审美为本位的重文倾向,表现出与盛唐诗学不同的美学趣尚,表明了这一时期文学观念的新变。

《河岳英灵集叙/集论》与《中兴间气集序》之比较研究

《河岳英灵集》与《中兴间气集》同为唐代重要诗歌总集。二集成书时间彼此衔接,形式体例一脉相承,诗学思想承而不同,但皆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思想史之精华所在。二集前分别有《叙/集论》、《序》两篇,通过二文的比较不但可管窥二书之中心诗学思想,而且可以把握安史之乱后,唐代诗坛所发生的变化。此二文分别从选诗目的和选诗标准两个方面反映出,历经安史之乱后,唐代诗人的创作心态已从豪迈豁达转变到幽微现实,具体作品的创作上也一改初唐、盛唐骨气刚健之风,变得更加看重那些音律辞采的玉清之作。

高仲武《中兴间气集》编纂的政治意识——兼论其成书年代

高仲武编纂的《中兴间气集》选录和评论了唐肃宗、代宗时期的代表性诗人和诗歌。“间气”一词通常施用于中高级官员,不能像“河岳英灵”那样与集中所收诗人划等号,还要将诗歌吟咏、投赠的高官及其政治活动纳入“中兴间气”的意涵。从高仲武所选诗歌题材及其编次入手,结合诗歌艺术分析,可以探寻他传达的立场、呈现的时局,乃至现实的寄托。诗集总体偏重于颂美,显示出普通士人对安史之乱后朝廷收拾人心、崇尚文治的响应,也隐含困难时期人们委顺的无奈。重审《中兴间气集》编纂年代,其成书当在大历十四年底至建中元年初。

杜诗在至德、大历间的流传和影响

杜甫在至德、大历间的诗歌创作不仅数量大,且流传范围广,但却没有得到时人的普遍赞誉。究其原因大致有二:一是“安史之乱”的爆发,妨碍了时人对杜诗完整的认识;二是杜甫诗歌审美风尚同时人异趋。

由皎然与高仲武对江南诗人的评论看大历贞元诗风之变

《中兴间气集》与《诗式》先后出现于京城与江南两个地区 ,两书对江南诗人创作不同的评价正反映大历至贞元初诗风的变化 ,表明地方性诗风已上升为主流诗风。高氏的评论是对大历京城诗风的总结 ,是对王、孟清雅范式的传承。皎然诗论及江南诗风就是对已近于僵化的这一诗歌模式的解脱 ,内容上多奇景怪事 ;在语言风格上 ,以口语素词洗脱前期精丽典雅的“时俗”之调。这一变化对中唐诗歌的发展影响甚大。

大历诗风

经过安史之乱,唐代的社会、经济状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满目疮痍的现实,动荡不宁的生活,在诗人们的心灵上投下了浓重的阴影,反映在诗歌创作中,使得诗歌的内容和形式两方面都出现了一些新的倾向。《四库提要》指出:"大历以还。

从文人心态看大历诗风的基本内涵

从文人心态看大历诗风的基本内涵许总大历时期，是唐代历史上盛衰转折的重要阶段，大历诗坛，也表现为整个唐代诗史上的一个重要环节。宋人严羽《沧浪诗话》即以＂大历体＂加以概括，足见其已形成一种独具体格与诗风。然而，大历时期诗坛构成其实相当复杂，活跃着不同的诗...

论大历诗歌意境特征及其构造方式

论大历诗歌意境特征及其构造方式许总在唐代诗歌史上，从诗歌内蕴的基本情调及其时代特征看，与开天时代相比，大历诗风固已气骨顿衰、艰于振举，但由其所承受的乱世氛围与复杂的心理状态的叠印而形成凄清伤感的情怀意绪本身，实际上正是“意在遣情”①，精密化的诗歌体制...

衰世立足点上的盛世回味──论大历诗人怀旧情结的艺术表征与时代特性

本文认为，大历诗坛在其清淡省净的总体艺术风貌中，既存留着盛唐山水田园诗的悠远意境，又投射着衰乱之世的冷寂氛围。大历诗人大多经历过开、天时代，造成其时时眷恋盛世的怀旧情结；同时，由于身处衰世而促生消极的人生态度，则使得这种对盛世的回味带有了鲜明的时代色彩。

大历时期的台阁诗人——大历诗论纲之二

唐代大历初年,战乱甫平,烽火未息,正是财政窘困、国步维艰的时刻,朝廷上层贵族却在虚幻的“中兴”歌舞声中铺张着豪奢惊人的宴席。大历二年二月,“郭子仪自河中来朝,癸卯,宰臣元载、王缙、左仆射裴冕、户部侍郎第王琦、京兆尹五人各出钱三十万贯置宴于子仪之第。”三月甲戍,“鱼朝恩宴子仪、宰相、节度、度支使、京兆尹于私第。乙亥,子仪亦置宴于其第。戊寅,田神功宴于其第。时以子仪元臣,寇难渐平。蹈舞王化。乃置酒连宴。酒酣,皆起舞,公卿大臣列坐于席者百人。子仪、朝恩、神功一宴费至十万贯” (《旧唐书·代宗纪》)。而当时朝廷穷得只能靠每年税青苗地钱来支付已被削减的官吏俸钱,大历元年所得仅四百九十万,权力一宴竟费一百五十万,这是多么惊人的奢侈!就在这种宴会上,在那些送往迎来的觥筹交错间,有一群官位不高但富于才情的诗人,作为风雅的点缀,陪从游宴,即席赋诗,时称“十才子”。他们是钱起、卢纶、韩翊、李端、耿(氵韦)、崔峒、司空曙、苗发、夏侯审、吉中孚。此外还有郎士元、皇甫冉皇甫曾兄弟、包何包佶兄弟,杨凭杨凝杨凌兄弟等也是同一流人物。他们大都在朝中作官,虽未见显达,生活总算安定,没有萍飘蓬转的奔波之劳,却有出入王公贵主之邸的荣遇。他们依附权贵,趋走高门之下。

唐诗选本《中兴间气集》与《御览诗》之比较研究

《中兴间气集》与《御览诗》两选本皆为中唐之际的诗歌选本,但二选本在诗人及诗歌选录上存在较大差异,后世对二选本的评价也大相径庭。通过比较分析,二选本存在诸多差异的原因在于:二选本诗选家的审美趣味相异;选家编选选本出发点或目的不尽相同。从比较中更可探索中唐诗歌所存在的共同的审美风尚以及中唐诗歌演变轨迹,更为重要的是二选本的存在使许多诗人及其诗作得以流传,为唐诗的校勘、辑佚等提供依据,通过比较更能发掘其重要的文献价值。

陶诗在唐代的重要地位和普及程度——以《中兴间气集》中的一则资料为例

文章通过高仲武《中兴间气集》李季兰小传中的一段戏谑文字,说明陶诗在唐代已经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和相当普及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