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史研究中的“宏大叙事”

后现代主义对现代史学"大张挞伐","宏大叙事"首当其冲。我们知道,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史家向来相信,过去世界虽然纷繁复杂,历史运动也不免曲折混乱,但其中总还是存在某种"趋势",如同大江大河,虽有众多纵横交错的支流,但大致是朝着一定的方向流动,并最终汇入更大的水系。因此,不论是历史循环论,还是进步史观。

走出现代性的“大叙事”——重读利奥塔

利奥塔重写现代性的思想,将现代性作为某个时期占据主导地位的"大叙事",同时提出,在"大叙事"之外存在着各种"小叙事",这些叙事各自独立,时而会聚成某种"大叙事",时而消散为叙事的浮云,这种"重写"取消了现代性在当前的独一无二的地位,赋予文化更大的自足性与研究空间。利奥塔的多种"叙事"理论,对于当前深陷现代性泥潭的中国文学研究具有非凡的意义:文学的研究不能变成一种完全旨在证明"当代"合法性的缺乏自我批判能力和反顾能力的研究,它必须变成一种具有历史性的,或者说,一种具有伸缩性的研究。

解读文本应立足文本——谈从大叙事角度读《散步》

莫怀戚的《散步》入选初中语文教材多年,其平实的叙事、真纯的情感、含蓄的说理和晓畅优美的语言表达,成为学生学习运用言语的范例和精神生命成长的养料。对这篇散文的解读,大致可分为四种角度：文本角度、作家角度、读者角度和三者交互角度。第一种解读角度从文本叙事说理切入,所占比例较多,无论是由叙事推导出表现了美好的家庭人伦亲情,还是归结到中年人的担当和应尽的责任,都是基于文本文字叙事本身的阅读立场。

文化建筑与公共空间:大叙事与地方叙事

19世纪民族国家兴起以后的欧洲,文化建筑和公共建筑、意识形态与政治结合在一起,往往是作为一个新兴国家的形象宣言,意图叙述一个国家的文化与空间故事,我把它们叫做国家的空间叙事。我们可以提出很多世界各国的首都空间与文化建筑的例子,其中也包括北京首都空间所代表的中国文化建筑。而我今天更想谈的其实是作为一个公共空间的文化建筑。我们也有城市的空间叙事在书写市民的故事,尤其是有丰富的社区和村落空间的叙事传统。今天我想就我在香港参与的几个设计规划,谈谈香港城市与社区的空间叙述,特别是社区公共空间跟文化建筑的塑造,其中也包括我之前在台湾和现在浙江参与的村落公共空间。

《江河恋》:“小”作品与大叙事

江河犹如大地上奔涌的血脉,连接着历史与未来。《江河恋》是中央电视台280集系列节目《远方的家·江河万里行》的主题歌,歌词以江河为创作对象,虽然篇幅短小,却把笔触伸向历史文化的深处,传达出了热切的现实关怀,展现了深沉的情感力量和博大的人类情怀。如果说一般的诗歌创作可以我行我素,那么歌词在结构、语言、韵律等方面则必须受到音乐的影响和制约。《江河恋》歌词为两段加附歌式,段落之间、句与句之间对仗整饬。

也谈大叙事和小叙事

拜读了李红波先生的论文《从小叙事到大叙事——重读〈散步〉》[1]（以下简称＂李文＂）,心中留下不少疑问,本文想就其中的一些疑问谈两点粗浅的看法。一、＂大叙事＂时代是否还会有＂小叙事＂的作品回到我国近30年的文学历程,相对来说,20世纪90年代初期是一个分水岭,在此之前,80年代,中国社会处在改革开放初期,改革奋进、反思创伤和国民性格重构等大主题的文学占据文化的中心。

南昌起义题材影视剧的叙事艺术探究

南昌起义题材影视剧,对内涵深刻的“建军精神”在宏大叙事中进行了诠释。在叙事模式上传承了中国史传文学“踵事增华”、在戏剧冲突中塑造人物及“互现法”等优良传统。在叙事技巧方面,一是大量采用全知叙事和纯客观叙事,二是运用因果式线性结构模式。为消除“麦当劳化”影响,避免同类影视剧的题材和情节的同质化,南昌起义题材影视剧在内容与形式上不断创新,在影视艺术方面作了有益的探索。

如何让“小人物”在大叙事中讲好中国香港故事——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报道体会

2022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祖国母亲的怀抱,全球华人为之欢呼雀跃。25年后,我有幸作为一名驻港视频记者,见证和参与报道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这一历史时刻。一、追寻主席的足迹见证“东方之珠”的成长岁月2022年6月30日15时10分许,列车徐徐驶入高铁香港地区西九龙站。习近平主席乘坐专列,来港出席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届政府就职典礼,并视察香港地区。这是习近平主席第三次到访香港地区。

中国当代新诗叙事的前世今生

随着外部语境的深刻变化与内部诗学观念的不断调整,中国当代新诗叙事走过了一段跌宕起伏的诗学旅程:20世纪50至70年代在极“左”力量的助推下,中国当代新诗叙事朝向政治乌托邦和美学理想国一路高歌猛进;80年代初期在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下,中国当代新诗叙事的启蒙理性渐渐得以复归,重启多元诗学建构;90年代新诗叙事尽管延续了80年代中后期多向诗学分野的格局,但中国当代新诗的叙事诗学探讨与新诗叙事写作进一步迈向纵深;进入新世纪后,在全球化和大IP的激荡下,中国当代新诗叙事常常进退失据,扁平化叙事与口语化叙事滋生不少“新诗问题”,但“化危为机”才能为中国当代新诗叙事擘画未来发展的诗学前景。

阿里大叙事技巧

每则小叙事都可能代表着大叙事的一部分,我们需要看到完整的组合才能识别出完整的主题当前企业家最重要的能力,就是在变化的时代中构筑宏大叙事的能力。3月6日是惊蛰,以二十四节气论,3月应该阳气上升、气温回暖、春雷乍动、雨水增多、生机盎然。然后,3月27日,马云回来了;3月28日上午,国家网信办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严厉打击网上恶意损害企业和企业家形象声誉等行为;3月28日傍晚,阿里巴巴集团启动阿里创业以来最大的组织架构调整,此消息29日带动港股阿里概念股集体走高。

新革命史与1950年代上海研究的新叙事

以革命大叙事为唯一研究路径与方式的革命史受到＂集权主义论＂和＂现代化论＂两方面的挑战,被许多当代中国史研究者所摒弃。这两种叙事方式特别是后者影响下的上海研究也＂告别＂革命大叙事,将社会文化史与革命史割裂开来,进而将1950年代上海研究置于现代化的断裂与集权主义的＂黑色叙述＂中。新革命史的兴起从20世纪中国革命的连续性与多重释义两方面唤回革命史,并为上海研究增加了新维度。新革命史观照下的1950年代上海研究呈现出多重面相,革命、国家与社会三重叙事与三个逻辑相互碰撞,彼此交汇。＂都市迅速远去,摩登依然在场＂,既是新叙事下1950年代中国的上海旋律,也是同一时代的上海历史主题。

西方启蒙大叙事中的“中国”

西方的中国形象,关涉到西方现代性的本质、西方现代世界秩序想象的基本模式。西方现代的中国形象研究,必须追溯到西方现代性精神结构与启蒙哲学。西方启蒙大叙事中出现三种中国形象类型:停滞的帝国、东方专制主义帝国、野蛮或半野蛮帝国,是西方现代性自我认同的"他者"。中国形象作为西方现代性主导价值——进步、自由与文明的被否定的"他者",既能为西方现代性自我认同提供想象的基础,又能为西方殖民扩张提供有效的意识形态。

超越时空的叙事结构——论村上春树的《倾听风吟》

学界对村上文学的研究多于主题分析,少于叙事结构的探讨。《倾听风吟》一发表就以"阅读这部作品,就像收看不连续的时间由不同颜色的版块拼凑在一起组成的电视连续剧"之复杂结构受到日本文学界的关注,但至今尚未见到分析该作品叙事结构的系统研究成果。本文将从作品在叙事上追求打破时空的限制,放任无意识的自由奔流,情节上呈现"片断化"的特点切入,剖析村上文学在整体上是如何表现多种叙事时空并置,进而实现了意识世界与潜意识世界有机融合的叙事艺术。

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的大叙事特征及其影响

人们通常把目前高等教育发展中的问题归因为对大众化理论的片面认识或实践偏差,却很少去反思这一理论本身的问题。本文认为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本质上是一个大叙事,其在当代中国高等教育研究与实践中的话语霸权地位,显示出我们依然在移植西方的大叙事思维。这使人们丧失了教育问题思考的自主性和民族文化视野,埋没或牺牲了中国高等教育自身的内在结构、旨趣、问题意识与思考方式,带来的将是一种整体性伤害。

“十七年”小说的叙事伦理——以农村题材小说为考察对象

"十七年"小说有其自身独特的叙事方式和叙事伦理。它所面对的是一个大变化的时代,生活在变,生活背后的观念与伦理也在变。这一时期小说的叙事伦理大多遵循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以大叙事的方式为一种新生活的出现辩护,它的基本目标是为实现社会改造而助力。为服从于这一大目标,它自然会删除一些不合乎时代要求的观点和情愫。但是,再坚固统一的时代,一旦落实到个体生活和文学叙事中,都会有另类可能性存在,这种历史多元复杂性显然更值得研究。

双重视域下的现代性历史演义——对《走西口》的叙事学解读

电视剧《走西口》是双重视域下对历史的现代性建构,人民伦理的"大叙事"和自由伦理的"小叙事"穿插进行,多方位展现了走西口的历史意义与文化价值。该剧对"仁、义、礼、智、信"进行了重新阐释、发展,形成现代核心价值观念;对儿女情的叙述颠覆了传统婚恋观,试图建构具有革命意义的现代性男女关系;对小人物的阐释更加理性,认为其不仅创造了英雄,而且创造了历史。《走西口》在传奇中塑造英雄形象,在儿女情长中叙述历史,在小人物的生存中体验命运,在走贾行商中讲述革命,提供了多角度、多元化的现代性解读文本,具有重大历史和现实意义。

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大叙事——读陈世旭知识分子题材系列长篇小说

在短短一二十年时间之内,中国由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由生产社会转变为消费社会。变化似乎在瞬间发生,远远地超越了人们的知性维度,于是精神成长和精神沦落,就构成了新转型期的知识分子问题。陈世旭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几乎是与新转型期同步,对知识分子问题(这是专指人文知识分子,即所谓"文化人")进行了不懈的深入的探求,先后推出了《裸体问题》(中国青年出版社,1993年)。

不屈的生命之歌——《我的童年》叙事伦理分析

中国现代自传通常采用人民伦理的大叙事,言说反传统群体的使命感,以叙事来规范和动员个人的生命感觉。而萧军的《我的童年》则通过时空的模糊性和对个体复杂性的主观化阐释,依照个人的自由意志和价值意愿来整饰传主的生命体验,体现了自由主义的个体叙事特征。

《沉沦》小叙事属性的辩证与审思

研究界一直将《沉沦》置于反帝反封建的大叙事框架内来阐释,既遮蔽了其小叙事的根本属性与特征,也否定了其小叙事奠基之作的现代文学史地位。《沉沦》将目光聚焦于私密的个人世界与命运起伏,以个人化、内在化的叙事方式,表现现代人在复杂语境中的性之要求与灵肉冲突,开创了现代小说之小叙事的书写模式,其意义和价值于今犹在。

告别“大理论”,转向“小叙事”

理论与叙事的关系是当前西方学术界的热点问题。一方面,曾经风靡一时的大理论在当代文化中遭到了抵制和质疑,而另一方面叙事却重新回归到人文学科的话语中心地位,人文科学正在经历着一场"叙事转向"。本文在分析了大理论的弊病和大叙事的危机之后,指出普遍化和统一化的研究范式已失效,取而代之是具体化、情境化、多元化的小叙事。小叙事不仅可以为理论提供合法化的元叙事话语,并且可以克服理论自身无法摆脱的总体化的困境。以叙事的方式来谈论理论自身,也许是后理论时代理论研究的最佳途径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