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礼》之“灋”与《大司寇》德刑思想发微

《周礼》中的“灋”字,经学家指为“法”字的古文,《说文》以“刑法”解之,有学者据此将《周礼》定性为法家著作。今验诸《周礼》“灋”字,几与刑法无关,而是典礼、文制、官法、规定、法式、数量、技术规范等的总称,具有“软法”的性质,表明《周礼》的行政管理已臻于标准化、网络化的层面。《周礼》司法系统与审鞫程序等完整载于《秋官》。《大司寇》六条官法,以体现德教之法的“五刑”为首,以圜土、嘉石等温和方式教化罢民,以肺石关照弱势群体等继之,而将“正五刑”退置《小司寇》《司刑》,此一顺序旨在彰显教化为本、预防犯罪为先的儒家“德刑”思想,希冀实现周初成康之治“刑措四十余年不用”的治平境界。

读史随笔:济天下与善其身

后人谈起陶渊明,最乐道'不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彭泽扔印归田。无独不仅有偶,中国古代有那么一批士人,因与陶公有相似的际遇,被后世推崇备至,称作'笃志'的'大贤'。大贤们传记主线基本相似:开初既有猛志,亦有高趣。猛志必定要救天下苍生;高趣必定向往安贫守节饿死不仕的古人。然后步入或称误入仕途,

“入束矢”解

《周札·秋官·大司寇》云:"以两造禁民讼,入束矢于朝,然后听之"。对这段话中的"入束矢"应作何解释呢?一九八三年七月出版的高等学校法学试用教材《民事诉讼法教程》第二十九页说:这是西周法律规定的制度,束矢"即一束钱"是"诉讼保证金"。

历史上定罪和处刑的分工

从历史上看实际是先有裁判,然后才有为裁判规定标准的刑法,最后才有为正确适用刑法服务的司法制度。刑事程序包含审理事实和适用法律两个因素。因之确认犯罪事实和依法处罚罪犯,成了两个步骤,两种职务。于是设官分职,各掌其一,便形成刑事诉讼的古老原则之一。又因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都不可能永远正确。加上还可能出现滥罚现象。因此为了贯彻只罚有罪,不罚无罪,防止误罚滥罚,于是在初审之外,又加上复审。这就形成了刑事诉讼的另一古老原则。张学诚说:"六经皆史"(《文史通义》),明确了一件无可否认的事实。《尚书》是现存古书中内容最古的史书。但据现传汉、唐人士的注疏,连《吕刑》的内容,也是令人读了不知所云。至于虞、夏司法制度,好像《尚书》内容根本不曾涉及。实则由于《尚书注疏》所用望文生义的解释方法,不能阐明原文涵义,反会掩盖原文真义,遂致《尚书》成了与法制史无关的文献。实则并不尽然。研究中国法制史,首先要从《尚书》中找材料。

姚瑩《東溟文集》校札

姚瑩(1785—1853),字石甫,號明叔、展和、幸翁,安徽桐城人。嘉慶十三年(1808)進士,授福建平和知縣,調龍溪,其治行爲閩吏第一。再調臺灣,署海防同知、噶瑪蘭通判,坐事落職。未久,以功復官,累任金壇、元和、武進知縣,擢兩淮監掣同知、護鹽運使。道光十年(1830),爲臺灣兵備道,加按察使銜。時鴉片戰争起,抗英遭誣,革職繫獄。赦出,以同知直隸州知州發往四川效用,使乍雅,補蓬州。道光廿八年(1848),引疾歸里。文宗即位.

明刑弼教,刑以佐教

近日,在微信朋友圈看到一个视频:一辆运送苹果的大型汽车在某地翻了,苹果散落一地,周围的群众围拢来疯抢。汽车主人报警,可没想到派出所的警察竟然都无法制止。在汽车主人无助的哭喊中,人们不禁会想,如果法律不能保护道德底线,如果面对无理、无赖或侵犯无能为力,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如何维护?全面依法治国又从何谈起?于是我们想到《尚书》'明于五刑,以弼五教'的话,还想到了孔子'五刑所以佐教'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