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合规体系下企业合规文化的功用及其本土化培育

舶来于美国的企业合规理念在本土演化为行政机关主导的行政合规和刑事诉讼中的涉案企业合规的区隔发展格局,并且美国《联邦量刑指南》中对合规文化的青睐并未在本土合规实践中得到应有重视。以价值观念为核心的文化因素,是诱发企业违法犯罪的深层次因素。随着制度移植的深入,实践遭遇“纸面合规”难题,学界越来越呼唤行政合规与刑事合规的耦合发展,在行刑一体的大合规体系中发挥合规文化的濡化作用。合规文化在价值功用上体现为个案中企业有效合规的实质标准,以及宏观上风险社会的一般预防、合作式司法趋势的时代因应、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思想的当代表达。

企业合规的本土化演变——从企业刑事合规到企业“大合规”体系

企业刑事合规制度从理论层面发端于移植或借鉴美国“企业守法计划”等域外经验,早期以“合规不起诉”为内容,但从制度理念和目标的角度来看,作为新时期社会治理创新的内容,显然并不能止步于此,而是演变为对建构符合本国国情的企业“大合规”体系的探索。企业“大合规”体系的价值包括:从新型社会治理角度,是出于预判式防范法律风险和预防犯罪的目的;从企业营商环境的角度,是以回应式治理,整合多方共治优化营商环境;从企业经营发展角度,是企业以管理风险的方式主动有效地防控法律风险。从刑事合规到企业“大合规”体系本土化演变的探索包括以下内容:适用范围从以大型企业为范本到我国以中小微企业为主的实践转向;适用机制从刑案处置的“轻罪不起诉”或“认罪认罚”到构建全程回应型规制和执法机制;适用主体的作用从牵头、负责合规工作到组织、协调合规各方力量;适用目标从“形式”合规到“有效”合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