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合议庭法官指示制度研究

法官指示作为将人民陪审员的平民化思维与复杂法律规则结合起来的纽带,对于陪审员正确履职,实现实质参审具有重要意义。与“三次随机抽取”的陪审员选用程序相适应,我国人民陪审员法中首次规定了法官指示制度,但法官指示的原则、具体内容、程序等尚待进一步明确。法官指示制度要想发挥保障人民陪审员制度有效运行的作用,就必须契合现代刑事诉讼的原则,并明确具体内容和程序,从而防止审判长过度妨碍陪审员的独立判断。在大合议庭审判活动中,法官指示应当为陪审员提供适当的法律指引,从而使其明确事实问题的范围,掌握认定事实的方法和标准。

从天津赵春华案谈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中大合议庭陪审机制的构建

大合议庭陪审机制是我国人民陪审制度改革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合议庭的组成以及评议机制的设计直接影响着案件的审理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天津大妈赵春华摆射击摊被控非法持枪案等热点案件突出反映出我国目前人民法院裁判与社会情理之间的冲突。如何从理性司法与社会情理融合的角度构建未来我国人民陪审制度中大合议庭陪审机制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大合议庭机制的适用应贯彻庭审中心主义原则、强化法官的引导作用、区分专家陪审员与普通陪审员的功能,同时建立科学的评议机制,使法官与人民陪审员能够真正做到各司其职、各尽所长。

协商式司法民主理念下的陪审制适用

陪审制在其良好状态下,不仅以富有民主意蕴的方式裁决个案,而且将诉讼作为制度入口,让民众以具有约束力的方式参与某些议题的公共治理。按照协商式理念完善和适用人民陪审员制度,是在司法场域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路径。首先,应当由相当数量的陪审员组成决策小团体,其成员具有典型性意义上的代表性,接近“普遍听众”角色,引入多样化的决策智识资源。其次,注重投票表决前的论辩与评议过程,让相应的规则设置满足正当性要求,程序法和证据法致力于塑造“理想言谈情境”。最后,强调表决规则的高度一致性,寻求具有最大可接受性的方案。人民陪审制的规范文本和运行实践表明了与协商式民主理念的总体契合性,但也显示出诸多偏离。应当尊重既有立法,考量司法实践可行性,按照协商式民主理念调整人民陪审制的适用。

陪审制大合议庭事实审与法律审分离的程序保障--以北京市法院大合议庭陪审机制试点为基础

人民陪审员主要认定事实的参审机制改革是审判中心主义背景下推行陪审实质化,彰显普通群众价值理念,扩大司法民主的重要举措。事实审与法律审分离主要适用于陪审制大合议庭,相应的制度设计应当满足上述改革目标,具体确定参审案件范围时,在考虑便利大合议庭模式推行和司法成本承载能力的基础上,赋予法院对"社会影响重大""涉及社会公共利益的重大案件"的标准的自由裁量权;鉴于从实体上对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进行类型化的区分十分困难,本文对陪审制大合议庭庭审程序进行具体设计,明确了庭前准备程序、庭审程序、合议程序以及庭后各环节事实问题清单、法官指示制度、评议规则等方面的具体形式和要求,通过全面细致规范的程序性保障规则设计,确保个案中事实问题与法律问题的准确区分,保障陪审员有效实质参审。

海沧法院“4+3”大合议庭陪审制之认知行为研究

借助行为实验探究大合议庭陪审制的认知行为是一次新的尝试。被试者的法学知识素养、决策规则、法官指示等多重因素对实验结果有较大的影响。通过对比实验发现,目前采用的'4+3'大合议模式是一种相对安全、有效的群体决策模式。

陪审制大合议庭的基本要素

人民陪审员制度以司法民主方式扩大了司法的公众参与程度,让更多的普通群众深度参与司法,将公共理性和民意有序引入司法领域,从而提升法院公信力和司法裁判的可接受程度,切实维护司法公正。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是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陪审制大合议庭作为一项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的创新举措,出发点主要是通过增加合议庭中人民陪审员的数量,来加强司法与社会的互动,强化裁判的民意基础。该制度应该立足于适用范围、组织模式、选任程序、评议表决等四个基本要素,进行协调、有序、高效运作,以充分发挥人民陪审的制度优势,有效搭建民意与司法的良性沟通平台,不断提升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公信度和司法公信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民陪审制度

坚持在十九大精神指引下,不断扩大人民陪审制度的改革,并将改革成果积极落实到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将成为我国下一阶段司法改革的重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是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必然要求。'这一要求构成了下一阶段我国司法改革的基本原则,坚持这一原则能够确保我国的司法改革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而人民陪审制度具有政治参与、扩大司法民主的价值,与人民主权原则紧密相连,是公民直接参与到司法的过程,正符合这一原则的要求。坚持在十九大精神指引下。

扩大抑或缩小——论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发展思路

为进一步推进陪审制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启动了人民陪审员＂倍增计划＂。然而,当前陪审制的适用面临陪审案件数量大,陪审人员相对固定集中,陪审员未能有效发挥参与审判、监督审判的作用等现实问题。而社会民众缺乏对陪审制价值的认知、陪审制本身的制度设计缺陷及主观适用上的偏差等诸多因素决定了单一的＂倍增计划＂并不能解决陪审制的适用问题。也许正视陪审制所处的发展阶段,以切实发挥陪审员的作用为根本出发点,通过技术性调整完善陪审制运行模式,才是推进陪审制发展的有效途径。具体而言,包括缩小陪审案件的适用范围、严格随机抽取机制及陪审退出机制以达到扩大实际陪审人员范围的目的、扩大大合议庭的使用范围等三个方面。

人民陪审员评议规则的重构

我国《人民陪审员法》创设了大合议庭陪审模式,强化了陪审员的事实认定职能。但是陪审员的裁决优势和价值主要是制度性建构的结果,他们不是天然、优秀的事实认定者。如果不能通过重构评议规则,在发挥陪审员裁决优点的同时弥补其弱点,陪审制改革的技术层面和价值层面将会背离。在比较法上,存在三种陪审员评议模式:合议式法庭结构中的个体参审模式、二分式法庭结构中的小团体决策模式和大合议庭结构中的混合陪审模式。我国现有立法确立了大合议庭结构,但未重构其评议规则,反而延续了原有的合议制规则。在我国七人大合议庭的组织形式中,应当适度借鉴小团体决策模式和参照国外立法例,将审理事实问题的陪审员制度性地塑造为优秀的裁决主体。这包括对表决比例规则、解决裁决僵局的规则、评议程序规则等方面的设计。

陪审案件中的审判责任制——以保障和管控人民陪审员裁判权为核心

在大合议庭陪审案件中落实审判责任制要求,一方面是要规范法官与人民陪审员的分权关系,尤其是保障人民陪审员事实裁判权的独立性和实质性,使之不会沦为法官裁判权的附庸;另一方面是针对人民陪审员的身份特征与权力属性,设置不同于法官的管控体系,将事后追责式的管控转变为事先调整型的管控。这两方面可以通过重构评议规则、规范指示效力、提高裁决终局性和建构以证据能力为核心的证据规则系统来实现。法官将一部分裁判权让渡给人民陪审员之后,取而代之的是新的程序管理权。应当将行使该程序管理权的情况,作为认定和追究法官责任的独立依据。法官错案责任豁免的范围,也应随着事实裁判权的让渡而扩展。

陪审制度改革行稳致远

陪审制是指司法机关吸收法官以外的普通人组成审判组织,参与案件裁判活动的制度,其目的在于避免法律和司法脱离社会。现代社会法律及其运作体系已经越来越专业化、技术化,成为律师、检察官和法官等职业法律人把持的专门知识。如果任其发展,司法制度和法律职业容易走向封闭,审判可能变得过于追求学术探究和理论论证而逐渐脱离社会。而法律与社会是不可分开的,脱离社会的土壤,不了解民意,法律与司法的生命力会有枯竭的危险。陪审制的优势就在于非专业化的陪审员比职业法官更接近大众生活.

陪审员制度:且行且完善

4月下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延长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期限的决定(草案)》,将部分地区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期限延长一年,延期至2018年5月。4月24日下午,最高法院常务副院长沈德咏向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作试点延期说明时称,试点工作已取得阶段性成效,但有些问题没充分显现,还需要时间研究,为稳妥起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