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大同三世”说新探

康有为早期社会历史发展观与“大同三世”说之间有着非常明显的前后相承关系 ,前者确定了后者的基本内涵 ,是后者的真实起点。“大同三世”由古老的名词术语到成为康有为社会历史发展观概称的过程 ,实质是对今文经学不断改造 ,使其旧有的概念形式被赋予日渐增多的新思想内容的过程。戊戌政变后康有为重新解释“三世”内涵 ,明确添入原所未有的君主立宪主张 ,仍有其积极意义 ,不宜说成是思想“蜕变”。

大同“三世”和天演进化

康有为的大同“三世”说,在戊戌变法前后有着显著变化:戊戌前以中国二千年的封建专制社会为“升平世”(小康),通过变法维新,就可逐渐进入“大同之域”;戊戌变法后,则以中国二千多年的历史,不过是“乱世”,并非“小康”。在他所撰《春秋笔削微言大义考》等著作中,谈到“天演进化”,强调“进化有渐”,称孔子为“文明进化之王”,他“生当据乱,为小康之法,而精神取法在大同”。康有为之所以屡言进化,与他在政变后潜研《天演论》有关,亦与他流亡海外、避居新加坡、定居印度的经历有关。

论康有为设想的“大同”世界——兼与汤志钧同志商榷

康有为设想的“大同”世界究竟是一个什么社会,这是研究康有为的《大同书》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一个最基本的问题.这个问题不但与对《大同书》的评价有关,而且也与对康有为的评价有关.汤志钧同志在《论康有为的“大同三世”说》一文中说:“我在《再论康有为的大同书》和《论康有为〈大同书〉的思想实质》(见《历史研究》一九五九年第八、十一号)中指出,《大同书》是康有为一九○一年至一九○二年避居印度时所撰,《大同书》

梁启超论《孟子》

《孟子》是儒家经典之一,是明清科举取士命题、阅卷的重要依据。梁启超对《孟子》写有专文和讲稿,但前后旨趣不同,内容有异。1897年,梁启超在湖南时务学堂讲学,说是“孟子于六经之中,其所得力在《春秋》”,“于《春秋》之中,其所得力在大同之义”。要“渐入大同之域”,就要“自孟子以求孔子”。写有《读孟子界说》,是为其维新变法、改革现状进行舆论宣传的。梁启超晚年潜心学术,多次讲学,写有《论〈孟子〉》手稿,对孟子的性善论、教育思想等都有独到的见解。由于《论〈孟子〉》手稿,《饮冰室合集》未载,知者概寡,致晚近论者未见涉及。今将手稿作简要评价,使读者对梁启超论孟子的前后不同,及其对孟子其人其书的研究,有一系统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