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戊戌变法以后的大同三世说

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前后的三世说有很大差别。戊戌变法以前,康有为的三世说基本上是春秋公羊学的传统之说,戊戌变法以后的三世说则是大同三世说。它成为康有为晚年用以构建新经学的基本思想形式。从总体上看,康有为的大同三世说与维新变法时期有很大的不同;以进化论言三世进化是大同三世说最显著的特点。值得注意的是,康有为对进化论并不是无保留地接受,而是批判性地吸取;运用这一学说,康有为对中国与世界的发展作出了富有近代意义的新解读。

戊戌时期康有为“大同三世说”思想的再确认——兼论康有为一派在百日维新前后的政治策略

文章根据康有为弟子在《知新报》《时务报》上的言说,查证康有为在戊戌时期的政治思想与学术思想,再次确认了康有为的"大同三世说"及其传播范围。"大同三世说"有其革命性的理想,说的是未来,也有其阶段性的规定,说的是当下,中间有着很大的差距。康有为一派为此设计了"自上""自下"两套变法方案。梁启超在湖南时务学堂所行的是"自下"之策,康有为在北京所走的是"自上"之路。当北京的"自上"之路突遇光明后,康有为也调整其政治策略。

革命的催化剂:康有为“大同之学”的再解读

康有为的"大同之学"代表作为《大同书》。《大同书》成书过程很长,自1887年著《人类公理》,康氏几经修改,至1919年《大同书》单行本出版,前后长达30余年。康有为的"大同之学"早在万木草堂讲学期间已基本成型,并向学生宣讲,梁启超等一众学生深受影响。1897年梁启超在长沙时务学堂宣传激进革命思想,实受康有为大同学说的感召;受梁启超的激进思想鼓吹,不少青年学子投身革命,实亦是康有为大同宣传的间接影响。所以,无论主观是否愿意,康氏的大同思想在辛亥革命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思想启蒙作用。虽然康有为一贯主张君宪和保皇,但在那个波谲云诡的乱世,个人对社会发展的作用,是不由其主观意愿决定的。他未曾想到,相当一部分徒子徒孙,虽然受其思想指引,却挣脱樊篱,走上革命的道路,成为辛亥革命最终爆发的推动力量。

再論康有爲與進化論

本文詳細考察康有爲的學説,尤其是"大同三世説",與進化論的關係,具體分析康在不同階段對進化論的態度,由此探討康對這種學説理解與認同的程度:康有爲、梁啓超一開始對嚴復所譯"天演論"是回拒的;在《<禮運>注》等"大同三世説"的重要著作中,康雖大量使用"進化"一詞,但僅僅是"拿來主義"式的運用;"大同三世説"雖主張進步,卻不是進化論所催生的;康在《大同書》中甚至將"進化"與"天演"當作意義不同的概念來使用。本文由此認爲,康有爲對進化論的學理並未真正理解,這種理論在他的頭腦中亦未成爲一種系統性的學説。

吕思勉对康有为今文经说的继承与扬弃

在学术研究上,吕思勉曾深受康有为今文经说的影响,但由于他是以新史家的眼光研治经学的,因而又逐渐摆脱了今文学派的束缚,最终实现了对今古文的贯通研究。在经世思想上,康有为的大同三世说一直为吕思勉所奉仰,并且成为他后期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吕思勉对康有为经说的继承与扬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近代今文经学的发展走向及其产生的深远影响。

论戊戌时期梁启超的民主思想

梳理和分析梁启超在戊戌变法时期的民主思想,可以发现,梁启超将中国古代经典中许多涉及到君臣关系、君民关系的记载,比附为"民主",并据康有为的"大同三世说",认为清朝此时处于"一君世"(小康、升平世)之中由"君主之世"向"君民共主之世"的过渡时期,故主张开民智等活动,以为将来设置议会之准备。梁启超这个时期的民主思想正是康有为的"大同三世说",与西方近代民主思想有着明显的差异。考察梁启超此时的民主思想,有助于理解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的政治思想,并有助于对戊戌变法的性质做出更为恰当的判断。

梁启超《变法通议》进呈本阅读报告

戊戌变法期间,梁启超奉旨向光绪帝进呈其著作《变法通议》,该进呈本和抄本现存于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根据故宫博物院所藏《变法通议》进呈本和抄本,与梁发表在《时务报》上的《变法通议》相比较,文字大体相同,但新增了11篇文章,基本将其当时最重要的政论文章都抄录进呈了,以能影响光绪帝的思想。由此再查当时梁启超在《时务报》《知新报》《湘报》发表的所有文章,发现另有42篇未进呈,除了不宜进呈的文章外,另有《说动》《论中国宜讲求法律之学》《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3篇,主要是隐瞒了"大同三世说"的思想。

康有为《孟子微》的缘起与旨趣

《孟子微》因承了康有为戊戌前讲学活动中对理学问题的关注,又与其极力宣扬的《公羊》经说相维系,是考察晚清理学与今文经学关系的枢纽。《孟子微》的缘起与旨趣,与康有为"援《公羊》以释四子书"的运思息息相关。通过由"大义"到"微言"的转换,康有为首先将《四书》从理学中抽离出来,继而将《孟子》诠释为"《公羊》正传",使其与《春秋》嫁接。康有为将公羊高的生活年代定在思、孟之间,使其进入子思、孟子的传承谱系之中,又利用从《公羊》中进一步引申出的"大同三世说",判定宋儒所看重的曾子之学仅能发"据乱世"之义,子思并非曾子门人,从而对朱子建构的道统脉络进行了颠覆。"援《公羊》以释四子书"针对作为"旧教主"的朱子立论,实质上是试图建立超越《四书》的新道统,最终指向则在于康有为毕生追求的改制立教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