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三世”和天演进化

康有为的大同“三世”说,在戊戌变法前后有着显著变化:戊戌前以中国二千年的封建专制社会为“升平世”(小康),通过变法维新,就可逐渐进入“大同之域”;戊戌变法后,则以中国二千多年的历史,不过是“乱世”,并非“小康”。在他所撰《春秋笔削微言大义考》等著作中,谈到“天演进化”,强调“进化有渐”,称孔子为“文明进化之王”,他“生当据乱,为小康之法,而精神取法在大同”。康有为之所以屡言进化,与他在政变后潜研《天演论》有关,亦与他流亡海外、避居新加坡、定居印度的经历有关。

康有为“大同三世”说新探

康有为早期社会历史发展观与“大同三世”说之间有着非常明显的前后相承关系 ,前者确定了后者的基本内涵 ,是后者的真实起点。“大同三世”由古老的名词术语到成为康有为社会历史发展观概称的过程 ,实质是对今文经学不断改造 ,使其旧有的概念形式被赋予日渐增多的新思想内容的过程。戊戌政变后康有为重新解释“三世”内涵 ,明确添入原所未有的君主立宪主张 ,仍有其积极意义 ,不宜说成是思想“蜕变”。

“大同之世”的理论基础——《中国伦理思想的承传与发展——邓小平伦理思想研究》评介

中华文明的核心是促进民族平等，实现大同社会．自由和谐地生活在一个统一的社会大家庭中。所以．古代有孔子的“大同、小康学说”；近代有康有为《大同书》中写的“大同之世”；现代邓小平为促进祖国统一．制定了“一国两制”政策，使港、澳顺利回归。与此同时．有的大国却由统一走向分裂，有的小国民族纷争不断．给人民带来灾难。两厢对比，常引起人们的议论和深思。

论康有为设想的“大同”世界——兼与汤志钧同志商榷

康有为设想的“大同”世界究竟是一个什么社会,这是研究康有为的《大同书》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一个最基本的问题.这个问题不但与对《大同书》的评价有关,而且也与对康有为的评价有关.汤志钧同志在《论康有为的“大同三世”说》一文中说:“我在《再论康有为的大同书》和《论康有为〈大同书〉的思想实质》(见《历史研究》一九五九年第八、十一号)中指出,《大同书》是康有为一九○一年至一九○二年避居印度时所撰,《大同书》

大同理想与孙中山对社会主义的探索

大同理想与孙中山对社会主义的探索陶季邑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在从事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走上了探索社会主义（非科学社会主义）的道路。孙中山探索社会主义，固然与他当时受到西方近代社会主义思潮的冲击有关①，但同时亦与他...

从康有为的《大同书》看其婚姻家庭观

康有为(1858—1927)认为家庭不是自古就有的,也不是水恒不变的,家庭是一个历史的范畴.他在《大同书》中论述了家庭的起源和作用,宣扬未来社会必然取消家庭的观点,并提出将来家庭功能社会化的种种设想.

略论《大同书》的基本精神及其原则

康有为的《大同书》是基主要社会政治思想──大同思想的集中体现和全面阐述，它的基本精神是要建立一个“人人平等，天下为公”的“大同之世”，它的基本原则有“天下为公”的公有原则、“人人平等”的人权原则、“去苦求乐”的人道原则，这三大原则之间存在着无法克服的矛盾。复杂的近代中国产生了复杂的大同思想。《大同书》描绘了美妙无比的理想蓝图，但只是个不能实现的“乌托邦”。

早期国民党人对社会主义的探索

20世纪初期亦即从辛亥革命时期到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以孙中山、黄兴、朱执信、宋教仁、廖仲恺等为主要代表的一批早期国民党人一直在探索着社会主义(非科学社会主义).对于这一历史现象,长期以来学术界很少有人从传统文化的角度来进行探讨.本文拟就此课题作点研究.

建构亚太中心文化大区试议

在建设广东“文化大省”的共识前提下,应当以全人类发展的文化视野,树立“亚太中心文化大区”的构想。这一构想,建立在对广东现实状况调查研究的科学基础之上,必将能动地驾驭中国及世界发展的大趋势。它是脱胎于现实的、古代的和外来的文化共生状态的新生命文化实体,拥有以最先进生产力为核心的经济基础和以政治文明制度作为主干的上层建筑,将诞生新的中华民族精神共同体作为每一个体生命的参照系。这就需要系统工程的规划,施展种种重大战略措施。这一大区,将最先迈进中高级社会主义阶段,建成千年大同世。

梁启超论《孟子》

《孟子》是儒家经典之一,是明清科举取士命题、阅卷的重要依据。梁启超对《孟子》写有专文和讲稿,但前后旨趣不同,内容有异。1897年,梁启超在湖南时务学堂讲学,说是“孟子于六经之中,其所得力在《春秋》”,“于《春秋》之中,其所得力在大同之义”。要“渐入大同之域”,就要“自孟子以求孔子”。写有《读孟子界说》,是为其维新变法、改革现状进行舆论宣传的。梁启超晚年潜心学术,多次讲学,写有《论〈孟子〉》手稿,对孟子的性善论、教育思想等都有独到的见解。由于《论〈孟子〉》手稿,《饮冰室合集》未载,知者概寡,致晚近论者未见涉及。今将手稿作简要评价,使读者对梁启超论孟子的前后不同,及其对孟子其人其书的研究,有一系统的了解。

应对城市老龄化的思想资源与现实构想

全球城市人口老龄化的必然后果促使老龄化城市数量不断增加,这在很大程度上已直接威胁到全球的城市化进程。"不忍人之心"是儒家找到的关于人性起源的最终根据,并贯穿于儒家思想和实践的每一层面。从思想史的角度看,儒家对养老问题的阐释与论证,也是以"不忍人之心"为逻辑起点的。从历史经验上看,主要有两种形态值得注意,一是从社会理想角度提出的"大同之世"。二是从社会现实形态上看,中国古代把养老问题解决得最好的是汉代。养老城市建设具体可以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按照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和公共服务发展的规律,率先建设以养老文化为主题和特色的城市文化服务模式。二是按照当代文化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的规律,率先建设以养老文化产业为主题和特色的城市文化产业模式。

康有为“大同之世”的理论建构及其现代价值

康有为的《大同书》是对公羊“三世说”以及《礼记·礼运》篇“大同”核心思想的传承与发展,是对西方科学知识和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吸收与升华,是对佛教慈悲观、儒家仁学思想的熔铸与发展。康有为所建构的“大同之世”的理想社会既有东方文化色彩又极具世界意识,是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充分融合的产物,对儒学的现代转型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中国早期现代化运动中传统资源的转换

中国早期现代化运动中传统资源的转换周积明传统文化在中国早期现代化运动中的作用，是一个极其复杂，难以作出绝对性判断的问题。大致说来，传统文化在中国早期现代化运动中呈现为三种态势：（一）直接支援；（二）强力抗拒；（三）以“解释”为中介发生现代性转换。本文...

康有为谭嗣同的新仁学

仁,是一个古老的哲学命题,也是中华民族历代思想家对人际关系的沉思和伦理道德的调适。从“孔子贵仁”,到孟子“仁政”,再到朱子“仁统四端”,直到近代康有为、谭嗣同论仁,都植根于中国本土文化,追踪时代的脉动,不断更新其内容。从发展形式上观察,中华仁学是开放的而非封闭的,是动态的而非静态的,是新陈代谢的而非一成不变的。孔孟儒家的仁思想是中国古代哲学意义上的仁,而康有为论仁尤其是谭嗣同著《仁学》一书则是把儒学近代化。

中国文化传统的人文精神

中国文化传统源远流长,博厚精深,其中蕴涵着深厚的以人为本即以人自身的自由和发展为终极目的的人文精神。这种人文精神几千年来为中华民族一脉相承,成为中华文化之根本精神和内在灵魂的重要组成部分。

康有为谭嗣同的新仁学

仁,是一个古老的哲学命题,也是中华民族历代思想家对人际关系的沉思和伦理道德的调适。从“孔子贵仁”,到孟子“仁政”,再到朱子“仁统四端”,直到近代康有为、谭嗣同论仁,都植根于中国本土文化,追踪时代的脉动,不断更新其内容。从发展形式上观察,中华仁学是开放的而非封闭的,是动态的而非静态的,是新陈代谢的而非一成不变的。孔孟儒家的仁思想是中国古代哲学意义上的仁,而康有为论仁尤其是谭嗣同著《仁学》一书则是把儒学近代化,用近代价值观念对古代儒学进行了新的诠释和重建,把儒学的思想核心仁从传统引入现代。从仁思想发展的价值取向总体上判断,康有为谭嗣同对仁的新解说,标志着中国古典仁思想的终结和近代仁思想的形成。本文把康有为谭嗣同的仁思想称之为“新仁学”,以区别于前此的中世纪“旧仁学”,并从本质与特征上进行必要的归纳与演绎,以便从哲学思想发展史上审视它推动中华民族价值观念进步的意义。

重论康有为与“孔子改制论”

康有为的“孔子托古改制论”是对历史上“孔子改制论”的修改。运用这一理论，康有为不仅为其领导的维新运动找到理论依据，而且以之作为前提创立他的“儒教”理论，从而使这一论点带有反抗西方威胁的色彩。康有为还通过对“孔子改制”的大显论述，形成了对孔子的不向评价，从而为其大同学说的崛起创造条件，以较为含蓄的方式预告了文化新纪元的到来。